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部东归与《土尔扈特部归顺图》
陈金梅 李莉
清乾隆三十六年，蒙古族土尔扈特部族人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历经千难万险，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到大清帝国。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并赏赐了渥巴锡等人，同时作画以示纪念。朝阳博物馆收藏的《土尔扈特归顺图》就是描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珍贵文物。
公元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为反抗沙皇俄国的统治，在年轻的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历经千难万险，从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到达伊犁，乾隆皇帝亲自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并赏赐了渥巴锡等人，辽宁省朝阳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宫廷绘画《土尔扈特部归顺图》就是描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珍贵文物。
一、土尔扈特部东归
土尔扈特部是我国卫拉特(明代称“瓦刺”，清代称“厄鲁特”亦称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游牧于我国新疆塔城以西的雅尔地区。“居於雅尔之额什尔努拉地。初卫拉特诸酋以伊犁为会宗地，各统所部不相属。准噶尔部酋巴图尔珲台吉者，游牧阿尔台，恃其强，欲役属诸卫拉特，和鄂尔勒克恶之”，明代崇祯二年(1629年)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部族25万人离开故土，向北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伏尔加河(土尔扈特人称伏尔加河为“额济勒”)流域南北两岸广阔的草原，当时俄国人的势力还没到达这一地区，在这块荒无人烟、水草丰美的草原上休养生息放马牧羊，开始了长达140多年的艰辛历程。
1.土尔扈特部心怀故土，与清政府联系密切
清崇德六年即公元1641年，沙俄向游牧在额济勒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发动武装袭击，被给予坚决反击，首领和鄂尔勒克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其子书库尔岱青继位成为部族首领，此后与清政府一直保持联系没有间断。
顺治二年(1645)书库尔岱青随青海和硕特部固始汗向清政府朝贡，附名以达，十二年(1655)书库尔岱青派遣使者向清政府奉表纳贡，十三年和鄂尔勒克子伊勒登诺颜遣使奉表贡，十四年和鄂尔勒克子罗卜藏诺颜及其子多尔济遣使向清朝贡驼马“乞市于归化城”，清政府应允其与内陆人民贸易。
康熙十一年(1672年)土尔扈特首领朋楚克死，子阿玉奇继位，“1690年，西藏达赖活佛赐给阿玉奇'汗’的封号，并送去了这一汗号的大印，阿玉奇始自称'汗’。”三十五年(1696)，阿玉奇派出桑多尔吉扎布领本部兵力千人赴阿尔泰山，协助清军阻堵准噶尔部叛酋噶尔丹归路，为清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巩固西北边陲做出了贡献，并在战后入贡祝捷;三十八年(1699)，阿玉奇“复遣使额里格克逊等奉表贡”;四十三年(1704)阿玉奇嫂携子阿拉布珠尔去西藏礼佛，返回时遭到策亡阿拉布坦阻拦，请求清朝安置。清朝封阿拉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赐地于党色尔腾游牧。四十八年(1709)阿玉奇汗派遣使者萨穆坦假道俄罗斯归国向皇帝表贡方物;五十一年(1712年)，“复遣使假道俄罗斯贡方物。上嘉其诚，且欲悉所部疆域，遣内阁侍读图理琛等赉敕往。”五十三年(1714)六月，图理琛到达伏尔加河阿玉奇驻地——马奴托海，受到阿玉奇携各部台吉、喇嘛等众人的热烈接待，太子老师殷扎纳向阿玉奇宣读并递交《康熙帝谕阿玉奇汗敕书》，转达了对土尔扈特部的尉问和关怀，阿玉奇向图理琛说：“满州、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向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表达了同宗同源的思想感情和对故土的怀恋之情。
雍正八年(1730)世宗雍正再次派内阁学士班弟为首的使团到伏尔加河慰问土尔扈特部，递交《雍正帝谕土尔扈特汗敕书》。
乾隆二十一年(1756)惇多卜喇什遣使吹扎布等人入觐，请赴西藏礼佛。吹扎布代表惇多卜喇什向乾隆皇帝敬献了黑绒镶银花弓袋和箭囊等方物，受到清朝的重视和热忱接待，乾隆帝三次接见并赐宴万树园，并派官员护送去西藏礼佛。乾隆皇帝亲自赋诗(《宴土尔扈特使臣》)一首以志此事，诗中写道“乌孙别种限罗叉，假道崎岖岁月赊。天阕不辞钦献赆，雪山何碍许熬茶。覆帱谁可殊圆盖，中外由来本一家。彼以诚输此诚惠，无心蜀望更勤遐。”
所有这些都表明，自土尔扈特部西迁至额济勒河流域以后始终顽强的保持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坚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蒙古族民众信奉藏传佛教，因此他们一直遵照惯例到西藏、青海等地熬茶礼佛，一直对清朝奉表纳贡，与清政府保持着表贡和臣属关系，认同自己的祖国，一直没有向沙皇称臣。
2.导致土尔扈特部东归清帝国的主要原因
1762年，沙皇俄国叶卡特琳娜登上俄国皇位。自彼得一世以来，沙俄政府一直不断对外发动战争，他们将土尔扈特部视为自己的属藩，不但在该部周围建筑堡垒、加派军队进行监视和镇压，而且还对该部族强制实行人质制度，大量的土尔扈特部青壮年被征兵并在对外战争中失掉了生命，繁重的兵役负担使土尔扈特部民众“征调苛烦，不堪其苦”，“苦于征役，人人危惧”人口锐减，土尔扈特人的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和选择。
在政治方面，他们强迫土尔扈特人对其俯首称臣，土尔扈特部建立的汗国在强盛的时候，与沙皇俄国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土尔扈特人在汗王下设扎尔固，沙皇强大后直接干预土尔扈特部汗位的继承，妄图改组扎尔固、削去汗王的领导权。
在经济方面，沙俄让大量的哥萨克移民向东扩展，抢占了额济勒流域最肥沃的土地，土尔扈特人的游牧地不断缩小，其游牧业受到限制。沙皇还纵容哥萨克族人掠夺土尔扈特部民众的牲畜和财产，并且对土尔扈特人施以繁重的赋税徭役，导致双方的矛盾及武装冲突不断。
在民族宗教信仰方面，土尔扈特部崇信藏传佛教格鲁派，沙皇政府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并且还“无所忌惮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施加洗礼，”严重的伤害了土尔扈特人的宗教情感。对于这一点，乾隆皇帝在《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一文说的非常透彻：“康熙年间，我皇祖圣祖皇帝，尝欲悉其领要，令侍读图丽琛等，假道俄罗斯以往。而俄罗斯故为纡绕其程，凡行三年又数月，始反命。今之汗渥巴锡者，即阿玉奇之曾孙也。以俄罗斯征调师旅不休，近且征其子入质，而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合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以息肩焉。”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渥巴锡才与合族台吉密谋带领全部族回归大清王朝。
3、土尔扈特部东归回到祖国受到热烈欢迎和优恤。
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冬，寒风凛冽，但是为了使土尔扈特民众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能使民族免遭灭亡之灾，以渥巴锡为首的热爱本民族和故土的土尔扈特部族人，经过秘密酝酿，举行武装起义，离开沙俄返归祖邦，选择了一条东归大清帝国的光明之路。得知消息的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派出大批军队追击，东归的征途异常艰险，后有俄军的追击，前有哥萨克骑兵的拦截，一路上障碍重重，除了残酷的战斗，渥巴锡和他的族人们还要忍饥挨饿、风餐露宿，饱受严寒、酷暑、疾病和瘟疫的摧残折磨，《清史稿》记载，“渥巴锡走沙喇伯可之北戈壁，无水草，人皆取马牛之血而饮，瘟疫大作，死者十万，牲畜十存三四。”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五日抵达伊犁，“凡八阅月，历万有余里”，终于回到了大清帝国的怀抱，渥巴锡向伊犁将军伊索图献上了“其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玉印及玉器、宣窑磁器等物，”向清政府表明了其赤诚之心。
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记载，土尔扈特人离开伏尔加河时尚有17万人，到达伊犁河畔时已不足7万人。乾隆皇帝对归来的民众极为怜悯，《清高宗实录》记载：“土尔扈特等自俄罗斯，率领妻子颠连前来，窘迫已极，若不加意抚恤，令伊等或至饿毙，朕心实有不忍。”指令大臣为土尔扈特部众准备了生存生活的必需物资，及时赈济安置疲惫不堪、饥寒交迫的部众，使他们从此过上的安居乐业的日子，“脱离罗刹入乐土，自此畜牧安升平。”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谕土尔扈特投诚大台吉均令来避暑山庄朝觐。”因担心北京炎热后定在承德避暑山庄，渥巴锡等人于8月5日出发，途经乌鲁木10月上旬，渥巴锡一行人抵达木兰围场的伊绵峪，觐见乾隆帝，进献礼品，乾隆皇帝用蒙古语垂询，赐给渥巴锡及随行人员黄马褂、顶戴花翎、鞍马、櫜鞬、银币等并赐宴万树园，对归来人员均给予分封爵位，予以赏赐。“封渥巴锡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均予世袭罔替。”之后，乾隆帝特意在万法归一殿接见并与渥巴锡一起聆听大师的讲经说法。10月27日，渥巴锡等人做为主要来宾，参加了普陀宗乘庙的落成典礼。乾隆皇帝在御制《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拈香得句》一诗中特别记录了此事。不仅如此，对于接待渥巴锡来朝觐路上“不以为事。以致多有贻误”接待不力的官员，有的交部来加议处，有的“革职，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效力赎罪。”对有功人员亦给予表扬奖励。
按照惯例，每逢重大事件,朝廷总会命人对重大历史事件做纪实绘画，这幅画表现的正是乾隆皇帝在承德木兰围场伊绵峪接见渥巴锡等人跪拜的场景，《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九月乙巳“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等以归顺入觐，上御行幄受朝。”这一天是公元1771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初八。
4、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历史纪念
承德普陀宗乘庙始建于乾隆三十二年三月，至三十六年(1771年)八月完工。乾隆三十六年是乾隆六十寿辰和皇太后八十寿辰之年，在御制《普陀宗乘之庙碑记》中指出，建此庙是为其母庆八十大寿，接待前来祝福朝觐的西藏、青海、新疆、蒙古等各部少数民族首领，以示敬重各族宗教。而土尔扈特部也正好于这一年归来，因此特别说明：“而久入俄罗斯之土尔扈特……率全部数万人，历半年余，行万有数千里，倾心归顺，适于是时莅止，瞻仰善因福果。诚有不可思议者。”乾隆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立了二方石碑，立于庙内，以示纪念。
二、土尔扈特部归顺图
1982年底，辽宁省朝阳市文物收购站在朝阳市凌源县瓦房店乡一胡姓农民手中收购了《土尔扈特部归顺图》等四幅清宫收藏字画。此图原收藏于清内务府。清亡,溥仪逊位后将此图带往长春伪宫。抗日战争胜利后，伪满州国迁往通化，此图为其侍从所得，散佚民间，几经辗转，1982年朝阳市文物收购站在凌源收购，后移交朝阳市博物馆收藏。
此图为纸本，纵25.6厘米，画心横244厘米,跋横74厘米。设色，画纸略泛黄色。卷首钤印有：“乾隆御览之宝”椭园形印，阳文，尺寸4.1*3.2厘米;“古希天子”圆形印,阳文，直径4.4厘米;“石渠宝笈”长方形印,阳文,尺寸2.6*1.9厘米;“石渠定鉴”圆形印,阳文,直径2.6厘米;“宝笈重编”方形印,阴文,尺寸2.4*2.4厘米;“宣统御览之宝”方形印,阳文,尺寸2.8*2.8厘米;“乾清宫鉴藏宝”长方形印,阳文,尺寸3.5*2.2厘米等七方收藏印鉴。画尾钤有“乾隆鉴赏”圆形印,阴文,直径2.8厘米;“三希堂精鉴玺”方形印,阳文,尺寸3.9*2.2厘米;“宜子孙”方形印,阴文,尺寸2.4*2.4厘米等三方印鉴卷尾题跋后部押尾“太上皇帝之宝”，方形阳文印，尺寸9.6*9.6厘米。此图共计钤有十一方收藏印鉴，均为篆书，其中“乾隆御览之宝”、“古希天子”、“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古笈重编”、“乾清宫鉴藏宝”等“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太上皇帝之宝”为乾隆皇帝印，“宣统御览之宝”为宣统皇帝之印。画心左下角钤篆书朱文“聿霑恩雨”四字，尺寸1.1*1.1厘米。
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十册二九九页，“裘曰修书御制土尔扈特归顺记一卷，臣裘曰修敬书、附图并恭题。”
展开画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远处层峦叠嶂的群山、蜿蜓起伏的丘陵，迎风招展的各色旌旗，郁郁苍苍的树木，雄伟壮丽的行幄，生机盎然、星罗棋布的蒙古包，威武雄壮、骑马射猎的清军、观景的蒙民及嬉戏的儿童等无不跃然纸上。画面的正中部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高大行帐，这里是乾隆皇帝及其随行的文武官员的驻跸行幄，行幄为高大的圆形天幕，四周旌旗迎风飘扬，气势雄伟、壮丽，行幄正东、正南各有一门，门两侧均有武装侍卫在把守，在东门前，有带刀侍卫，有着黄马褂和便服的文武官员，均神情轻松地在交谈，他们斜对面跪着的跋涉万里自俄罗斯归来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一行十四人，渥巴锡双手举至头顶跪在队伍的最前面，随行人员十三人中有的翘首仰望、有的顾目回望、排在最后的两人还在做交谈状，从他们跪立身体的朝向并不是眼前着黄马褂的十几位官员、而是朝向行幄方向，表明乾隆皇帝尚在行幄之中并没有出现在画面中。行幄两侧的山谷中，隐现有数顶帐蓬，前面有马儿在悠闲的吃草，有几队纵马奔驰射猎的骑兵，右侧一骑兵牵一匹骆驼正向行幄缓缓走去。画面中山谷前后布满树木，树叶有红色的、绿色的还有黄色的，画卷注重布局章法，构图严谨，主次相互响应，远近景层次分明，画面布局合理，色调柔和浓淡适宜，作者以细腻的笔法为世人描绘了一幅秋天的美景，将这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接见定格成永恒。
卷后题跋为竖行楷书，共计32行342字，全文为：
国家中外大一统，曩惟西事烦经营。两朝挞伐未竟绪，皇帝告庙功初成。
臣当伏读开惑论，牢笼万变提权衡。胜算在握要领得，如雷斯厉风斯行。
乘机迅扫到回鹘，阳关以外无坚城。再读御制归顺记，土尔扈特人投诚。
前兹凖夷梗化久，四卫拉特相支撑。我师维时定西域，独此早窜偷其生。
未曾遣使远招致，亦不往索劳甲兵。幡然挈属奉表至，彼盖逖听心先倾。
譬从地底见红日，有不仰企非人情。试看稽首列万账，尽隶臣仆归大清。
西陲全局此始结，更无别种防芽萌。上承付讬述遗志，下答苍赤垂庥声。
常人乐成难虑始，初事未免多疑惊。大文炳炳一披示，眼前事理昭然明。
信哉至德感必应，昔者敌垒今编氓。提携襁褓及妇子，不似昨日饥寒并。
脱离罗刹入乐土，自此畜牧安升平。渥巴锡汗识向背，迁莺出谷兹为荣。
时当秋狝驻清跸，诏许入觐瞻龙旌。山庄宴贲有故事，丹青落笔光彩呈。
神谟传烈古未有，照耀八极环九瀛。岂知圣意益深远，懔懔泰运方持盈。
臣裘曰修敬题。
卷尾题跋后书“臣裘曰修敬题”，钤有“臣”白文、“修”朱文印各一方，方形，尺寸0.6*0.6厘米。
题跋中“皇帝”、“大清”均另起一行，“臣”字较其他字略小，以示对皇帝和朝廷的恭敬。
关于此图的作者，杨永宽先生认为是裘曰修。查裘曰修，《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一，列传一百八有传，为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历兵、吏、户、礼、工诸部，令在军机处行走。曾迁尚书，吏部侍郎，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南书房行走，四库全书馆总裁，加太子少傅，卒后谥文达。曾治理黄河、南运河等，著有《治河论》和《治河策》，是治水方面的专家。《清史稿》传中关于其作画之事没有任何记载，关邑先生认为他不是画家，仅是书写了图后跋语。从此图画心左下角钤有朱文印“聿霑恩雨”四字来看，印的尺寸明显要小于皇帝的收藏印鉴，应该就是画家所钤。“聿”是“筆”的本字，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聿，所以书也。以用也。聿者，所用书之物也。楚谓之聿。”所以“聿霑恩雨”亦即“笔沾恩雨”。
在清代宫廷绘画中凡是有皇帝、贵妃形象出现，画家都不落款，在皇帝面前是不能随便把自己姓名写下来的，虽然此图整个画面没有出现乾隆皇帝的个人形象，但从画面的的氛围看乾隆皇帝也是呼之欲出，所以画家没有留个人名款，只在画作左下角钤“聿霑恩雨”印文。在现存书画中，清代乾隆时期著名画家艾启蒙在他的画作《宝吉骝图》钤印中就有“臣艾启蒙”(白文)、“聿霑恩雨”(朱文)印，艾启蒙是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生于波西米亚，乾隆十年来中国，师从郎士宁，工人物、走兽、翎毛，与郎士宁、王致诚、安德义合称“四洋画家”，土尔扈特部回归时艾启蒙正是乾隆朝非常得力的御用画家，有机会随幸木兰围场，因此被指示做此画是非常可能的，土尔扈特部郡王策伯克多尔济回归到祖国后献给乾隆皇帝的宝马“宝吉骝”就是出自艾启蒙之手，因此有理由认为土尔扈特部归顺图应是艾启蒙“指导并参与起稿，并由内廷的一般画家绘制完成的。”
爱尔兰作家昆德赛在《鞑靼人的反叛》一文评论到：“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土尔扈特人跨越无垠的草原，东返祖国那样轰动于世界和激动人心的事。”《土尔扈特部归顺图》这幅图所反映正是土尔扈特部为反抗沙俄的压迫奴役，不畏艰险，万里东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正如题跋中所写的那样，“试看稽首列万账，尽隶臣仆归大清。西陲全局此始结，更无别种防芽萌。”它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史上实现完全统一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事，即“标志着祖国政权的统一，边疆的巩固，也显示出土尔扈特部蒙古族怀念中华故土、不肯受外人奴役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