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恒福路银行疗养院二期工地M21号西汉中期墓出土微雕多宝串饰
广州市恒福路银行疗养院二期工地，M21号（2001BHM21）西汉中期墓出土琥珀狮形饰、胜形饰等各种珠饰、印章
【名称】：琥珀狮形饰、胜形饰等各种珠饰及印章
【年代】：西汉中期
【尺寸】：见文中摘要
【出土地】：2001年，广州市恒福路银行疗养院二期工地，M21号（2001BHM21）西汉中期墓出土
【收藏地】：广州市南汉二陵博物馆藏
【特征】：主要由金珠、水晶、玛瑙、琥珀、石榴石等组成的项饰。
根据广州考古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号发表的文章摘要如下：
2000年（由于一直没找到正式的考古简报，文中部分资料及其它书籍介绍说是2001年，这里就用原文的时间），广州市恒福路银行疗养院二期工地发现汉代墓葬。M21号（2001BHM21）西汉中期墓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竖穴分室木椁墓，随葬品有72件（套），除了常见的陶器，还有铜器以及金银玉石器等。
考古工作者对比《广州汉墓》中同类型的墓葬形制、器物组合，排列分期，判定这是一座西汉中期墓，属于同时期中陪葬品较丰富、等级较高的墓葬。
根据《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统计，广州出土珠饰的68座西汉墓，仅10座为西汉前期墓，其余58座均为西汉中后期墓葬。西汉中后期墓出土珠饰的数量与种类较西汉前期墓丰富许多，这种现象，应与汉武帝时期加强与海外诸国通商贸易往来有关联。汉武帝平南越后，派遣船队前往东南亚、南亚，开辟了官方的海外贸易通道，广州濒临南海，是汉朝与东南亚、南亚交通往来的重要贸易港口。海外的奇珍异宝进入中国，首先在广州、广西合浦等沿海口岸登陆，再由此集散，辗转流传。因此广州、广西合浦等地出土的珠饰在种类、数量上，远超同期国内其他地区。恒福路银行疗养院M21出土的珠饰，绝大多数属于海外贸易中的舶来品。
M21号墓中出土的这条由各种半宝石和玉石类珠饰组成的串饰，由于目前没有找到相关的考古简报。笔者根据《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描述摘要如下：总数114颗，出土于棺位西侧一残漆匣内，有金珠10颗（十二面焊珠金球1、胆形8、算珠形1），紫水晶6颗（圆形2、凸镜形3、榄形1），不规则双锥形黄水晶2颗，淡绿透明不规则棱柱形绿柱石2颗，石榴石33颗（圆形31、系领形2），玉珠4颗（青绿色璧形3、白色鸟形1），琥珀珠8颗（椭圆形2、圆墩形1、凸镜形1、胜形2、狮形2），圆形绿玉髓珠1颗，红玉髓珠29颗（榄形28、算珠形1），玛瑙珠4颗（缠丝榄形3、白色圆鼓形1），红色、绿色、蓝色小玻璃15颗。
另外，根据《铢积寸累：广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选萃》描述如下：出土时已散。计有橙色玛瑙小珠4，纺轮状鸡血红玛瑙小珠1，紫色玛瑙小管1，褐白丝蚀花玛瑙小管一，青白和橙色水晶大珠各2，青白和紫色玉珠各一，青白玉璧状和小鸟状小玉饰各1，纺锤状小金饰8，纺轮状小金珠1，馒头状琥珀饰1，榄形、琮形和虎形（实际为狮形）琥珀各2。
考古所将墓中出土的两件琥珀印章标注为“蛙钮”（上图）。在考古所及各种书籍资料中将其定为一枚“龟钮”、一枚“蛙钮”。之前笔者只见一枚“毛君明印”的龟钮印章，一些资料中记录的另外一枚无字“蛙钮”印章却一直未见相关图片或实物。
在《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一书中还将“毛君明印”琥珀龟钮印章的印面，与另外一件其它材质的龟钮印章进行了“混配”（上图）。
直到后来，在广州考古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号发布的这篇有关此墓出土珠饰的文章中，才终于见到这枚传说中的“蛙钮”琥珀印章。根据笔者多年的经验，第一眼看到这件“蛙钮”琥珀印章的图片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这其实是一件头部残缺的“兽钮”琥珀印章。笔者现在做了一张图，用图片解析这件“兽钮”琥珀印章的真身（上图）。所以，根据笔者多年的经验，这两件琥珀印章一件为“龟钮”，另一件应为“兽钮”。
除了广州，广西合浦也出土有琥珀印章。从印文可以判断，这类器物是在本地制作。有学者研究表明，汉晋时期中国境内琥珀还未得到大规模的开采。汉代的琥珀原料绝大多数来自域外，通过样品检测，广州汉代琥珀珠饰的铁含量高的特征与缅甸的琥珀是一致的，表明其原料可能来自缅甸北部，此地区在两汉时期属于汉王朝势力范围。由于目前采用的检测仪器无法分析出有机类样品成分，不排除有的琥珀来自波罗的海、地中海的可能性。广州、广西合浦等南方沿海地区发现的琥珀制品若是来自这些地区，由陆路输入的可能性很小，从海路辗转输入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M21号墓出土的龟钮琥珀印章和兽钮琥珀印章具有典型的中原风格，这种龟钮琥珀印章在合浦地区也出土过几件，龟钮和兽钮琥珀印章在中原地区出现相对多一些，但东亚南目前未见相关资料。所以，目前笔者的看法是：琥珀原料进入两广和中原地区后，在当地加工制作成印章使用的。
其实，从后来东汉出土的各种兽形饰，及至其它的一些饰物在造型上可以看到已经“中原化”，特别是狮形饰和胜形饰吸收后融合到了中原文化中，形成了像虎形、天禄和辟邪类富有中原文化特色的新饰物。
根据笔者的经验，广州出土的这串珠饰中，各类饰物不管从材质还是造型上都是充满了异域风格，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些珠饰都是由域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其中两件琥珀狮形饰的造型与合浦地区同时期出土的狮形饰在造型上基本上也都是一样的，有非常深厚的异域风格。这种异域风格的狮形饰在广西合浦地区出土的兽形饰中占了主要部分，而同类型饰物亦出现于东南亚地区。相反，在中原地区出现的概率非常小，出现大概率的是相对更“中原风格”的各种兽形饰。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这种狮形饰主要源于海外。
同样，在这串珠饰中还有一件玉质的鸟形饰和几片玉质的圆形片状珠饰，同样的珠饰亦出现于广西合浦母猪岭M4号墓。这种造型亦充满了异域风格，其造型在中原地区的同时期墓葬中未见，就算有也可能肯定是通过两广地区中转进入中原。类似的玉质饰物在两广地区出现的并不多，中原地区更鲜见。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亞”字形“胜形饰”，这种饰物笔者已经写过专门的文章，认为亦是由域外传入，在此不做详细解析。不过在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时间条件，就是M21号墓考古学者定为西汉中期，这个时间证据已经足够说明这种饰物是由从海外传入两广地区的。另外，同类型的饰物还出现在东南亚地区。这些都足以说明，M21号墓出土的这两件琥珀“狮形饰”和两件“胜形饰”，是与其它各种材质的珠饰一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两广地区的。
因此，笔者认为，这串由114颗各种珠饰组成的串饰是西汉中期由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贸易从海外传入广州。
除了以上这些饰物外，目前笔者收集到M21号墓的其它饰物资料仅为一枚金戒指。有关M21号墓更多更详细的资料笔者寻找了四年，目前这算是最全面了。待日后如有更多资料后再做更新。
文章中图片及黑色字体为引用广州考古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号发表的文章及《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和《铢积寸累：广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选萃》两本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