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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一种读法
当代诗歌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阅读的，又是怎样被阅读的？做出如此的提问也许并非没有意义，而是很有必要。正像人们关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阅读，存在着理解的多种可能性一样，应该说当代诗歌同样是一种非确定性文本，对它们的理解亦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而阅读到了最后会得到什么，不单取决于写作者写出了什么，亦将取决于阅读者，取决于他的阅读的方法。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前阅读”。即阅读者是以什么样的阅读准备开始阅读的，是仅仅凭着一点兴趣，还是已经具备了丰富的文学修养、诗歌知识和阅读经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为什么阅读变成了一项细致、困难，甚至是要求很高的工作。当达到了条件的完备后，那种常常出现在舆论中的“懂与不懂”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消失，变成“伪问题”。不过即使如此，我仍然承认当代诗歌的阅读是“一种方法”，它的认识的“个别化”仍然是明确存在的。所以，我一直感到重要的不是阅读的“正确”与“错误”，不是目的和结论的一致，而是阅读中可能出现的，理解的相对的差异，以及深入和浅白。我认为，属于个人的读法是重要的。或许，面对当代诗歌，需要的就是“一种读法”。而下面的文字，就是我对几首诗的“一种读法”
想象：关于《致奥哈拉》
据我知道，张曙光对奥哈拉的诗一直十分喜欢（或者，他是当代诗人第一位注意到奥哈拉的人？）。因此，我看到他的《致奥哈拉》一诗一点也不惊奇。这样一首诗似乎就应该是由他来完成。但这里，我想讨论的不是奥哈拉对张曙光的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要讨论的是张曙光本人的这部作品。
对前辈诗人表示敬意，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应该是每一位后辈诗人必须做的事，它不单单是诗歌需要追寻自己的系谱，还在于作为后来者需要建立起对文学的虔诚，一种正当的写作姿态。我相信在写作《致奥哈拉》一诗时，张曙光肯定是抱着这种态度的。不过，另一方面，作为诗歌写作本身，任何一首诗的成就，都还必须有它自己的内在的理由，同时也应该有它与写作者本人诗歌观念发生联系的要素。因此，在《致奥哈拉》这首诗中，我看到张曙光并没有仅仅以一个歌赞者的姿态出现，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一个自己为自己设计的角度出发，进行诗歌的建构。如果说，他是将奥哈拉作为一个写作的对象来看待的话，那么张曙光自己便是这首诗的主体，他是通过与想象中的奥哈拉的对话，来谈论自己对一些问题的（主要是生与死）认识。
可以说这样的立场是很好的，因为它为写作者提供了发挥自己想象的空间。
张曙光的这首诗的确是从想象开始的：“奥哈拉，你为什么站在那里 / 一动也不动？”面对一位六十年代便死去的诗人，写作者看见的当然只能是幻像，或者只能是自己头脑中虚构出来的形象。但不管是幻象还是虚构出来的形象，写作者在诗篇一开始便提供给我们的图景实际上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这首诗是一首幻想（或关于梦境的）作品。过去，人们一谈到幻想作品，便认为它主要是那些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神话故事。其实，幻想作品的内涵要复杂的多（譬如塞万提斯的作品所具有的性质）。我之所以将张曙光的这首诗看作幻想作品，主要基于这样的理由：在这首诗中，写作者为自己设计了一种非现实的场景，他通过在这样的场景中的活动（当然是与奥哈拉的灵魂的对话），最终表达了自己对生活中一些实际事物的理解。而具体地说起来，写作者是如何，又是怎样做的呢？我们看到，首先，写作者将自己的对象安置在了一个一动不动的位置上：“站在那里”。为什么站在那里，站在那里干什么？写作者自我猜想是在等待，等待“一个人？一个灵感？一首诗？ / 一辆海滨出租车，带着 / 来自天堂的信息。”但我们可以说这一切是不可能的。一个死者怎么可能站立在人世等待呢？而且，他还是在等待着“来自天堂的信息”，什么时候，又是在哪里，我们看见过听见过“来自天堂的信息”？
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者设计出了这样的等待。或许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是写作者自己站在了那里，是他在等待着。写作者在这里使用的是身份的空间置换的手法，他的目的很明确，要与死者对话（当然也是自己与自己的谈话）。在生活中，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候，当我们因为某些情由，需要与自己热爱的死者对话时，那么对话就一定能够发生。由此，写作者面对死者的谈话是进行了下去的：“可夜晚很暗 / 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涛声 / 倒也不错”、“海涛有节奏地响着，我曾说过 / 像抽水马桶的声音”，从这样的近乎拉家常的谈话中，我们不单看到了写作者试图与死者建立起一种亲切的朋友似的关系，而且还看到了某种隐喻的存在。熟悉奥哈拉的故事的读者都知道，当年奥哈拉正是在一处海滨度假地死于车祸的。写作者在这里隐含地将涛声写出来，实际上已经将自己置于具有现场意味的语境中，在这样的语境中来谈论问题，无疑带有更真切的色彩。
是的，在接下来的诗句中，我们的确感到了这种真切，不论是谈论“你的心是否平静”，还是谈论“海涛有节奏的奏响着”，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死者似乎就站在写作者的面前，倾听着写作者的谈话，而人类的交流，不管在多大的意义上是海阔天空的，但他总还是关涉到人类自身生命的种种问题，我们的确很难说任何的“谈话”是和人类的生命无关的话题在支配着交谈。所以，在这里写作者尽管面对着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但他最终所谈论的仍然是关于生存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谈论的是关于人的世界的种种问题。“你是在沉思一个真理吗？/ 还是在想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冷吗？也许并不很冷”。或许，写作者是想通过这样的，面对着一位自己尊敬的长者，在与他的谈话中，获得某些有意义的教诲。
当然，由于职业的关系，在这种谈论中更多地涉及了诗歌写作这样的问题。但即使是这些明显带有职业色彩的问题，我们也不能仅仅看作简单的技术性问题。实际的情况是，在这些问题中仍然包含了一个人所有的与生死相关的道德条律。而写作者似乎也十分明确的对这些问题更加倾心，因此我们看到了他一再地将谈论引向这一领域的努力：“‘毕竟’和‘是’/ 是否维特根斯坦所说 / 作为一个图像，或只是一种 / 逻辑关系？像牙箍 / 维持着一种固有的秩序”。语言问题是当代文化中的重要问题，对它的理解决定了我们将同物理世界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们（像福柯、德里达等）都提供了自己的看法，而诗人以语言为自己的立身之本，自然需要对之关注切切，他的所有的不解与困惑也主要是由此而生的。
因此，在这首诗中，写作者面对着死去的前辈诗人，将语言问题提出来，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写作意义和写作价值的生死问题）。当然，我们看到死者并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他选择的是“沉默”。在一般人看来，死者当然除了“沉默”就只能是沉默，此外他还能怎么样呢（他如果开口说话将造成怎样的情形）？不过，作为一股巨大的力量，沉默所具有的能量在很多情况下是惊人的，面对着死者的“沉默”，我们看到写作者一下子便被乌云般的阴影笼罩住了。因为接下来的诗句出现了“地狱”这个词。对“地狱”这个词我从来不敢轻看它的份量。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谨慎的诗人也不会轻意使用它。所以，这个词在这时出现，的确表现出了写作者内心感受到的压力，死亡的阴影的确在任何时候都压在我们的头顶。由此，一场想象的谈话到这里出现了它的高潮，呈现出诗意的刺激人的力量。
而按照常规，诗篇也似乎到此便结束了，但使我感到有意思的是。诗篇在这里并没有结束，写作者在写下“地狱”这个词后，变魔术似的，马上又把谈话引向了尘世，谈起了死者生前的情况，一个有“超现实主义”倾向的诗人，写作的习惯是“用一支旧式钢笔 / 在拍纸薄上记下头脑中 / 偶然迸发的句子”。为什么会由对“地狱”的谈论变化为谈论尘世呢？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想象的谈话，而将之彻底的引向悲剧的结局，似乎太灰暗了一点。事实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写作者的心地的憨厚，他想要最终做到的事情是表示敬意。他表示了吗？当然，“祝你晚安，祝你好运 / 或一路平安，当一瞬间你被 /一辆汽车撞倒，或祝你 / 能够永远地站立在那里”。不过，看起来即使是表示了自己的祝福，写作者心中的不安仍然是存在着的，谁能够死亡了还永远站立在那里呢？这种明显的悖谬似的诗句说明了什么？以至面对这样结尾的诗句，我们不禁要猜测：在这里，写作者是不是向人们暗示，现代物质文明，它的巨大的兽性般的力量，已经吞侵了人类生活中太多美好的东西。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还要保持内心深处的那一点精神的价值观念，就必须祈求曾经为人类文化做出了伟大贡献的前辈们，永远站立在我们的面前（精神世界中）。
到了这里，这节文章似乎应该结束了。回过头重新阅读一遍，我发现关于作品的想象问题我几乎没有谈论。同时，张曙光的这首诗如果硬要将之说成一首谈论死亡的作品，也好像有些牵强。或许他更多地是在谈论写作本身的问题？但文章写都写成这样了，我只好任由它去。只是有一点我感到是必须做出补充的，即：这首诗在形式方法上的特征应该值得提出，它采取的是层层推进的语言策略（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绵延”理论的实施？），使得整首诗在阅读中给人一种在弯曲小路上行进的感觉。有时候看起来已经走到头了，可写作者的笔头的方向一变，新的天地又出现在我们眼前。这当然体现的是写作者的能力。
叙事，但又不仅仅是叙事
对确切叙事的尊重，在当代诗歌写作中是进入九十年代后的事。也就是说，在对于夸张的精神性和实在的精神性的选择上，大多数诗人放弃了八十年代普遍存在的好高骛远的心态，开始从对具体事物的理解出发，通过写作与自我经验有关的诗作，体现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虽然时至今日，我们还不能说这样的写作最终将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标示出怎样的景观，但有一点我认为是可以确定的：通过对个人的具体经验把握的写作，一种清晰的，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而在这方面体现的比较明确的，肖开愚的《我如此幸运，同友人到大兴安岭旅行抵达漠河，并与哈尔滨游览太阳岛》这首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表面上看，《我如此幸运，同友人到大兴安岭旅行抵达漠河，并与哈尔滨游览太阳岛》是一首终于实现了长时期的愿望后的记录之作；写作者在朋友的陪同下进行了一次穿越大兴安岭，沿着黑龙江观光的旅行，诗歌也不过是一步步地描述了这次旅行的所见所闻，但那的确是表面上的情况。如果仅仅如此，这首诗也就像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见到的那些所谓的旅游诗一样，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这首诗之所以可以被拿来作为例证，就我个人的解读而言，它刚好体现了具体经验的“关联性”这样的问题：即在当代诗歌的写作中，诗意怎样通过经验的挪移，达到一种精神性的幅度。
一开头，这首诗的手法有些像我们通常所见的记叙文，先写明一次旅行的来由，因此它给人平淡的感觉。在整个第一节诗中，只有一个词是可以引起我们注意的，即：“阴谋”。通常我们不会用“阴谋”这样的词来形容与人的愿望相关的事情，但写作者在这里用这个词显然是别有深意，它表明了对于要去的地方的种种猜测，也说明了对于一次旅行所能引起的刺激的渴望。因此，“阴谋”这个词在第一节诗中成为唯一使人感到振奋的词。至于其他的诗句，像“骑上租来的马 / 在冰冻的江面上奔跑，还和马主/ 发生争执……”，这样的诗句不过是一种叙述上的渲染而已。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认为渲染在这首诗中不重要，而是应该将之看作一种叙述的策略，因为它将起到烘托气氛，使整首诗更加具有感染力的作用。所以，即使这首诗最为重要的第二节，在它的前十行诗中，仍然是依靠渲染来推进的，像“当火车咆哮着驶过江桥冲进江北平原的夜晚 / 兴奋迅即被替代，买铺位，找开水，感冒……”，这种对旅行过程的刻意渲染，一方面突出了旅行本身的气氛，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诗歌的动感，使我们的眼前也出现了清晰的画面。
这首诗的关键之处在于旅行虽然是写作者本身渴望的，但它又从一开始便不能使人满意。因此，到了“我们没有进入林中漫游，拍照和聊天”时，旅行的不如意便已经被呈现出来。不过，就是在这一刻，诗意的主旨也被写作者抛了出来，从“三天中整整一天我生活在北魏”到“也许，我只是一个契丹后裔”，写作者的笔锋陡然一转，将历史推到了我们面前。原来，在这样的旅行中，发思古之幽思，或者说将历史对于写作者的提示呈现出来，才是写作者想要做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呢？这里有一句诗很重要：“自公园到森林里猎奇”。这是理解这首诗的几个关键句子之一，因为在这句诗里，我们一下子看到了如此的信息：当代生活的平淡，已经使得我们如果需要刺激的话，必须到仍然保持着原始气息的森林中去寻找了。人身临一种并不属于自己的陌生的天地，总不免从心里边产生非非之想，在这里写作者也不例外。面对原始森林，写作者说出“三天中整整一天我生活在北魏，/ 甚至更早的时代”（这句诗以及下面的几句诗亦是这首诗的关键句子）。为什么会这样想？当然是触景生情地想到了历史上鲜卑人和契丹人都曾经是这个地区的统治者，而且北魏时他们中的一支还曾经对中原有所侵扰。能够在这样的当代环境中重新感受到历史的重量，主要是感受到自然的恒常在人面前的力量，看起来这一次旅行还是值得的，因为它正好说明了我们自身的位置和处境。
另一方面，当代人的旅行总是带有走马观花的意味，所以即使是深入到森林的腹部，依然是看记录电影一样的活动。对于这一点写作者十分明了：“我为自己的腐朽吃惊”，为什么感到自己是腐朽的？因为所谓的深入，只是坐在飞驶的汽车上一掠而过，并没有像过去的探险者那样一步步用双脚在森林里跋涉，真正深入到森林的内部。但即使是吃惊，写作者也仍然发现就是用双脚去跋涉，也不可能真正进入到这一片森林中去了（人与自然的隔膜早已到了不可能和解的地步）。所以，尽管森林美妙（“江流多么平缓，寂静，奇妙”），但面对这一片森林，他仍只能以一种外来者的口吻去谈论它（遗憾的，或者说酸溜溜的？）。在这里，写作者找到了一个美国诗人加里·司奈德来说明问题：“在波澜般涌向远山的桦树林旁，我也没想留下 / 加里·司奈德一定会。”为什么会突然抬出这样一个人物呢？熟悉当代美国诗歌的人都知道加里·司奈德的情况，他是一个喜欢东方文化，信禅宗的家伙。西方国家近几十年来，有一些文化人对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佛的一套十分着迷，加里·司奈德更是其中算得上狂热的一位。写作者十分清楚这一情况，因此在这里将之抬出来不仅是表明自己虽然喜欢这次旅行，但并不会看见一处风景（真是一处好风景：“波澜般涌向远山的桦树林”），就想着是不是留下来。同时，也表明了作为写作者的诗人的立场与那些在文化的差异性中寻找精神支撑点的人不一样。的确，一切都是不一样的。在紧接下来的诗句中，写作者特别强调出这一点：“也许，这座森林的荣耀 / 战士远征和伐木工人的锯木声/ 我并不真正懂得。”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写作者的态度是谦虚而且诚恳的（这也是一种对于事物的敬畏之心），他承认了森林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那些与之长期呆在一起的人，以及在森林里有过生与死的遭遇的人，更不会属于一个过客一样的旅行者。因为旅行者多多少少只是一些采风的人，猎奇的人，他们一碰上一点点自然的阻力就会马上退却：“一场雪暴阻止我们前行”。森林对于旅行者而言，永远是“一个漫长的碳素墨水式的黑夜”。而旅行者的所有的问题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城市才能解决。是我们的“麻木的人生观”出了问题，还是其它的什么呢？
这首诗谈到这里可以说达到了目的。我们发现，它通过自我经验的可感性，以及经验的“幅射性”，使得一次旅行的记述并没有简单的停留在记述本身，而是通过想象的发挥，以一种进入现场思考的方式，解释了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旅行对于人的意义：它是一种与猎奇有关的满足。但这种满足明显是有限的，只是对自己的愿望的“结束”。那么回到我们在一开始就谈到的“确切叙事”的问题上，我们便可以说：肖开愚这首诗达到的具体的精神性是可以感受到的，这就是关于当代生活与消隐的历史的关系是通过“身临其境”的方式来解释的。这样，它减少了玄学意味，给人一种实实在在的可感性。因而我要说，它是生动的，有基础的。
消失：关于《为一帧遗照而作》
时间的进程所带来的生活的变化，迅速而又惊人。当我们以回顾的目光审视过去时，心里总是感叹良多。或许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宇宙观（时间的而非空间的）在我们身上的具体体现？使得我们不得不仔细思考它，并且一次又一次试图通过自己的思考找到理解它的答案。不是吗？只要我们回顾中国诗歌史，总是能够发现其中存在的最多的，也是最感人的，无一不是关于时间的作品。
现在，我说的是1997年5月，当我阅读肖开愚的《为一帧遗照而作》一诗时，思想自然滑到了对变化的喟叹上。遗照上的是谁？他与写作者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在这样的猜测中，出现在我的头脑里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对的，因为诗歌中出现了上海这样的字眼）。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滩是冒险家的乐园。这位遗照上的人是一位冒险家吗？好像是的。至少他是一位在社交圈子里混过的人物。不然的话，他的那些时髦关注点——纽约的行情、台北的淫秽小说——怎么会是中产阶级共同趣味的一部分呢？当然，我也发现，这位混迹于上海滩的人物，生活并不是如意的。是雄心万丈和实际境遇的差距？是才华与命运的不成比例？但这些好像又不是遗照本身所呈现的。从诗句中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位已经失意的人物了：“眼光恍惚而阴冷”。为什么恍惚？又为什么阴冷？原来是命运的诡计在作怪。失意的人总是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命运是一种敌对关系。他抱怨命运的不公平。这一位抱怨了吗？他似乎没有。但其实是抱怨了的。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崇拜机器、老虎和民主呢？他想要通过这些东西得到什么呢？满足于人的空想的乌托邦似的梦想？但看来他是失败了。因为最后他只有去眺望月亮。那么，他在月亮上又看见了什么？可能很多，也可能很少，这一点我们不太清楚。我们清楚的是他刺激了后来的人（写作者，一个后来的观察家）。而正是这位观察家被他所打动，想到了一个人的消失实际上带走的更多。是的，仅仅是一个人的消失并不足以打动我们，而他一下子带走了生命的更多的东西，这才是使我们萦萦于心的。但他带走了什么东西呢？雄心、抱负、共同的处境？啊！多少雄心和抱负被一代代的人类所展示着，多少雄心和抱负又最终在时间的流逝中滑入不可回复的时间深处。都过去了。这里面没有重复，也没有替代。好与坏两方面都一样无法获得。而留下来的只有喟叹。的确，只有喟叹：“有飞行但没有飞翔的世界。”活人的世界怎么可能有飞翔？飞翔，那是超越了生之界限的冥想中的世界的事情；天使、神灵，他们才能在无垠的宇宙中飞翔，其姿态轻盈妙曼（当然是我们想象的）。活着的人所做的除了看，无可奈何的看，便没有什么可以办到了。因为，“熄灭你所不愿熄灭的”并不是心愿中的事。那是因为不让熄灭，力却不能及。
上面这段文字是我对肖开愚《为一帧遗照而作》一诗所做的解读。它是不是忽视了构成这首诗的技术因素？或者它干脆就是望文生义？我要说是的。甚至我还要说它立意要对于写作者的意图有所不顾呢！因为在解读的过程中，它把评论变成了分析，把诗中少许的调侃变成了惋惜。本来是轻松的优雅的文句被说成了沉重的。这是不对的吗？或许的确是不对的。但在诗歌阅读中的读者意图需要为可能存在的东西找到立足之地。因此，放弃、增加，都是可能的。所以，我没有将视点放在评论者身上，没有解读现在。其实现在仍然是可能解读出一大堆含义的。“今晚我看到和听到的，超过 / 你在旧上海的晚会上以优雅 /所忍受的。”今晚写作者看到了什么？历史的重复？甚至是某种并非让人满意的事物的变本加厉的发展？它使得“角力”的力度加大了，成为堂·吉诃德与风车的寓言的再现？当然，我也可以干脆推委说自己搞不清楚写作者在具体的一些诗句中的意图，像“呷着茶与幽灵角力。”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是不是过于神秘、优雅和安逸了？“呷着茶”，而且还是在“凉爽的斗室”里呢。我只能猜揣这是写作者所玩弄的语言的诡计，他有意要让我们上当（在当代诗歌写作中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通的手段了）。是的，写作者的语言的计谋在这首诗里真是随处可见，“格言、真理和鸡毛菜。”我们可以将重量不一的词这样组合在一起吗？这是为了讽刺，给格言、真理的真实性以贬低的理解？也许是吧。还有：“我也不会去你的家庭 / 从你忠贞的妻子身旁替换你。”这真是一句色情的、大胆的臆想的诗句。但它想要说明的是什么？伦理道德观念的下滑？好像就是这么回事。当今的人们总是在叹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古老的传统的德性已经消失。但我们能够同意写作者所认为的，这是由于弗洛依德学说对于人类心灵活动的揭示所带来的影响的观点吗？如果同意，那么可以不可以再加上荣格、拉康这样一些人物的观点呢？不过，不管同意不同意，时代的变化已经是明确的，我们已经在其中看到了写作者对于事物的消失所发出的自己的感叹。
但写到这里，我好像仍然没有谈到这首诗的结构因素，只是凭着一番阅读者的自由想象在对诗歌的主题进行揣摸。这样的解读是合理的吗？或者，写作者希望我们这样去阅读他的作品吗？因此，看来我还是有必要谈论一下这首诗语言使用的技术手段。譬如说，我希望当我从第一句：“你的罗马表不再为你而走 / 但也不为我们走得快些”中读到“罗马表”时，写作者所强调的诗歌倾向便已经被我捕捉到了。“罗马表”，在这块今天仍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的手表面前，我们能够看到诗中人物的什么样的身份呢？这说明，从第一句诗开始，写作者就已经为我们点明了他的人物对象的身份，他让我们一下子就看到这首诗写的肯定不是什么工人、农民，或者学生，而就是一个小小的中产阶级。并且，表又是时间的象征物，既然这首诗最终的主题与时间的消失有关，那么，写作者在第一句诗里，通过一个词达到了两种目的，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写作者的高明之处。不过，紧接下来的一句诗似乎又偏离了上面的“不为我们走得更快些。”，它用“今晚”对场景做出了限定，因而将所有的“看”与“听”都限定在了回忆的范围内。当然，这回忆猜测的成分是很大的，并且是与“今晚”进行对比的。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写作者并不想仅仅是对比一番就算了事。他在进行了一番对比后，马上便开始了自己的议论：“而你比你的时代还要不幸 / 还要仓促，来到少量精确的敌意中。”说一个人比他的时代还要不幸，在我看来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个人大于时代？或许写作者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立即用了一个“少量精确的敌意”这样奇异的修辞性句子，既表达了自己对于遗照之人的惋惜之情，又不至于陷入夸张而拔不出来。接下来的第二节第三句以后的四句诗显得有些晦涩：“你审视着 / 灰色的庞然大物，一枚像章。/你推倒的偶像与新型的之间 /每一株植物都受灵感（或上帝）/支配……”这样的诗句的非实指性，很容易让阅读者不明究里。但考虑到这是写的上海的事情，一个中国最大的殖民主义味儿色彩很浓的城市，我们马上就可以明白其中所可能存在着的含义了，无论是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还是今天的，以近乎狂热的态度开发浦东使世人惊讶的上海，庞大的建筑物均是现代社会人们既崇拜又为之感到恐惧的对象，这是人类的“植物”。不过它是对人类的奖赏呢？还是对人类的压迫？“一枚像章”？此诗的重头戏其实是在第三节，它的第一句诗看起来是对开头的诗句的重复：“你的罗马表不再为你 /而走动；”但内在的意蕴却是不一样的，因为虽然“你的”表不走动了，可是时间却照样在流逝，“我”还要在时间的流逝中面对一切（“格言、真理和鸡毛菜”）。而“我”和“你”所面对的一切是一样的吗？从表面看似乎是一样的，但其实又不一样了；曾经是梦想的现在变成了厌倦的，曾经是肯定的现在成为了疑问。甚至连基本的一些东西也丧失掉了（“她的意志 / 和纯洁正是我们时代的缺陷”）。
好了，写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这篇文字了。最后我对这首诗要说的其实只有一句话：注意诗中的关键词，像“罗马表”、“今晚”、“替换”、“飞翔”等。
身份：必须确定的……
写作者的身份是应该十分注意的问题。我甚至认为没有确定自己恰当的身份，无论谁都很难在写作的过程中找到准确的角度，因而也就很难写出透彻的诗篇。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可能反对我的这种看法，认为这是机械论的观点，把写作这种人类心智的活动当作了技术性行业的行为。但在我看来，一个诗人写作的题材必须是他最为熟悉的，而不是与他的生活完全不相干的东西。也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准确、生动、深刻地在作品中呈现出母题的意义。但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似乎并非这样。我看到在不少人那里，写作纯粹变成了炫技地、语言的拼装把戏。他们总是高蹈的写一些与自己生存的实际情况不相干的东西，最终写出来的作品，除了与自己有关外，没有任何意义。对这样的情况，我真是感到悲哀。如果诗歌不与生命发生联系，那么它又有什么用呢？诗歌，包括文学中的其他形式，都应该是为人类的生存服务的。它们虽然不能解决人类生存的物质境遇，但对于精神的建设应该有所帮助。而正是因为这一点，文学才作为人类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工具，被一再地赋予了神圣的地位。
所以，我历来认为只有那些知道自己身份的诗人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譬如说我认为布罗茨基就是这样的诗人。今天，当我再一次读他的作品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在湖区》一诗就是这方面很好的例证。
《在湖区》是布罗茨基离开前苏联后，在美国写的一首短诗，似乎算不上他的重要作品。但我一直对这首诗感兴趣，原因就在于这首诗体现出布罗茨基对自己身份的确定认识：他并没有因为离开了过去的生活便改变自己的身份，而始终以清醒的头脑看待自己的处境。因此，在这首诗的第一节里我们便看到了对这一点的强调：“那些日子里，在一个牙科医生云集的 / （他们的女儿从伦敦订购时装；/他们彩绘的钳子在招牌顶端夹着/ 一个普通而抽象的智慧之齿）/地方，我——口腔中的废墟胜过/ 任何一处巴比农神殿——一个间谍，从 / 那正在腐烂的文化的第五纵队而来的先锋 / （我的头衔虽是文学教授），/正住在最负盛名的淡水湖泊 /附近的一所学院里，任职的 /作用仅为耗磨掉 / 当地纯真青年的耐心。”在这节诗里我们无疑可以获得如下讯息：写作者已经不是像过去那样住在环境恶劣的地方，而是居住在一个中产阶级住宅区，“牙科医生云集的”地方。
本来，对于布罗茨基这样的，受到过极权主义迫害，吃了不少苦头的人来说，生活的实际境遇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后，他应该感到高兴，但我们在诗中看到写作者并没有。在这样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中产阶级无聊的一面：“他们的女儿从伦敦订购时装 / 他们彩绘的钳子在招牌顶端夹着/ 一个普通而抽象的智慧之齿”。很显然，买衣服要跑到几千公里以外的他国去的人，其生活中讲究什么是很清楚的。面对着这样的生活，写作者干脆以自嘲的口吻将他本人说成是一个“文化的第五纵队的间谍”，所干的工作是为了耗磨人的耐心。我们都知道间谍意味着什么。间谍当然是生活在敌对的环境中的人。因此，以我的理解，尽管生活的环境变了，但写作者仍然对于自己的身份保持着冷静的认识，他并没有因为已走进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环境而认为自己已与他们融合在一起。他与中产阶级的可怜的趣味仍然是格格不入的。
对于一个因为追求诗歌的正义和尊严坐过牢狱的人，文学的功能当然不是为了使自己得到一份中产阶级的生活（当然，我们有必要分清楚的是，这里所说的中产阶级，他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重要的，他是一种生活态度。或者我们更主要地是将之理解为精神状态），这恰恰是文学必须唾弃的。甚至，写作者在这一节诗里还隐含地说出了文学实际上拒绝中产阶级。那些仅仅将文学看作是修养的中产阶级青年，怎么可能体会到真正的文学与人类的历史关系呢？他们的耐心终将在对于使命的认定中被消耗干净。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是写作者作为诗人的自负，看不起将文学当作时髦谈资的人。但，正是从这里，我们的确看到了写作者理解文学的观点。也看到他始终将文学看作是解释人类命运的工具，存在着使命性质。
其实，身份又是一个“相关性”的问题。这是因为无论一个人在思想上更关注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应该与他对于世界的认识一致。从具体出发，通过对真正与自己有联系的事物的理解，最终达到认识事物的实质的目的。而如果我们没有在自身的写作中达到与自己所写的东西的内在的联系，或者说我们没有理解到我们写作的对象，那么，这样的写作从根本上说，是很难获得价值的。因为我们的确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够去透彻地谈论他根本就没有想明白的事情。我们不能明明是无产阶级，却非要像中产阶级那样谈论问题。没有中产阶级的生活趣味，他们的价值观，怎么可能说出的是中产阶级的想法呢？就是说出了，恐怕也是仅附其皮毛，而难达其骨髓吧。
这样，当我们再回头来看布罗茨基的《在湖区》一诗，就会发现在这一点上，他是十分明确的。他并没有感受到生活变化的喜悦，反而在其中体会到了一种无聊：“那时我的写作从来有头无尾 / 我的诗行结束在一串省略号上，颓丧地 / 我和衣倒在床上。”生活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环境中，一切自然变得别扭，以至于连写作本身也出现困难，难以进行下去，以布罗茨基这样有大才能的诗人，在如此的境域中都碰上了这样难受的问题（我一直猜测着：如果没有置身在中产阶级群体里生活的那么一段时间，布罗茨基可能还不会对于中产阶级的无聊有那么深切的体会）。我想这已经足以说明，一个诗人必须坚决地注意自身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在写作，应该关注什么样的问题。
当然，我并不是说由于身份问题，我们就只能照葫芦画瓢的写作，把自己的实际的生活简单的描述出来。写作，就像我上面说过的那样，它总是要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我们最终想解决的问题也是通过作品的建构，达到对世界的认识，并且还不是现象的认识，而是在精神上寻找到世界对于我们在各个方面意味着什么。因此，现象又必然是要与本质发生联系的。具体的写作最终仍然要呈现出与终极问题的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歌要解答更广泛的人类的处境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具体也是没有意义的。从这一点讲，身份就并不是简单的限定，我们也不能将之理解为对精神方向的限制。更多的，我们应该将之理解为具体写作的范围的问题。任何一个诗人，由于他生活的局限性，都只能写作他自己熟悉的东西。他应该通过这样的具体的写作，最终达到精神的高点。而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他也就是做到了绝对。我们的确需要相信，抽象是通过具体而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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