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为主，用药简练——郑钦安经典火神派的用药风格
广义上说，一个医家如果重视阳气，擅用附子，就可以称之为“火神派”。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擅用附子，就不能称其为火神派，乃至诸多火神派名家被冠以“某附子”的雅号。所谓“擅用附子”，虽然体现在广用、重用、专用、早用4个方面，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只要广用，即广泛应用附子就可以称之为广义火神派。由此，才涌现了火神派传人各种不同的用药风格，可以说，派内有派。诚然，派内有派这种现象在各家医派中是常见的。
关键是，作为开山宗师，郑钦安的用药有什么特点，研讨他的用药风格，有助于我们领悟较为纯正的火神派风格。同时，作为火神派源头，通过比较看出后世传人的某些用药风格，与郑钦安有什么不同。很明显，这不是简单的处方形式问题，而是学习郑氏学说、明确选方用药的基本功夫，对探讨火神派是很有意义的。
一、选方以经方为主
郑钦安的学术根源于伤寒论，选方用药具有明显的经方法度。他崇尚仲景，尊“仲景为医林之孔子”，“真是仙眼仙心，窥透乾坤之秘；立方立法，实为万世之师”；他熟谙六经，认为“三百九十七法，法法神奇；一百一十三方，方方绝妙”，因此，从理论上他偏重经方，倡用经方。临床选方则以经方为主，有道是“知其妙者，以四逆汤、白通汤、理中、建中诸方，治一切阳虚证候，决不有差。”治阴虚则“人参白虎汤、三黄石膏汤，是灭火救阴法也；芍药甘草汤、黄连阿胶汤，是润燥扶阴法也；四苓滑石阿胶汤、六味地黄汤，是利水育阴法也”。看得出，大多数选用经方，这一点没有疑义。
郑钦安虽然有时亦称“经方、时方俱无拘执”，但作为一个伤寒学家，他确实偏重于经方，“所引时方，出不得已，非其本怀”(《医法圆通·沈序》)。因为时方“大抵利于轻浅之疾，而病之深重者万难获效”，终究倡导的是经方。
二、用药精纯不杂
《伤寒论》中的方剂用药是简练的，113方仅用药93味，平均药味为4.18味，由3~8味药组成的方剂最为常见，占82.3%。其药味加减也是十分严谨的。“今人遇病立方，动辄二十余品，少亦不下十数品，岂知仲景诸名医之心法哉!吾观古人率用成方，加减不过一二味，非有违戾，未尝辄易”(《上池杂说》)。郑钦安运用经方，谨遵仲景法度，用药精纯不杂，每方多在四五味、七八味之间，加减不过一二味、二三味，所谓“理精艺熟，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决不胡乱堆砌药物，更无所谓“广络原野”之芜杂，法度简练。从他自创的几个方剂亦可看出，潜阳丹、姜附茯半汤均为4味，补坎益离丹5味，而姜桂汤、附子甘草汤则仅仅2味，确显经方用药特点。试观其书中治病选方用药，随处可证：
如胀满一症，“予意此病治法，宜扶一元之真火，敛已散之阳光，俾一元气复，运化不乖，如术附汤、姜附汤、真武汤、桂苓术甘汤、附子理中汤、麻黄附子细辛汤、附子甘草汤之类。以上数方各有妙用，肤胀、水胀、气胀、血胀、腹胀皆能奏功”
(《医法圆通·卷二》)。一口气举了7个方剂，其中5个系经方。
治“吐伤胃阳，胃阳欲亡”之证，法宜降逆、温中、回阳为主。“方用吴茱萸汤，或吴茱萸四逆汤，或理中汤加吴茱萸俱可”(《医理真传·卷二》)。
健忘一症，“老年居多”。郑钦安强调，此症“以精神不足为主”，治疗“宜交通阴阳为主”，倡用“白通汤久服，或桂枝龙骨牡蛎散、三才、潜阳等汤，缓缓服至五六十剂，自然如常”，
“切勿专以天王补心、宁神定志诸方与参、枣、茯神、远志、朱砂一派可也”，仍是经方居多。
虽然郑钦安没有留下专门的医案集，但从文献中散见的几个案例依稀可以看出他的用药风格：
如治成都知府朱大人夫人的吐血病，处方：制附片四两，炮干姜四两，炙甘草二两。用的是四逆汤原方：
“予尝治一男子，腹大如鼓，按之中空，精神困倦，少气懒言，半载有余，予知为元气散漫也，即以大剂吴茱萸四逆汤治之，一二剂而胀鼓顿失矣。”
“一人病患咳嗽，发呕欲吐，头眩腹胀，小便不利，余意膀胱气机不降而返上，以五苓散倍桂，一剂小便通，而诸证立失。'
阴证发斑，“法宜回阳收纳为主，如封髓丹、潜阳丹、回阳饮之类。予曾经验多人，实有不测之妙。”
如元气外浮牙痛，法宜回阳，方用白通汤、四逆汤，“若兼头项、腰、背痛，恶寒，于四逆汤内稍加麻、桂、细辛亦可”(《医理真传·卷二》)。
“余每临症，常见独恶寒身痛而不发热者，每以桂枝汤重加附子，屡屡获效”(《伤寒恒论·太阳上篇》)。
看得出，基本上是《伤寒论》原方，即使加味不过二三味，十分精确简练。
综上所述，郑钦安选方用药具有明显的经方法度：选药以经方为主，用药精纯不杂，每方多在五六味、七八味之间，加减不过一二味、二三味，法度谨严。决不胡乱堆砌药物，更无所谓“广络原野”之芜杂，这就是郑钦安的用药风格，具有这一风格者，作者称之为“经典火神派”。后世较为忠实地继承了郑氏学术思想，选方用药带有明显的郑氏风格者，如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黎庇留先生等，堪称经典火神派的代表，观其医案具有鲜明的经方法度和郑氏风格，仔细考究，发现他们大多数医案用药不超过八味，虽非定例，究少例外。
广义火神派与经典火神派在重视阳气，擅用附子这个学术核心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用药风格上则有不同，不具备经方为主，法度简练之风格。
火神正道是钦安。经典火神派是一种较为纯正的学术境界，不是简单的处方形式问题。郑钦安作为开山宗师，是以其著作和用药法度作为标志的。正本清源，学者欲掌握较为纯正的火神派理路，当从郑钦安著作和上述几家医案入手，免得误入歧途。
后世传承火神派者，充其量是流，不是源。某些于经方之外另立一套体系者，可以归入广义火神派行列，但与经典火神派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如同研究伤寒，仲景《伤寒论》
永远是源头，后世传承者即使再有“发展”，甚至“改造”，也代替不了经方原方。
经典的东西可能是简单的。可以说，经典火神派是简捷明了的，只要具有经方基础，用药风格很容易为人掌握。难怪敬云樵称赞郑钦安：“认证只分阴阳，活人直在反掌，高而不高，使人有门可人。”
当然分广义火神派和经典火神派是出于研究的需要，没有褒贬之义。实际上广义火神派开拓了用药思路，尤其是附子的运用，比如祝味菊先生的温潜法，用附子配以龙齿、磁石、酸枣仁、茯神；李可先生“破格救心汤”中四逆汤与山茱萸的合用；补晓岚先生的“补一大汤药”融温辛于一炉，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思路…，都有着一定影响，丰富了火神派的临床经验。
三、药贵精不在多
下面从更广泛的角度，解读一下经典火神派的用药奥义。衡量一个医家医术如何，有个简单的方法，不用看他药开得好不好，只看他的方子开得大小，药味多少。药味少者水平高，药味越多水平越低。一个方子若是开出三四十味来，肯定不足观。古人云，“用方简者，其术日精；用方繁者，其术日粗。世医动辄以简为粗，以繁为精，衰多哉”———
是说医生用药少者，其医术越精；用药多者，医术越粗陋。俗医动辄以用药少为粗疏，以用药繁多为精当，差得太多了。
为什么要以用药精简作标准呢?当然是治病求本的要求。中医讲究治病求本，用药精专，有的放矢，而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景岳全书》指出：“凡看病施治，贵乎精一。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天下之方，活法虽多，对证则一。
...既得其要，但用一味二味，便可拔之；即或深固，则五六味、七八味，亦已多矣。
然虽用至七八味，亦不过帮助之、导引之，而其意则一也，方为高手。”范文甫云：
“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耳。”
俗医动辄20余味，“以繁为精”，自以为得计，许多名医都曾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讥讽，认为是兴师动众，无的放矢，讥为“混沌汤”、“糊涂汤”。唐·许胤宗曾谓：
“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原，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叶天士则云：“近之医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朝用一方，晚易一剂，拒有当哉!”“假兼备以幸中”
句，指责医家不能精审病情，只知多开药味，靠包打围攻，侥幸取胜，不是“以药治人，实以人试药”。
观叶天士《临症指南医案》全书3002张处方中，共用药20021次，平均每方6.67味药，6味方最多，共1209方，占40.27%；其次为8味方，共560方，占18.65%，可见叶氏处方唯精专是务，有经方法度。
俗语说：“药过十二三，大夫必不沾。”意思是说开方若超过十二三味药，这个大夫肯定不可靠。其意与“用方简者，其术日精；用方繁者，其术日粗”相比较，前者更通俗，后者更典雅，两者异曲同工。
须知，随意多安药味，有时候非但不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作用，反而可能一加一小于二，原因就在于那些药物互相掣肘，影响主药发挥作用。系统论的不相容原理指出：“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大时，我们使它精确的能力必将减小，在达到一定阈值以上时，复杂性和精确性将互相排斥。”景岳指出：“若用治不精，则补不可以治虚，攻不可以去实，鲜有不误人者矣。”清人顾炎武以“官多乱、将多败”之理论及此事：“夫病之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术已疏矣。假令一药，偶然当病，他味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愈病之意)，谅由于此。”说明用药贵精不在多。
至于某些医家出于盈利目的，不顾病情需要，随便多安药味以求谋利，就不只是医术问题，而是医德问题了，与图财害命没什么不同。
下面举例证明：
风湿关节痹痛：田某之妻，30余岁。患风湿痹证，右手关节疼痛发麻，自觉骨间灼热，但又见寒生畏。病已10余日，曾服四逆汤加白术、当归等剂未效，疼痛忽轻忽重，固着肩肘，痛甚不休。吴佩衡审病查方，认为乃风寒湿邪杂合而至，阻遏经脉，阳不足以运行通利关节，不通则痛。“虽应用姜附之辛温以化散寒湿，然杂以归、术之壅补滋腻，犹如闭门捉寇，遂使邪气难化。因照前方去归、术加入桂枝、细辛、茯苓治之”，一剂显效，二剂霍然(《吴佩衡医案》)。
胸痹心痛案：杨某，50余岁。患胸痹心痛证，曾服桂附理中汤，重用党参、白术并加当归，服后病未见减。每于发作之时，心胸撮痛，有如气结在胸，甚则痛彻肩背，水米不进。痛甚则面唇发青，冷汗淋漓，脉息迟弱，昏绝欲毙，危在旦夕。吴氏认为此乃土虚无以制水，阳衰不能镇阴，致下焦肝肾阴邪夹寒水上凌心肺而成是状。“然寒水已犯中宫，骤以参术当归之峻补，有如高筑堤堰堵截水道，水邪无由所出之路，岸高浪急，阴气上游，势必凌心作痛。斯时不宜壅补过早，法当振奋心阳，使心气旺盛，则阴寒水邪自散矣”。方用四逆汤合瓜蒌薤白汤加肉桂：天雄片100 g，干姜30 g，薤白10 g，瓜蒌实10 g，公丁香10 g，上肉桂10 g(研末，泡水兑入)，甘草5 g。1剂痛减其半，2剂加茯苓30 g 以化气行水，则痛减七八分，3剂后胸痛若失(《吴佩衡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