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叙事学研究与发展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以小说为核心的文学叙事学）。综观4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叙事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介绍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的成果、关注中国文学叙事特色、对话交锋西方叙事学理论、努力建构中国叙事学派等四个阶段。
介绍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的成果
叙事学是结构主义的标志性成果。改革开放以后，结构主义和新批评、接受美学一道，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
1980年，袁可嘉翻译了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一种活动》，结构主义与技巧的联系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1984—1985年，《外国文学报道》对法国叙事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集中报道，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格雷玛斯的《叙述信息》、托多洛夫的《叙事作为话语》、热奈特的《叙事的界限》等叙事学研究经典文章都被翻译过来。
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更大的是詹姆逊1985年9—12月在北京大学的讲学。在讲学中，他介绍了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并运用格雷玛斯的语义方阵理论来分析《聊斋志异》中的《鸲鹆》和《画马》，引起学界的持续关注。
对西方叙事学的介绍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王泰来等人编译的《叙事美学》和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从整体上呈现了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面貌。在了解西方叙事学的面貌之后，孟繁华《叙事的艺术》一书系统地介绍了结构主义叙事学，对叙事的视角、时间、语言等方面均设专题进行论述，并以中国作品为例证加以分析。
在对国外最新研究成果集中译介的同时，中国理论界也逐渐尝试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展开具体研究，最常见的是聚焦某个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其中，分析西方作家作品的如邵旭东《开拓：挑战面前的抉择——论高尔斯华绥的叙事艺术》，分析中国古代作品的如孟昭连《〈红楼梦〉的人物叙事观点》，分析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如吴晓东《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等。同时，也出现了用叙事学方法来分析某一时期或某一类型小说的情况，如袁健《宋元话本与明清拟话本叙事体制之比较》、孟悦《视角问题与“五四”小说的现代化》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该书借鉴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依托中国文学传统和晚清、“五四”的小说创作状况，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
关注中国文学叙事特色
1993年以后，随着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叙事学》以及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出版，中国小说的叙事独特性开始受到关注。林岗的《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和王彬的《红楼梦叙事》，虽然还有些搬用西方叙事学的痕迹，但已明确指出中国的叙事学研究要重点关注古代小说。
杨义在借鉴西方叙事学方法完成《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之后，又从“道与技的双构性思维”出发，沿着“还原—参照—贯通—融合”的思路，完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国叙事学》一书，试图在和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对比的基础上，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但由于当时很多学者对西方叙事学仍持有不同程度的盲从态度，杨义的学术努力虽然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不过总体上看，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学界信从西方叙事学的趋势，但他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推动了中国叙事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
1999年，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出版。该书从中国叙事源头出发，认为叙事背景的差异决定了叙事规律和叙事特点的差异。作者虽然讨论的是先秦叙事，但其作用力却是指向现在，将中国叙事学的建构落实到中国文学的源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叙事学的研究与发展。
对话西方叙事学理论
1998年，申丹的《小说叙述学与文体研究》出版。该书不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样满足于对西方叙事学的介绍，而是“本着求深、求实、创新的原则……与西方学者在较深的层次上展开了交锋和对话”，对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到21世纪初，中国学界虽然仍有不少人从事西方叙事学的译介工作，但和80年代相比， 这一阶段的译介大体上和西方叙事学研究同步。这意味着，此时的译介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介绍，其深层目的是为了和西方展开有效对话。其中，影响最大的译介项目是申丹主编的“未名译库”丛书，包括《新叙事学》《虚构的权威》《后现代叙事理论》《作为修辞的叙事》《解读叙事》《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等，西方叙事学界进入后经典叙事学阶段后的发展情况在中国学界基本上能得到同步呈现。
同时，关于中国叙事特色的研究也不断出现，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赵炎秋等人的《明清叙事思想研究》等，都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叙事特点。对西方叙事学研究的同步关注，对中国小说叙事特色的探寻，为中西叙事学界的深度对话提供了条件。
这一阶段，一个重要的事件是中国叙事学学会的成立。2004年，在漳州召开了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2007年在南昌召开了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此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到2017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会议已经是第六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八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这些学术会议为国内外叙事学学者的深度对话提供了平台。
努力建构中国叙事学派
随着叙事学研究的深入和中西学界交流的频繁，国内叙事学界不仅实现了和西方学者的同步对话，而且在诸多方面展开研究，努力建构中国特色叙事学。侧重理论建构方面的，如龙迪勇的空间叙事研究；侧重跨文体的，如谭君强的诗歌叙事研究，从中国的诗歌传统中寻找叙事元素；侧重中西比较的，如张开焱从巫术转化路径的差异来探讨中西神话；侧重叙事伦理的，如江守义认为中国古典小说重视文本之外的作者伦理意图，等等，都展示了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力度与深度。
在建构中国特色叙事学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当数对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中国叙事学界要想真正和西方平等对话，就不能依托西方的叙事理论来展开研究，而要挖掘中国独特的叙事传统。2008年，董乃斌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获得立项，2012年，同名成果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2015年，董乃斌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获得立项，2017年，董乃斌将自己的相关论文结集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论稿》出版。
和董乃斌着重从古典文学出发来探寻中国叙事传统不同的是，傅修延沿着早年在《先秦叙事研究》中的思路，着力探讨中国叙事传统的文化之根，2015年出版的《中国叙事学》从神话、器物、民间传说、听觉叙事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叙事传统形成的独特文化背景。结合近些年的“听觉叙事”研究成果，傅修延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叙事传统和西方叙事传统的差异，研究的重点也开始向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转移。
需要说明的是，将叙事学4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后一个阶段中仍然有前一个或几个阶段主要内容的延续。四个阶段的划分，显示出叙事学经过40余年的发展，已经基本摆脱西方叙事学的束缚，正逐步展现中国叙事学研究的特色与气派。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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