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丨如果与一个男人的性爱使我感到快乐， 为什么要拒绝这种快乐？

　　

福柯与同性男友达尼埃尔·德费尔

　　同性恋、S/M、快感的无限可能性

　　人的感官世界原是一片混沌，在混乱之中，原初的人接触到各种偶然的刺激，体验到各种偶然的感觉，在无限之中迷醉、眩晕，在狄奥尼索斯的洪流中肆意张狂地舞动，挥霍着意志与生命。直到规范的、塑形的、阿波罗式的精神与力量逐渐产生出来。感觉得以被规制，生命看似获得了维持。短暂的欲望之流的倾泻与爆发被愈发理性的对快感的规训代替，人随时面临着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一端是在短暂的生命力量的喷涌之后速朽，一端是在延长的颓废之中虚无地永生。在二者之间如何取舍？中庸与适度并不被福柯们视为向往之法则，他们在对现代文明或多或少的批评中，在某种程度上总要向原初的混沌经验复归，重新为人找回那未经限制的无限可能性，这反而成了一种从现代文明规范中的越界。在这种回归与越界中，人至少不再死气沉沉。

　　福柯在爱与欲的极限体验中不断体验着向着原始混沌的回归和对固有文明规范的越界，这些活动在带来快感体验的同时，也蕴含着哲学意涵。福柯首先是以同性恋的身份进入这种快感探索之中的。同性恋在福柯那里，不仅是思考的对象，也是一种他自己的现实性，或者说，恰恰是这种现实性，才引发了他日后对同性恋的思考。福柯能够被我们指出名姓的伴侣，首先是让·巴拉凯。他在与福柯共同经历了肆意挥霍的放纵生活——无限制地饮酒、S/M——之后，终于忍受不了这近乎迷狂的混沌状态了。他选择结束这段恋情，退回到自己能够承受的界限之内。然后是福柯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之一，达尼埃尔·德费尔。他与福柯终生相伴，忠贞不渝。

　　像所有亲密的朋友关系一样，他俩的关系也几经起落。但德费尔自始至终对福柯忠贞不渝。一位认识他们俩的朋友说：“我觉得达尼埃尔是真心爱他的。”（《福柯的生死爱欲》）

　　同时，福柯也感到很难离开德费尔……福柯承认：“我觉得，当我需要找到他并和他说话的时候，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去这样做——绝对不能。”（《福柯的生死爱欲》）

　　一些古希腊先哲在赞美同性之间的爱情时，往往强调其中双方近乎平等的地位以及在精神层面上的相互吸引与相互助益。福柯与德费尔之间的情感，也有着这样的成分。作为一名火热地投入到政治运动中的学生斗士，德费尔“紧张而投入的政治生活作风”令福柯着迷。二人相识之后，不仅是恋人，还是共同事业的合作伙伴，例如“监狱信息小组”的创立与活动。哲人理想的爱情往往与亲密的朋友关系难以区分，从古希腊，到弗洛姆的《爱的艺术》都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称，相似者之间的友情是最善好的情谊。大概两个人若非唐璜式的热情与快感的永不停歇的追求者，他们在短暂的热情之后何以不只是依靠道德强制维持一段关系，同时也不仅仅将爱欲视作身体快感的满足，那么就需要类似友情的成分的注入。而同性之间的爱情，在古希腊人看来，脱离了身体必然性的束缚以及传统习俗道德的强制，则更有益于平等的双方实现哲人笔下的善好之爱。

　　不过，在古希腊人对同性恋的赞扬中，秘密地隐藏着对女性的轻视。因为在他们善好的爱中的双方，是超离于家庭这一必然性之上的，自由的公共领域之中的活动者。而处于公共领域中之人，皆为男性。女性仍然居于必然性的层面之中。这当然与古希腊女性所处的社会状况与地位有关。但在今日，在女性与男性具有同等的地位之时，古希腊人所赞颂的这种爱情完全可以在异性中实现。我们今天再来审视古希腊哲学家的“善”的爱之时，它已经可以与性别无关了。

　　同性恋在福柯所处的时代尚属一种“异常”。福柯作为同性恋者，也尚属“异常”者中的一部分。这也使得他得以直接获得“异常体验”，进而从规范的界限之外反观规范本身。这是一条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道路。福柯不是如康德一般从考察理性自身开始，为主体设定界限，而是沿着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的路径，从包围着理性之岛的外部，即非理性的汪洋大海开始，从外界一步步逼近界限，进而审视界限之内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如何将界限建构出来，并宣称且实际上也成为了立法者与统治者。

　　所谓“异常”，在福柯那里，不过也是建构出来的。福柯考察疯癫、犯罪、同性恋等等状态，我们笼统地将其称为“异常”，这种“异常”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正如福柯的一篇访谈的题目“疯癫只存在于社会之中”。或许可以认为福柯持有一种“强建构论”，它不承认任何先验的本质甚至依循“自然”设立的规范。一切事物都是被建构出来的，一切事物都仍然存在着被继续建构，或解构，或重新建构的可能性。当异性恋的权威被确立起来时，社会便依据这种情感形式划定了一条界限，在这条界限之外的，都被划归入“异常”之中。

　　同性恋本身作为一种情感形式，属于多种可能性之中的一种。当然，在当时，同性恋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形式，还是一种运动，一种政治。它追求这样一种社会氛围，即在其中，同性恋与异性恋都被重新视为情感形式的两种可能性，更确切地说，是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两种。同性恋不再被视为“异常”而受到压抑，异性恋也不再被视为唯一的正常。当然，实际上，正常与异常的对立，应该在这个领域彻底消除。

　　在某种意义上，福柯实际上暗合了精神分析理论。在弗洛伊德看来，儿童实际处于“多形态的性变态”的状态之中。（所谓“变态”与我们上文中使用的“异常”一样，都是与“正常”“常态”相对的，作为一种权宜的术语运用。我们不赞同其中隐含的道德意涵，只是在概念意义上使用这些词汇。）也就是说，儿童没有一个先天的、固定的性取向，他面对的，是无限的可能性。他是一个可以被塑造，也等待被塑造的个体。外界的各种偶然性、各种影响都在建构一个人的特性的过程中起着作用。（当然，要追究一个人在什么状态下是一张纯粹的白纸，这很难确定。可以说，一出生下来，婴儿面对的情景就开始起到建构作用了。甚至未出生时，各种外界环境也不能说没有起着建构作用。）而一个人最后成为什么样子，也是逐渐被塑造、建构出来的。（当然，在什么时刻说一个人就成了一个人，他不再变了呢？可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时刻。人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很难说有一个时刻，他就成为了那个“本真的”自己。我们当然会发现很多人从某个时刻开始，确实不再怎么变化了，他的个人“类型”固定下来了。固然，我们时刻能够体验到自己身上的种种必然性，好像自己注定要成为某个样子，也永远会是某个样子似的。但改变之困难也不能说明完全无法改变。一个人，往往是他不去改变自己了，而不是他不能去改变自己了。）

　　如果按照福柯的思路推论下去，那么会得到一个或许会令许多人不满的观点：同性恋并非一种“天生”的自然状态。毕竟，用“一个人的同性恋特质是天生固有的”这一观点为同性恋的合法性辩护是一个强有力的论证。但福柯既然不承认任何先验的本质，也就不会承认人天生就具有某种固定的特质。福柯思想中的人，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的。异性恋不是先天的，同样，同性恋也不是一个人先天的固有状态。在“多形态的性变态”的状态之下，每个人都有成为某种状态的可能性。可以说，每个人天生都同时蕴含着同性恋或者异性恋以及其他状态的可能性，而并非只有只能成为其中一种的必然性。

　　但这当然没有取消同性恋本身的合法性，反而从另一个角度上为其存在做出了辩护，不管从统计意义上——不处于正态分布中的值仅仅是一个在统计上偏离均值的数字，而不应蕴涵着任何道德意义，还是从美学意义上——缺失了各种可能性，是无趣的。

　　这样，我们也可以理解，福柯为何反对同性恋解放运动所谓“出柜”的策略。

　　在福柯看来，这一策略的毛病是显见的，这就是：它主张人人都有一个多少固定了的性身份，而且这种性身份是应当公开承认的。这种主张早就被福柯否定了。他在1982 年一次和同性恋行动主义分子的会谈中指出：“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关系，不是认同的关系，而应该是变异的关系、创造的关系、革新的关系。保持同一，实在令人腻烦。”（《福柯的生死爱欲》）

　　同性恋不应被当作一种“固定了的性身份”，它是无数的可能性中的一种。在这里，福柯甚至更为极端地推进了一步。在福柯看来，性取向不仅是一个人可以从多种可能性中选择的一种，而且一个人可以通过对性取向的选择而改变自己。此刻我们隐约又听到了强建构论者的宣言：一切都是建构出来的，（所以）一切都是仍旧可以被继续建构的。福柯不仅认为，人的性取向不只局限于异性恋一种可能性，而且似乎认为，同一个人的性状态甚至不必一直同一。所以，同性恋者，甚至所有人都应该询问的不是“我是什么，我的性状态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问题，而是应该询问“我能成为什么，我可以创造出怎样的自己？”。

　　正像他在公开场合下始终一贯地主张的那样，他坚决反对把“同性恋问题归结为‘我是谁？我的欲望的秘密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认为最好是这样来提出问题：“‘通过同性恋，可以建立、发明、增殖、调整哪些关系？’”（《福柯的生死爱欲》）

　　另外，“出柜”的行为策略，也揭示了现代文明状态下人的一种典型行为方式。现代人抑制不住地要袒露自己的内心，直接地表达愤怒、爱意等等情感。现代人把“发声”看得无比重要，甚至如同行动本身一般。现代人的诉求方式，就是把目的直接坦白出来。这种现代人的“情感状态”或“行为模式”，来源于基督教的坦白仪式。而古代人（或至少是福柯或我们想象中的古代人）一方面有一套不直接显露真情的情绪管理方法。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行动的“艺术”来达到目的，而非通过直接指向目的的坦白。现代人诉求什么，他就直接将诉求本身言说出来，而古代人不会这样（甚至不能说古代人压抑袒露内心的冲动，因为很可能这种冲动在他们那里尚未形成），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目的，在他们那里，指向目的的行动仍然是向无限的可能性敞开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福柯对解放前同性恋生活的态度有关。

　　“你可能不会相信，”福柯答道，“我实际上很喜欢解放前的同性恋生活。那时一切都是比较隐蔽的，像某种地下的兄弟情谊，很刺激，也有点危险。友谊有很多意义，它有很多信任的意味。我们互相保护，按一些秘密准则互相联系在一起。”（《福柯的生死爱欲》）

　　福柯仍旧迷恋那种“非法”的同性恋生活。在“非法”状态中的同性恋“地下”生活，暗含着一种“偷情”的风味，又近似于一种越轨体验。在这之中体验到的，是一种危险的愉悦，它比完全“合法化”的状态更为刺激。

　　但如果按照福柯对性状态的设想，同性恋实际上已经无法满足他的理论要求了。

　　“我认为‘同性恋者’这个词已经作废了，”瓦德追忆福柯当时的回答，“因为我们关于性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我们对快感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被一套强加给我们的词汇限制住了。人既不是这种人也不是那种人，既不是同性恋者也不是异性恋者。我们称之为性行为的东西有一个无限广阔的范围。……”（《福柯的生死爱欲》）

　　同性恋在福柯那里，从理论上讲，它的反抗意义要更为重要。这在于，同性恋首先是对传统的、固有的“异性恋”道德规范的反对。它反对理性赋予某种状态以“规范性”，从而将其他状态视为“异常”并排斥之。它反对社会用一种可能性，去压抑、限制其他的可能性。这种反对意义重大，它是通向向无限可能性敞开的快感体验的第一步。而福柯也不止固步于此，他要继续向前走一步。他从同性恋迈向了S/M。（将同性恋与S/M区分开来，仅仅出于一种叙述上的需要。实际上，二者之间并不能明确地划分出界限。）

　　1975年，福柯首次造访加利福尼亚的同性恋社区，从此便迷恋上这里的S/M活动，此后也屡次造访此地，甚至不惜冒着死亡的危险。这些经历对福柯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S/M对于福柯而言，是一种身体快感的体验形式。传统的性快感体验，将快感在身体上的来源区域集中于生殖器官。而S/M将身体的任何部分都作为快感的来源。在极端的S/M中，甚至排除了生殖器官的接触，也就排除了性快感。所以，S/M是一种快感的“非性化”。

　　使自己的肉体成为一个产生极其多样的快感的场所，同时又使它摆脱对生殖器官尤其是男性生殖器官作用的依赖。（《福柯的生死爱欲》）

　　性快感是身体快感的一种可能性。在福柯看来，我们的把身体快感局限于生殖的性观念与性习惯，并非人天生、自然就具有的，这同样是社会对人的身体与性的塑造的结果。在这个塑造的过程中，体现出的则是一种权力关系，它将性快感置于“合法”的地位，而压抑其他的快感形式。因此，当性快感成为身体快感唯一“合法”的可能性时，就形成了一种“生殖器官的君主专制”。

　　S/M的哲学意义，就在于打破这种“生殖器官的君主专制”，反对“生殖—快感”规范，重新揭示出快感的各种可能性，并在更宽广的范围之内探索，或者说重新探索快感的各种可能性。这与同性恋的意义是相类似的。不过一方面，实际上S/M活动并不局限于同性恋，还存在于异性恋之中。另外，它对人们固有观念的颠覆性要更强。

　　“我认为S/M比这要丰富得多；它能切实地创造出快感的各种新的可能性，人们以前对此竟一无所知。”（《福柯的生死爱欲》）

　　精神分析中关于儿童的性状态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福柯做出理论支撑。在“多形态的性变态”的儿童期，儿童也将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看作快感的来源。S/M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对原始快感的混沌状态的回归。儿童逐渐成长，要经历口腔期—肛门期—性器期的成长过程，快感区域不断变化，最终局限于性器官。这个过程，实际上就可以被看作文明对人进行规训的过程。在其中，快感的可能性逐渐缩小，最终集中到一个固定的范围中。而福柯的S/M理论现在所要打破的，正是这文明加于人的快感区域限制。

　　当快感的固有局限被打破，它的塑造就面临着无限的可能性，而它到底能够成为什么样子，容扩多大的可能性范围，则取决于人为它塑造出多少种可能。福柯的同仁德勒兹和加塔利甚至设想出了一套制作崭新的“受虐淫肉体”的方法，它无疑要力求从身体这一更基础的层面摆脱文明对快感的既有限制。福柯也向往这种极美的肉体。当然，德勒兹更多只是在观念中设想，而不会付诸行动，福柯则在实践中不断体验着快感的各种可能性。最初，在S/M中，快感具有如此多种形式，让福柯惊讶不已。他欣喜若狂，并马上热情、忘我地投身于其中，在痛苦与快感之间穿越游走，突破的意识界限，在销魂的体验中探索快感无限崭新的可能性。

　　这一切的理论基础，仍旧是福柯所持的强建构论。在极端的建构论之下，不仅我们的观念与意识是由社会塑造的，我们的身体与无意识也是由社会塑造出来的。甚至于说，生殖器官的生物学功能，以及其他器官的基本功能，也是社会塑造的结果。这种建构论，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反对任何先天固有的本质、规范，反对形而上学的目的论传统。举个例子，传统的目的论会说，人有眼睛，是为了看，看是眼睛存在的目的与意义。但建构论会说，人是因为演化出了眼睛这个器官，才具有了视觉这种接触世界的方式，进而将其定义为“看”。

　　既然身体是塑造而成，那么它就可以继续被重新塑造。而塑造出的身体，也面向着再被塑造的可能性。快感不再束缚于某个先验的本质，而是向无限的可能性展开。而它具有的可能性能够达到什么样的范围，取决于我们的行动能够为存在塑造出多大范围的“本质”。生成着的存在没有外界赋予的本质，生成着的存在本身就是它的本质。

　　建构论为福柯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福柯在快感探索上的“诱惑”与指引，则是他对“极限体验”的追求。极限体验，要求超越任何事物的边界，探索边界之外的各种可能性。正如理论上的建构论不承认任何本质与规范一样，极限体验也决不固步于任何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的限制。极限体验不承认固有的本质与界限，而是在不断的越界行动中创造本质与界限。在这一点上，福柯反而极像一个存在主义式的行动者。

　　越出界限，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危险。如在尼采那里，阿波罗力量的作用之一，就是为直面狄奥尼索斯式混乱的世界的人划定一条界限，同时也提供一个保护层。人们得以在这层保护之中维系自身的个体性——就如叔本华的那个比喻，即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安坐于一叶扁舟一般。福柯恰恰不愿稳坐于界限之内，而总要伸手试探那无底的深海。他一生游走于界限之上，不断通过极限体验越出界限。恰是这样，他能——但是在痛苦之中——体验到常人所无法体味的快感，看到别样优美的风景——但这种风景是暴风骤雨洗礼过的透彻，而非微风吹拂过的恬静。

　　那么，与此相伴而来的，毁灭的危险呢？

　　他无所畏惧。

　　毕竟，“从存在中取得最大收获和最大乐趣的秘诀，就是过危险的生活。”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