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问鼎”汉州

《法音》杂志2019-3刊发拙稿《广汉开元寺寻古记》。今年春节期间，偶过广汉游玩，又去观摩了那一口梁思成等于80年前亲临观瞻的宋代开元寺铁鼎，由是想到拙著《1939最后的乡愁》中的相关章节，尚有未臻完善之处，于是草撰此文（发表时有删略）。希望来日拙著三版重印之际，能把这些新的发现与考证增订进去罢。

“问鼎”汉州

——广汉开元寺遗存宋鼎及其它

肖伊绯

　　据考，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即以年号为名。南北各地纷纷奉诏建寺，苏州、杭州、泉州、扬州、邢州、宣州等地创建（或由本地古寺改名）的开元寺，香火犹盛，有些至今犹存。

　　原本归辖于益州（今四川成都）的“汉州”（今四川广汉，武则天时代置州），亦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创建开元寺。不过，此寺于元代毁于兵变。据清代嘉庆年间（1760—1820）撰修《汉州志》记，有州人周文彬提及此寺重建境况，文曰：“广汉城内有开元寺者古道场地。国朝定鼎以来，其开山法空，建经楼一座。至僧文庵建东西廊，而缺前殿。文庵之徒大睿与孙通圣，于雍正三年建前殿。殿成，中塑释迦牟尼像一尊。”

　　据此可知，广汉开元寺虽创自唐代开元年间，至清代雍正年间重建时，已属仅存其名、重新建造的境况了。这所清代重建的开元寺，在当时有一定规模，景致宜人，被《汉州志》选入“汉州八景”之一；因寺内种植桂树，金秋季节，桂子飘香，香溢满院，故美其名曰“禅院桂香”。

　　据传，寺内植有古桂一株，每值花开，异香四闻。宋代程向任汉州刺史时，尝宴客于开元僧舍，酒方行，人欢言佛光见，观者相腾践不可禁。向安坐不动，顷之遂定。其二子程颢、程颐（均为儒家理学之祖）侍其父并讲道于开元寺侧。可见，清代“汉州八景”的选定者，不但考虑到了寺内植有古桂飘香之自然因素，还凭借了宋代硕儒程氏一族曾在寺中宴游讲学事迹的人文因素——自然与人文因素两相结合的拈提，对这地处西南一隅的古寺而言，当然也因之大放异彩、声名远播了。

　　有清一代，对“禅院桂香”一景，赋诗咏叹者众，其中较著名者，为四川罗江（今四川德阳市罗江县）举人李调元（1734—1803），留有《游开元寺赠慧眼长老》一诗，诗云：

看山看水何时了，奔北奔南若不休。

却冒风雨寻慧眼，自怜霜雪半盈头。

一片桂影新留月，满院松声正送秋，

记取去年曾到此，开元读遍藏经楼。

　　此诗末句所谓“开元读遍藏经楼”，乃是指罗氏本人曾至开元寺藏经楼一游。或因藏经楼畔，桂香馥郁，亦名天香楼。此天香楼下，置有一口巨硕铁鼎，形制奇诡。不过，开元寺藏经楼（天香楼）下置有巨鼎一事，包括李调元诗文及《汉州志》内倒没有明确提及过，这还需要待到近两百年后，另一位著名学者的到访，方才为世人所知。

　　原来，1939年，梁思成等营造学社一行正在四川省境内开展古建筑调查，至当年11月18日，抵达广汉。当天下午二时，他们对广汉境内的一些文物古迹，进行了实地调查。当时，随意搁置于房湖公园中的一只巨鼎，引起了梁思成等的浓厚兴趣与高度重视。这只巨鼎，正是从当时已经毁亡无存的开元寺中移置而来的，正是寺中藏经楼下的那只巨鼎。

　　后来，在整理四川古建筑调查图档之际，梁思成为这只巨鼎郑重写下评语，将其纳入《西南建筑图说》之中。须知，由梁思成亲自甄选出来的此图录中107处古建筑（古雕塑）中，这只巨鼎是唯一入选的金属铸件。严格说来，这只巨鼎虽然形制奇诡，确实稀见珍罕；可它能入选《西南建筑图说》，却着实让人难以理解。因为它既非建筑本身——木结构、石质建筑、桥梁等，亦非建筑附属艺术——陵墓、摩崖造像、雕塑等；还不是建筑图像遗迹——有建筑物形象的壁画、画像石、画像砖，或以建筑物为模型的陶器、石器等。那么，这只巨鼎，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与魅力，能让梁思成这样的著名建筑学家怦然心动、特别拈提呢？且看《西南建筑图说》中的梁氏评语，原文如下：

开元寺铁鼎

寺在县治东北隅，创于唐开元间。元季毁于兵。清乾隆中重建。现改幼稚园。寺旧有天香楼，楼下铁鼎一，现移置公园内。鼎高一公尺有奇，径约一公尺半。下为兽足六，其上端饰以虎首，现缺其一。自足以上鼎身内收而上缘外哆，形制简劲，所铸雕饰，亦娟秀动人。鼎口铸“皇宋绍兴十四年天元甲子四月二十二日州人严伯奇应志远等敬献本州开元寺大悲殿前永为焚献”四十一字。所云“天元甲子”，盖指高宗南渡后，中兴第一甲子（公元一一四四年）言也。

　　梁思成郑重写下的这两百字评语，可谓将广汉开元寺史迹之仅存——开元寺铁鼎的前世今生，深入浅出、明晰真实的勾勒了出来。也可以说，正是因此鼎“形制简劲”，与梁氏一贯推崇的中国古建筑汉唐时代的“豪劲”之风一脉相续，才让其见之欣然，为之动容，至为珍视。于是乎，遂将此鼎所表达的“简劲”精神，也引以为鉴，将其视为某个时代的建筑风格之“异体”表达，或者更可进一步将其视作表征着某个时代特定的“美术风尚”，就径直将其纳入已难觅唐宋建筑实体遗迹的西南古建筑调查图录之中了。不过，至梁氏察访之后，关于广汉开元寺及其遗迹遗存的考察，却戛然而止，复归寂寥了。

　　话说《西南建筑图说》初撰之时，乃上个世纪40年代初。当时，因全面抗战爆发，战事激烈，梁思成等营造学社一行已迁至云南昆明。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在物资极其匮乏的客观条件之下，梁思成等勉力写成《西南建筑图说》初稿，但终未正式出版。换句话说，包括开元寺铁鼎在内的众多西南古建筑古遗迹考察结论与学术评价，一直还停留在“手稿”阶段，并未向社会公开披露。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随着《梁思成全集》的出版，《西南建筑图说》的部分内容才逐步被整理发表，渐为世人所知。

　　余生也晚，捧读《西南建筑图说》之时，已是上个世纪末。再到“按图索骥”，寻幽访古之际，已是本世纪初了。约十年前，曾深为“开元寺铁鼎”的遗迹所吸引，即赴房湖公园一探究竟。当时，铁鼎已挪至广汉文庙大成殿前置放，粗略观瞻，深为其雄秀大器的气度所折服。不过，因故匆促折返，未能细细鉴赏，只依稀记得铁鼎确如梁思成所述，六只铁足尚缺其一，实存五足；鼎口所铸字样，也大略有“绍兴十四年”等，确为南宋初年旧物。

约五年前，撰成《1939最后的乡愁：重走梁思成1939年川康考察路线》书稿（2015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曾专列一章节“残鼎演绎古今艺”，对当年梁思成等的考察与评述，结合自己当时的现场所见，两相结合，予以了初步的分析与考量。因初次考察匆促，书中的记述种种，仍是以梁思成等的评述为基础的。

　　今年春节期间，与亲友重游房湖公园，抽暇再度观摩此鼎。因特意观瞻细部，多方考量，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譬如，铁鼎六足已经修复补齐，所补之足，基部銲接处明显可见，当为新近修复。不过，从所补铁足材质与形态考察，与原足十分相近，颇有可能本即原足，断裂后收存至今，方才修复銲补其上。若果真如此，实乃此古物之幸。

　　此外，鼎口所铸字样，经逐一核对，并非梁思成所述四十一字。事实上，鼎口所铸字样，乃是按顺时针方向分内外两圈；内圈字数较少，外圈则字数较多，所铸字样基本首尾衔接。仅就外圈铸字而言，如今尚能辨识者即远不止四十一字，且释读内容也与梁思成所述有一定差异。为便于考述，现将鼎口所铸字样按内外圈次序照录如下（不能辨识者以ｘ替代）：

内圈：

皇宋绍兴十四年天元甲子岁ｘｘｘｘｘｘｘｘ安ｘｘ常转

外圈：

四月二十二日谨ｘ在城住严伯奇严永宁严世昌膺志远膺从和杨泰膺世诚膺越严居中严公亮严执中杨轸ｘｘｘｘ施本州开元寺大悲菩萨殿前永为焚献所冀各家安泰子孙昌盛

　　据此统计，鼎口铸字内圈计为２５字，外圈计为７４字，合计达９９字之多。有了这样较为详实的铸造题记，对于研究此鼎的历史背景当有所助益。无独有偶，另据查证，成书时间约为清代道光年间的《金石苑》第四卷中，早已著录此鼎，为其列有专项记述，酌加标点，转录原文如下：

宋汉州开元寺铁香炉识（绍兴十四年）

右铁香炉，逋高三尺五寸，足高二尺一寸，口径四尺八十，足六缺其一。在汉州城内东北隅，开元寺天香楼下阶右。乾隆五十八年，知州王嘉猷以石接其缺足。阳识在口上两层，内一层文曰，皇宋绍兴十四年天元甲子岁铸造伏愿国泰民安法轮常转；外一层文曰，ｘｘｘ本州开元寺大悲善萨殿前永为焚献所冀各家安泰子孙昌盛四月二十二日谨记在城住严伯奇严永宁严世昌膺志远膺从和杨泰膺世诚膺越严居中严公亮严执中杨轸。足上虎头形，皆有王字。按天元甲子，宋南渡高宗中兴之第一甲子也。姓氏书无膺姓，或应姓，乡人误通为膺欤。

　　《金石苑》乃金石学家刘喜海（1793—1853，字燕庭，号吉甫，山东诸城人）所著，书中所载开元寺铁鼎种种情状，应当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与参考价值。且书中还摹画有鼎之图像，细致形象的呈现了器形与铸字，对后世研究者是相当宝贵的。

仅以鼎口铸字内容比勘，笔者所见情形与书中记述大致相同，且两百余年后风化难辨的一些铸字，皆可以书中所载录文勘补，实在是难能可贵。只是书中将此鼎称之为“香炉”，可能是出于其用于焚香祈福功用的考虑，并没有全然按照器形去命名。而书中对鼎口铸字的释读顺序，则与笔者不同，而梁思成所述则与之相仿，概因皆未细察“本州”二字之前尚有数字漫漶难辨，且其中有非常关键的“施”字残痕之故罢。

　　据《金石苑》记载可知，此鼎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即已有一足残缺，当地官员还曾“以石接其缺足”。如今，已补足铁足，修复完好，可称一大幸事。只是一代名刹广汉开元寺早已片瓦无存，仅有此唯一遗物留存，实在令人感到惋惜与遗憾。笔者留心察访，总希冀着还有三两寺中遗物尚存于世。不久，又听闻寺中曾有巨钟一只，高五米余，口径三米多，重达若干吨，可称庞然大物。据称，旧时每逢初一、十五的子午时刻，撞钟声主汉城内外数里可闻，故又俗称子午钟。不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此钟披毁，当作废铁变卖了。

　　遥想当年，广汉开元寺尚有“钟鸣鼎食”之功德兴盛，名刹盛况，如在目前。如今却只余残鼎一只，寥落寄寓于文庙大成殿前，实在令人唏嘘。笔者临鼎兴叹良久，终是要拂衣而去了。孰料，临行前鬼使神差，又绕至大成殿外侧侧夹道，欲最后再觅古迹残痕。这一绕，竟意外寻获一只古钟，虽非巨制，但极可能是开元寺遗物之一，令笔者欢欣莫名。

　　此钟乃铸铁所造，形制普通，高仅约一米，口径不过半米，钟顶部遭毁损，凿有大孔洞。钟体遍铸铭文，字体稚拙，纯是出自乡匠手笔，全无精雅可言。不过，铭文中合铸《大乘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经文摘句，亦颇见当时信众之赤诚。此两经合铸一器之例，尚可与如今置立于峨眉山伏虎寺中的明代铜塔（此塔梁思成等亦曾亲访，亦见载于《西南建筑图说》）相仿佛，这就引起了笔者的特别关注。

粗略通读钟体铸文，于经文之末铸有“万历三十七年岁次已酉春三月戊辰……众信士铸造”字样，可知此钟铸于明代万历三十七年，时为1610年，距今已四百余年。试想，如果此钟确为开元寺遗物，那么，据清人文献所称元末毁于战火的开元寺，则极可能在明代已有所恢复。如此一来，此寺明代历史一直缺失，如今通行的清代雍乾时期方才重建的说法，则可重新抒写了。

　　且看夕照如金，这一对儿宋鼎明钟，在渐暮的春光中，又将黯然归于寂寥。回望殿前殿外，那一对儿宋鼎明钟，千百年朝暮晨昏中，默守着一部开元寺秘史，静待“问鼎”人等往来参悟。

补记：

关于开元寺铁鼎的形制，蜀中尚有另一件传世文物可与之参照，那即是今存四川崇州陆游祠中的“治平炉”。虽曰“炉”，实则与开元寺铁鼎的形制几乎完全一致，且铸造年代还要更早，为北宋治平年间铸造，故称“治平炉”。

据介绍，治平炉是一种祭器，铸造于北宋治平四年（1067）。通高78cm，宽18cm，腹径50cm，腿高60cm。兽脚，腿饰饕纹，直圆腹，拱形反沿。民国时期存于当时崇庆县的劝学所，后移至陆游祠内，今陈列于祠中放翁堂四合院中央。

因此炉外罩玻璃防护，无法近距离观瞻细节。不过体量较开元寺铁鼎要小，因此用于承重的鼎足，也只铸造了五只。从纹饰细节来考察，也较为粗糙，包浆似不厚重，估计为近世出土品而非历代传世品。或正因如此，“治平炉”未被《金石苑》收录。否则，以刘喜海之好古敏学，遍搜巴蜀各地金石古碑古器而成《金石苑》，不可能没有考察与辑录年代更早的“治平炉”。唯一合乎情理的揣测，只能是“治平炉”出土于《金石苑》成书之后，其出土时间可能晚至民国时期。

无论如何，仅从形制上考察，“治平炉”与开元寺铁鼎一脉相承的关联，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这一器型在巴蜀地区的流衍究竟如何，其作为“祭器”的功用是否不限于佛寺也用于祠庙等，则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