甘孜州为什么不属于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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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孜”在藏语里为“洁白美丽”之意,这个地名最初来源于寺名,当年五世达赖喇嘛派弟子到康巴地区兴建寺庙,并以此为据点弘扬格鲁派教法。

  弟子在寺庙选址时,看见了一处地方堆积着许多白色的石头,便认为是处宝地,便在此建了“甘孜扎西雪珠诺布林”(意为洁白美丽的讲修吉祥宝地)。

  由此,以甘孜寺为中心的这片地方便得名“甘孜”,取代了之前“者雪曼扎通”的地名。

  不过本文所述的“甘孜”,并非甘孜寺所在的甘孜县,而是甘孜藏族自治州,是一个面积15.3万平方公里,下辖1个县级市、17个县的广大地区。

  其实单说起甘孜西藏很多人都有点懵逼,但如果拆开了说一些点,只要是进过藏的,人人都知道。

  318线上的泸定、康定、雅江、理塘、巴塘;317线上的炉霍、甘孜、德格,夹在两条川藏线之间的丹巴、道孚、新龙;散落在南北两翼的色达、白玉、稻城、乡城、石渠,都是甘孜西藏的一部分。

  如果说到旅游景点,那就更是大名鼎鼎了。

  稻城亚丁、贡嘎山(蜀山之王)、雅拉神山、格聂神山、海螺沟、塔公草原、色达佛学院、亚青寺、德格印经院、噶陀寺、白玉寺、八邦寺、松格嘛呢石经城,个个都是藏迷们心中的圣地。

  可以这么说,沿着318国道去西藏,甘孜是最先让你感受到藏地风情的地方。

  

  虽然甘孜州藏风浓烈,那行政上为什么归属四川管理呢?

  这就得从历史沿革脉络上分析了,先秦时期中原与甘孜地区没太多联系,史料记载上基本是一片空白,两边各过各的,相安无事也挺好。

  汉武帝平定西南夷后,开始在川滇地区推行“羁縻”管理政策。

  “羁縻”一词原指套在牛马头上的笼头,政治上就是“以夷制夷”之策。

  唐朝则在贞观四年(630年)平定东突厥后,将羁縻制度推向了高峰,最多时设置羁縻州府达八百多个,分归单于、安北、北庭、安东、安西、安南六大都护府管理。

  虽然羁縻府州具有长官世袭、税收自给等相对独立的特点,但汉官依旧对羁縻州府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所以,最晚到贞观年间,甘孜东北部的地区已在唐朝管束之下,即便这种管理相对比较松旷。

  这也是唐朝对周边羌人“恩威并重,怀柔远人,羁糜治之”,总体策略的反映。

  但随着吐蕃王朝的强势崛起,不断向四川盆地拓展,川西群山之间成了两大帝国争霸的斗兽场。

  于是,生活在康藏地区诸羌有了新的选择,他们在唐朝和吐蕃之间来回摇摆,走过了一段从弃唐投蕃,到弃蕃投唐的曲线。

  天宝年间,唐朝与地处苍山洱海的南诏国交恶。

  750年(天宝九年),南诏国王阁罗凤发兵陷剑南道姚州(今云南省姚安县),杀云南太守张虔陀

  而后,唐军分两次由鲜于仲通、李宓带兵征讨南诏,均遭败绩,十几万唐军全军覆没,史称“天宝战争”。

  这两场大败让唐朝关中、四川、云南的军事力量被大量消耗,间接导致次年安史之乱爆发时,唐朝政府兵力不足,只能从陇西抽调军队防御。

  唐诏交恶后,南诏带着一干附庸彻底倒向吐蕃,吐蕃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这意味着,从川西到滇北,包含甘孜州在内的广大地区,已被吐蕃有效的控制。

  因而百度上说,唐朝时期甘孜处于两国边境拉锯位置是不准确的,唐蕃反复争夺的剑南防线,位于甘孜东北方的阿坝西藏,而不是甘孜西藏。

  而后安史之乱的到来,让唐朝将西域、河西走廊和陇右之地拱手相让,剑南道也只能凭崇山峻岭道路难行苦苦支撑。

  但唐朝的战争潜力依旧不是吐蕃所能比拟,虽然战争态势上处于东西两线作战,但身宽体胖的唐朝最终还是拖死了吐蕃。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崩溃,西藏地区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割据时期。

  

  在之后绵长的岁月里,中原割据朝代和南北宋均无力染指川西,而卫藏地区的割据势力也无力向东拓展。

  康区山河破碎的地形特点,也无法支撑统一的强势政权存在。

  因为,受制于古代交通、通讯水平的低下,崇山峻岭阻隔的康区,管理成本太高,管理结构无法落地。

  因此,康区长期处于大小头人各自为政的状态,同时这种互不隶属的状态下,各势力间不断相互掠夺仇杀,这种生态环境也铸就了康巴汉子彪悍的性格特点。

  此时的甘孜作为汉藏两地的结合部,成了商贾交流的必经之地。无数条茶马古道的线路,像一张大网将两个地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生活在此地的康区藏族(康巴人)因善于经营商业,成了“藏族里的犹太人”

  这种互不隶属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蒙元时期,因南宋剧烈的抵抗,蒙古帝国制定了一条取道西藏、攻云南、据四川、沿江而下的战略计划。

  虽然最后,这一计划没有能够完全实施,蒙古征伐的触角却已伸入了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西藏。

  据《甘孜州民族志》记载:元代所称的“朵甘思”,包含今青海玉树果洛的南部、四川甘孜州、木里县、云南迪庆自治州全部,四川阿坝州西部和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为“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辖区。

  也就是说,元朝时期甘孜再一次被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管辖范围。

  伴随着蒙古军队频繁出入康巴地区,蒙古的部落势力也在此落地生根。

  在不晚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霍尔(“霍尔”是历史上藏族对蒙古人的称呼)部落便占据了以今甘孜县为中心的地区住牧,至明末时,霍尔部落的辖境已经拓展至甘孜、新龙、炉霍、道孚以及德格县和色达县的一部分地区,成为康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常值得玩味的是,虽然元朝政府对西藏萨迦派地方政权无比信任,为了摧垮挑战者,不惜两次携重兵入藏弹压,但在行政划分上却始终不肯将安多、康巴两地拱手相让。

  这其实,就是中央政权在保有多康的基础上,钳制西藏的策略体现。

  之后的中央政府也承袭了元朝的策略,所以才有“稳藏必先安康”的说法。

  

  明清两朝对康巴地区的管理,基本采用了土司制度作为中央管理体系的神经末梢。

  但由于康巴民风彪悍,且山川阻远,不但在各地土司常爆发血腥侵夺,对中央政权也多有抗命。

  清朝时期的平定大小金川七征瞻对便是中央与地方矛盾激化的产物,虽然清朝对康区的用兵常有始无终,但在多次军事行动中各地土司的配合与调整,却让中原与康地的联系愈发紧密,并最终导致清末出现了改土归流的浪潮。

  回溯了包括甘孜在内的康区历史,我们就能知道,某些人在国际上宣传“康区长期由藏人独立管理”的论点根本是无稽之谈。

  别说多康两地,在元朝以后便归属于中央政权直接管理,甚至就是现在行政上划归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长期都不归属于西藏。

  民国六年(1917年)9月,爆发的第一次川藏战争中,西藏地方军队攻陷了川军驻守的昌都(察木多),并继续东侵袭,连克德格、邓坷、石渠、白玉等县。西藏地方政府为此增设了一个噶伦(即昌都噶厦)为首的文武职官系统,常驻昌都。

  1932年7月,西康军队分三路展开反击,藏军全面崩溃,退至金沙江以西。

  由此,形成了西康省与西藏以金沙江为界的局面。以后新中国划分省域时,不过是尊重了民国时期的既成事实,昌都才成了西藏自治区的组成部分。

  所以,甘孜西藏“为什么不属于西藏”的答案,应该是“它本来就不属于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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