绯红的轻云第六场

第六场

【旁白】   广播里播放着投降诏书

全世界都在庆祝

胜利是英雄的鲜血

换来的

可是我们这些劳工

还在做工

还在受苦

胜利的这一天

多少人激动的欢呼

多少人喜悦的跳舞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当局没有向劳工们

宣布他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我们仍做着苦工

一直等到9月初

中国留学生王胜之

美军早恩上尉来到中山寮

此后才停止做工

我们得知喜讯

胸膛里满是幸福

喜悦来的如此突然

相拥相抱

失声痛哭

秋叶染红的10月

盟军把中山寮进驻

难友们的身体

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15名代表在秋田县监狱

昂首站立在耿谆

和十几位同胞的面前

11月20日

500多名幸存者到中山寮骨灰堂前

祭奠了难友的亡灵

张肇国、李克金、翟树棠、李介生、

周德连、刘当路、王成林、刘智渠、

贾一民、刘泽玉、罗士英，

同盟军一起

住在花冈医院内。

耿谆等十几位难友出狱

和我们一起住

在秋田县刑务所盟军营房休养

1946年元月初

我们23人在美军护送下

抵达东京

为审判一二级战犯出庭作证

远东理事会协助我们整理了材料

控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

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罄竹难书

1947年3月1日

我们冒雪到横滨法庭作证

当我们出现在法庭时

战犯们一个个苦丧着脸

浑身发抖

再没有当年在中山寮的威风

地点    社旗县一高小区家属院

时间   1993年7月4日

人物   杨连山  张肇国  柳寿欣  赵满山  李绍海   李福令

杨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黑暗的日子总要有个尽头，希望的曙光在远方闪烁。

柳寿欣  我是先被赶到广场的，我亲眼看见敌人用汽车押来一批难友，他们个个被反捆着双手，日本人蛮横地把他们推下车或扔下车，我看到一个两眼红肿的小队长被两个日本人抬着扔下汽车，头倒栽在地上，当下就戳死了。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只记得暴动前他在工地上干活时，因实在忍受不了极度的劳累，用水泥把双眼弄坏了。

赵满山   （看护班的护理员） 暴动时，我们带着部分病号走在队伍最后，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半宿也没走多远。第二天清早就被鬼子赶回花冈，日本警察见我和刘智渠两人衣兜儿内装着药品和针管，就用木棍使劲地打我，打掉我一颗牙，三天中不断有难友被从山上抓回广场。日军强迫中国人跪在铺着碎石子的广场上。每人必须腰板挺直，屁股不准挨着脚后跟，成排成行朝一个方向跪着，不许动，不许说话，倒背手绑着，每两人用一条绳绑在一起，警察和民团人员，在行列之间来回巡视。因李担子穿着被打死的“辅导员”的裤子，他在山上和广场上被视为是打死“辅导员”者，因此多次被打，伤得很重。

李绍海   我们在广场上跪了三天，白天烈日暴晒，晚上雨淋，上身要直立，低头挨打，歪头挨打，瞌睡挨打。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许多人晕倒在地，由两个人架着遛一圈，然后仍回去跪着。因为是两个人捆在一起，一个人倒下就连累着另一个人也倒下。警察见我们倒下，跑过来就是一通棍棒乱打。

李福令   我从国内被押往日本花冈才一个多月，比起先到的难友们，身体算是较好的，我头部被打伤，昏倒在地，监视我们的鬼子用带铁尖的木棒打在我的腰部，一阵剧痛使我苏醒过来，我腰部流血，伤口处直冒血泡。现在我腰部的伤疤仍在，至今头痛、腰痛、膝盖痛、右胳膊痛，都是受日本鬼子折磨留下的病根。鬼子看到谁跪得不直，木棍就朝谁身上乱打，打死后，拉到广场的边沿去。

柳寿欣    我们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日本人变着花样殴打我们。他们用木棍一个挨一个地打我们的头，从排头打到排尾，又从排尾打到排头，一个打手刚刚过去，另一个打手紧随其后。我们劳工无一人幸免……

第二天，我口渴得要命，谎称去厕所，看到垃圾堆上有一个米饭团，上面爬了很多虫子，我偷偷抓起，三口两口便吞下去了，也许这两口饭团才使我不致死掉。记得一个姓马的难友，要我们尿点尿给他喝，可谁也尿不出来。我亲眼看见厕所的出口处躺着一个死去的难友。在调查访问时发现：几乎每个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都知道“在广场上跪了三天三夜”：“宪兵用枪托打我们，警察用大刀背砍我们，穿便衣的日本人用削尖的竹竿和木棍扎我们，围观的日本人有的从远处用石头块砸我们……”这些毫无反抗能力的中国人除了饱受肉体的痛苦外，还承受着亡国奴的精神之苦！

罗庆元    晚上，监管我们的日本人不懂我们的话，我们一串通，大伙都一齐歪斜在地上，挨着雨淋，一个个昏昏欲睡，就这样白天跪着，夜间歪躺着，在有石头子的广场上不死不活受了三天罪。提着矿灯，握着木棍，穿着雨衣的日本人，睁大着双眼监视着，不断有人倒下，死去。开始，日本人还把死人拽到广场的一角，像堆放木柴一样码成一摞。后来，索性不管了，地上尸体横陈，有趴着的，有仰着的，也有扭歪着身躯的。死亡之状，惨不忍睹。死者的胳膊照样与活着的人捆在一起，这又加重了活着的人的负担和痛苦。尸体白天被烈日暴晒，晚上任凭雨水浇淋，头被雨水浸泡后涨大了，惨白吓人；肚子鼓得大大的，溢出了黄水，成群的苍蝇在死者的五官爬进爬出……浓烈的血腥味混在那阵阵恶臭之中。还活着的人们，双膝早已血肉模糊，失去知觉，烈日之下，汗水和着血水早已渗透了他们的破衣烂衫。体力稍好些的也处于半昏迷状态，片刻，又疼痛难熬地醒来。

王振喘   我们几百个人在广场上跪了三天，我的膝盖上露出了骨头，膝盖上粘着沙子粒，一跪钻心疼。毒毒的太阳晒得我们口干舌燥，头晕眼黑。日本人打得我死去活来，我看着敌人的机枪，有气无力地叫着、喊着、骂着：“你们干脆用机枪把我们都打死吧！”他希望用死来结束这屈辱。三天过后，活着的人被赶回中山寮。

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当局没有向劳工们宣布他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劳工们仍做着苦工。9月下旬，中国留学生王胜之、美军早恩上尉来中山寮慰问，此后，才停止做工。10月，盟军进驻中山寮，难友们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恢复。11月中旬，我们在中山寮的500多名难友派了15名代表到秋田县监狱看望了耿谆等十几位同胞。11月20日，500多名幸存者到中山寮骨灰堂前，祭奠了难友的亡灵，11月24日，王敏带领530多名同胞回国。我和李克金、翟树棠、李介生、周德连、刘当路、王成林、刘智渠、贾一民、刘泽玉、罗士英，同盟军一起，住在花冈医院内。12月底，耿谆等十几位难友出狱，和一起住在秋田县刑务所盟军营房休养。

在广场上腥风血雨镇压的同时，花冈警察署和共乐馆内更加残酷的迫害持续的时间更长。日本警察把自杀未遂的耿谆大队长和几个中小队长直接送到花冈警察署审讯。缠着绷带的监工福田广场上寻找可疑的人，一旦发现目标，马上示意拖入共乐馆内临时审讯室。馆内传出阵阵的殴打声和凄厉的惨叫声。7月4日，广场上濒临死亡的500多中国人，又被送人虎口——中山寮。同日，日本警察派朝鲜人在一个名为钵卷山的山坡上挖了两个大土坑，将已腐烂的100多具中国劳工的尸体扔在坑内（据日本提供的资料，广场上57具，中山寮53具），在两个大坑旁竖起了两根木桩。7月16日，押回中山寮的劳工幸存者在警察的监逼下，又开始了繁重的工地劳动。与此同时，关押在花冈警察署内的耿谆等也一个个惨遭严刑拷打。

【旁白】   7月12日，警察署对耿谆、孙道敦、张金亭、赵书森、刘锡才、褚万斌、李秀深、张赞武、宫耀光、李光荣、刘虞卿、刘玉林、李克金等13名“主谋者”，根据《国防保安法》第16条第2款“战时骚扰、杀人罪”转送秋田县监狱（《秋田县警察史》载），后经多次刑讯，由秋田县法庭开庭审判，判决耿谆死刑，其他12人为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7年、15年、20年不等，最轻者5年。但在“八一五”日本战败投降后的1945年9月11日，秋田地方法院竟再以“战时骚扰、杀人罪”判决“耿谆无期、其他10年以下惩役”的徒刑，这便是留下档案记录的“1945.9.11秋田判决”。

“花冈暴动”终以失败告终。中国劳工虽败犹荣！劳工们的血没有白流，它使日本政府和鹿岛组受到了极大震动，他们不能再随意虐杀中国人了。“花冈暴动”是二次大战中惟一的发生在侵略国的暴动，他所展示和表现出的中国人民为维护祖国尊严和捍卫民族气节而英勇斗争的伟大气概，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6年元月，我和23人在美军护送下，抵东京为审判一、二级战犯出庭作证，远东理事会协助我们整理了材料，控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1947年3月1日，我们冒雪到横滨法庭作证。当中国劳工出现在法庭时，战犯一个个苦丧着脸，浑身发抖，再没有当年在中山寮的威风了。1947年3月2日，东京《中华日报》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虐杀中国劳工的七名战犯被判刑的消息：清水、福田、伊势都处以绞首刑，其他几个分别处以无期或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