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影视转向（下）
三、影视的文化转向
社会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六度空间理论，指平均通过六个人就可以认识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根据Facebook上的最新研究，只需要4.74个人就可以。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地球村实际上正在变得更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紧密。Twitter是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相当于中国的微博。2014年7月9日世界杯上，巴西队惨败于德国队，不管是球迷还是非球迷都在转发这条消息。据说当天的Twitter所发条数创造了历史新高。在今天，信息或新闻的传播与否不一定由其内容重要与否决定，而是决定于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关系。关系很重要，到底我们要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往的世界历史，如果哪个国家发生政变，政变者除了要占据总统府，还要占据这个国家的电台或电视台，通过舆论工具向全国人民发出声音。现在历史要改写了，此前土耳其发生政变，反对派趁总统埃尔多安出国访问发动政变，政变部队占领了总统府和国家电视台，看起来已经胜券在握，但是这位总统在国外用一部手机推翻了政变。他用手机拍摄视频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号召民众推翻政变，演说通过社交媒体传到每一个土耳其民众那里，支持者们纷纷响应，最后他反败为胜。这说明社交媒体有巨大的社会动员力。更匪夷所思的是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希拉里看似已经胜券在握，美国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支持她，但是她没有想到有一位超级网红，利用他的Twitter、Facebook赢得胜利。难怪有人说要成为美国总统先要成为超级网红。
网红是什么，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极具传播力的一个传播者。我们可能经常听到“互联网+”这个词，“互联网+”的本质是供需重构，就是先有需求再有供给。如papi酱的“拯救众人的不开心”，还有罗胖的“有种、有趣、有料”，都是创造一种需求。罗振宇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原是中央电视台的栏目制片人，后来出来创业做新媒体。他策划的papi酱的广告竞拍，一条广告拍卖1200万元人民币，价值超过了春晚单条广告。过去我们认为网络广告是没有电视广告价值高的。由于网红会吸引巨大的注意力，只要你的注意力做的好，其实互联网是一个更大的平台。韩寒和郭敬明这两个人之前都不是电影导演，为什么他们拍这些水平不高的电影，票房会高过张艺谋、冯小刚这些名导呢？因为他们有粉丝！以往我们很用心去制作一部电影，搞好剧本，请明星，拍完以后还是忐忑不安，不知道票房如何。但是他们不用担心，韩寒的粉丝给韩寒说，你赶紧拍吧！郭敬明都拍啦，我们等着看呢。他拍的再差，他们都会去捧场的，因为那是偶像的东西，爱你没商量，这些人就是铁杆粉丝。所以一部影视作品要走红的话，首先要培育粉丝，这个关系就发生了很奇妙的变化，之前整个供需的关系是先有产品再有用户，现在是反过来，有需求再有供给，先有用户再有产品，先有粉丝再有电影，“互联网+”重构了供需关系。
除了粉丝电影还有话题电影，冯小刚导演拍了一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因为他是美工出身，对形式美有一种很变态的追求，他弄一个圆，但他的电影并不很卖座。如何让更多人去关注？于是他就去怼国民老公王思聪，跟他开撕，大家就关注了，哎？他们俩吵什么？就是那部电影？我要去瞅瞅。本来我是不太关注的，但他俩吵起来了，我就关注了，大家茶余饭后都在谈这些，你不看，你怎么加入那个社交圈？你就被旁路了，你就out了。所以现在有很多是因为话题性而引发的传播行为和消费行为。我在没有看《战狼2》之前，我的公众号也想蹭一下热点，当时我没看过，但我看了网上很多讨论，于是我写了一篇《话题电影是好电影吗？——从战狼2说起》，也很多人关注。有时候传播比创作本身更重要。
近两年直播平台兴起，比如韩国一男生直播吃饭、一女生直播睡觉，月收入一万多。网络直播和电视直播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网络直播实际上是一种社交行为。贩卖无聊。就是一种虚拟的社交行为。它不是靠广告，而是沿用了游戏的商业模式。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有很多层次的，最低的最基本的是生理的需求，第二个层次是安全需求，再高一层是社交需求，更高的是尊重的需求，最高是自我实现的需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三个层面，社交的需求，我们通过社交网络获得很多现实生活空间里得不到的资源。
香港中文大学冯应谦教授认为，现在的影视文化与2000年之前的影视文化内容是不同的。纵观全球最受欢迎的影视文化可分为四类：第一种是世界多国提供网络随选串流影片，这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一种网络电影；第二种是好莱坞电影，如《复仇者联盟》；第三种是权利游戏之类的电影台电影，如《权利的游戏》、《盗墓笔记》。第四种就是日本为主的动漫文化。文化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过去20年的第一波文化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这可以从奥运对中国软实力的影响中看到。但最近几年，全球化在欧美的反弹开始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有可能是负面的，可能会在价值观上有些不好的影响。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是：青少年文化会成为未来好莱坞电影文化的主流，而且这个主题也有延续性的趋势。在互联网的空间里，一方面网络影视消解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面临如何传承的考验；另一方面网络影视与传统影视形成共生现象，彼此影响相互渗透；现实空间中的文化精英和主流文化如何入驻虚拟空间？如何在创新和变革中找到结合点？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媒介融合中的文化转向比空间转向更为复杂，它存在一个“延续与断裂”的特殊关系。在互联网空间里，“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并存。
四、嵌入、互动与重构
（观看短视频《品城记》网络视频怎么做？听听曾未怎么说（上）网络视频怎么做？听听曾未怎么说（下））我们看到里面除了吃，就是一些小人物、底层人物，在生活里这种人很多，没有高大上，都是很生活化的东西，甚至是有点痞气，但是你会觉得很接地气，这种节目给我们一个另类的视角。在互联网上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艺术的表现形式，这种文化在电视台上是看不到的，但是他（主持人）在网络上就能成为网红，让我们认识他。将来你们做视频要接触这种文化转向，跟我们在电视机前看的节目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重新认识和思考这种影视文化。那么，这种文化与主流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虚拟的空间与现实的空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我们需要探讨的。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空间的转向，一个是文化的转向，重要的是这两个转向之间的关系。空间转向不再局限于原有的理论与实践，我们现在学的理论不一定能解释这些，而是要置于整个文化环境和时代变迁之中，置于它与此环境的关系中予以界定。比如有一部韩剧，没有在中国任何一家电视台播放过，只是在网络上播放，热播后让国人知道什么是啤酒炸鸡，谁是都教授，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文化入侵”。通过互联网这么大的传播力，以及所产生的文化认同，让我们感觉到传统影视已经在衰落。前一段开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年会，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学术活动，但学者们借用了鹿晗的话做广告：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是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的活动。这种文化的侵入到主流文化里面，我认为主流影视文化要嵌入到两个系统里：一个是整个文化的大环境里面，再一个是互联网空间里面。这种“双重转向”的过程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状态。
有一部特别火爆的影视剧——《人民的名义》，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传播的裂变，构建了一个网台融合、影视转向的传播空间。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文章来蹭这个热点，举几个例子：1、干货型：《人民的名义》虽然已经完结了，但剧里剧外高晓琴的穿衣搭配可以学起来，这是一个生活服务类的文章题目；《人民的名义》火了，一定要告诉家长“哭穷”教育危害有多大？如何跟孩子谈钱？还有观点型：你不努力，你的孩子终将活成祁同伟；什么样的女人适合当李达康的老婆？你一看到这样的题目你就想打开看。一部剧火成这个程度，对整个社会、整个互联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也在过去是匪夷所思的，已经渗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情感、家庭等。
今年热播了一部纪录片《二十二》，这部电影是一个关于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幸存“慰安妇”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生产方式完全是媒介融合的产物，它打破了传统生产和资本投入的方式，是由一家电影公司在市场上寻找合作伙伴，进而通过互联网众筹去融资，并推进它的发行。这样的方式，如果没有媒介融合，没有互联网，在以前是无法想像的。还有你们覃晴老师的同学，他在法国通过互联网众筹的形式拍摄了一部电影。他想拍一部艺术电影去参加电影节去拿奖，但是他没钱，怎么办？传统投资的渠道很单一，投资人可能会认为这部电影不一定有很好的商业回报，他们不愿意投钱，但是有不少人喜欢艺术电影，而且成本很低，我就去发动喜欢看这个电影的人给我筹钱，也给他们一定的回报，最后他的众筹成功了。所以我认为，改变的不仅是影视生产和传播，还有资本运营的方式。还有，网络平台对电影的评分，也深刻的影响了影视生产，比如很多观众会习惯性先去一些网络平台上看看某一部电影或者电视节目的评分如何，再决定是否去看这些作品。所以互联网空间在引导和影响着现实空间的影视文化。
我个人觉得，一个节目不论是拍美食拍美景还是拍美女，其实最重要的是拍人，一定是最真实最人性的东西，看过才会值得回味，才会有更好的传播更深的影响。学影视的人拍出的节目，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非常重要，是每个学生都要思考的问题，如果没有灵魂的东西，做的节目肯定是上不了档次的，也不可能走的很远。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空间转向和文化转向里，影视除了能生存下去活的很好之外，也需要慢慢找到一些方向，避免走弯路。中国影视不在转向中湮没就在转向中湟磐。一个有生命的影视作品一定要在转向中找准自己的方向，怎么去做得好看，让人看了叫好，是每个学习影视的同学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大家想深入学习的话，可以看我两本书：1、《媒介平台论》是对新媒体的理论探索；2、《融合与转型：重构中国电视》，能了解中国电视未来的发展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