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子先 | 我的学生时代（连载）
我的学生时代
文|井子先
如果从幼儿园算起，我的学生时代经历了从1958年到1968年整整十年，也算是“十年寒窗”了。这一段时间，刚好是共和国建立后最为激情澎湃、热血喷涌的年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使新中国早日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忍饥挨饿、勇闯关山，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奠定了今天国家强盛的基础。我的学生时代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也经历了坎坷和曲折，磨砺和辉煌，成为我的人生历程中最值得书写的一段记忆。
我的学生时代（之一）
从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
说到上过幼儿园，或许人们不信，其实我真的上过幼儿园，只不过那时的幼儿园不像现在的幼儿园那么正规罢了。
1958年，随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颁布，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在全国展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人民公社，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管理格局，一切都归了集体。为了使劳力出工无后顾之忧，当时就提出了“托儿所、幼儿园，剩下劳力把活干”的口号，每个村都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我当时已经六周岁了，所以就上了幼儿园。
幼儿园老师是本村的张凤兰婶子。张凤兰的丈夫解放前入伍，是北京某部现役军官，本来是可以带家属的，只是由于她身体素质不好，不适应北方的气候，所以没有随军，在家照看三个幼年的孩子。张老师当时不到三十岁，年轻有文化还会唱戏，既长得俊又热情大方会事，村里就叫她当了幼儿园老师。
幼儿园的生活，除了不像现在的幼儿园安排那么多的文化知识外，还是丰富多彩的。张老师教我们唱戏，我们跟着张老师学会了马金凤的《穆桂英挂帅》中的著名唱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还教我们学《抬花轿》一折中周凤莲坐轿的样子，前面和后面各有几个男孩当抬轿的，中间一个女孩当坐轿的新娘，踏着节拍走着台步，有模有样。坐轿的大多时间都是一个叫花儿的女孩，两手合掌放在胸前，装扮得很是那回事；倒是有一个叫自县的抬轿的男孩，他走在最后，走不好台步，身子往前一拱一拱的，就像戏台子上的三花脸，很是好笑。我们有时候也上地里去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如摘棉花等。摘棉花的时候，老师就叮嘱小朋友要摘干净，不要留眼沾毛，留眼沾毛了睡觉老鼠会掏眼，小朋友们就会很细心地把棉花摘干净。当然，不要求干多少，只算幼儿园活动的一项，干一会儿活就会歇歇歇儿。于是小朋友们就在老师的指挥下唱戏、唱歌、做游戏，做的游戏大多是老鹰抓鸡娃儿、丢手巾、打瞎驴等，其中的丢手巾最为有趣。丢手巾就是小朋友们手拉手成一个圆圈，然后坐下来，先挑一个小朋友开始丢，趁人不注意丢在小朋友的身后。被丢的小朋友发现了便赶紧拿起来接着丢，前一个便坐在后一个的座位上。以一圈为限，被丢者没发现让丢者逮住会罚表演节目，反之如果被丢家机灵，站起来撵上丢家，丢家也要表演节目，很是有趣。老鹰抓鸡娃、打瞎驴同样有趣，不再一一赘述。
张老师也带我们去野游，但不敢跑远，最多也就二里路。记得有一次她带我们到西河上玩，那条河叫冢子河，从三山腹地流来，沿一座小山脚下向下游流去，小河曲曲弯弯，河床时宽时窄，时深时浅，河水清澈，流水潺潺，有石凳可过。我们在河里玩够了，就坐在小山根儿的石头上，让张老师给我们讲故事。一直到傍晚，小朋友们还兴犹未尽，在山坡上乱跑，嚷嚷着要往山顶跑。张老师就吓唬我们，说“日头落，狼下坡，放牛娃们跑不脱。山太高，要上去得两天，赶紧回家，天黑了狼要下山了。”小朋友们便不敢再捣蛋了。那时出去野游，小朋友们要站上队，像儿童团，男孩子手里都拿着设在乡公所的木工组特意为幼儿园做的木制武器：或大刀，或梭镖，或长枪（有几支还涂上了红漆）等，喊着“一二一、一二一”的口令，踏着步子，精神抖擞，很是得意。
冬天来了，幼儿园的小孩子禁不住冷，便会跺脚，挤油取暖。所谓挤油就是一群小朋友靠山墙站着，一声喊便开始挤起来。嘴里喊着号子，笑着说着“挤呀、挤呀，挤出去的是老婆”。一挤油孩子们就有了精神，有的穿个空筒袄，敞着怀，连帽子也不戴，鼻精流多长，也不嫌冷，挤得格外带劲，真应了“有毛猪娃哼哼哼，没毛猪娃也过冬”那句话。那时候，我穿着母亲给我新做的棉袍子，并不感到冷，但这种挤油是集体活动，我自然也参加了。记得有一次我被挤了出来，刚好倒在旁边的一泡屎上，我气得哭了起来，爬起来跑回了家。
幼儿园的小朋友生活上也比较好。那时是吃食堂，常言说“人多没好汤，猪多没好糠”，大集体食堂里生活自然不怎么样，而我们幼儿园要好得多。每逢吃饼子改善生活，老师要求只准在那里吃不准往家拿，我便非常听话，吃罢后拍拍手让老师看看再回家，而有的小朋友则偷偷地将饼子揣到怀里往家带，为此母亲没少说我憨。
幼儿园的生活尽管仅仅半年，却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那种记忆是美好的，是值得留恋、永久品味的！
1959年春节过后，我虚岁八岁了，父亲便把我送到学校读书。按说，新生入学应该在秋季，而我却在春季上了学，有点不可思议，但确实是这样。我猜想，这可能是因为小学一年级就设在村里乡公所院里，近便，家里能照顾；抑或是我虚岁已经八岁，是传统中的入学年龄了；抑或是父母都是文盲，不知道啥时间该一年级新生入学。不管什么原因，我的学生时代正式开始了。
我们村原来是小乡所在地，实行人民公社化后，小乡被撤销，乡公所大院便成了公房。大院是四合土宅攻势二间瓦房建筑，当时西屋三间是木工组，南北是会议室、办公室，东屋是一年级教室。有一个姓李的男老师，我们都叫他李老师，很是负责，什么都教。学生有我们村的，也有王岗、彭营的孩子。学校办到1959年秋期就撤销了，学生们都分到了其他学校。（后来乡公所大院的房子也都安置给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失去房子的村民了）。
尽管我在村里的小学仅仅上了一个学期，但是，这里的启蒙教育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老师对我们进行礼仪教育，如上课时进教室要喊报告，有事要举手，平时见老师要鞠躬问好，捡到东西要归还失主等等，同学们从中受益匪浅。有两件事我一直到现在仍记得非常清楚，一件事是彭营有一个叫王喜贵的学生，在上学路上捡到一个装有钱的红粗布提兜，交给了老师。那是一个游乡的货郎挑子不小心掉的，那人发现挂在扁担头上装钱的提兜掉了后很是着急，一直寻踪找到学校，把王喜贵很是夸赞一番，同学们都露出羡慕的表情。另一件事是在1959年秋村里的小学停办以后，我先后到刘山小学、张营小学读一年级一册，在张营小学上学的一天，我迟到了，站在教室门口向老师喊报告，经老师允许后才鞠躬进教室。老师不仅没批评，反而表扬了我说“看人家这位同学多懂礼貌，你们都应该向他学习”，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但心里却美滋滋的。
我们的文化课主要是语文和算术，算术是简单的20以内的加减法，都难不住我，可以说一学就会。最有趣的是学语文，我第一次接触汉字，很是新奇，学的也特别下功夫，学过的课文几乎都能背下来。记得当时是二册书，掀开书就是毛主席画像，再接着是画配字“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三面红旗万万岁！”再接着就是课文了。课文图文并茂，有诗歌也有散文，篇幅有长短，字上面大都附有拼音，编得特别好，我拿回家就让母亲包了书皮。父母对我上学极其重视，给我缝了新书包，穿得周周正正的。我们还开有写字课，老师叫我们买来了棉纸，订成大字本，每人发一张老师写好的字套在本子里，让我们描着写，才开始笔都拿不好，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写得像个字样。
1959年秋期，我接着在村里的小学上一年级，读一册书。从书里学到的汉语拼音更是新奇，我也感到更新鲜，学得更带劲，凡是老师讲过的我都掌握得非常好。但是好景不长，没有多长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设在村里的学校就撤销了，我们只得先后转到刘山小学、张营小学上学。刘山小学距我们村有三里多路，中间隔着冢子河，要过洋桥从小山脚下上去才到，由于路远再加上有时候要带弟弟，更因为当时生活已经很困难了，所以总在耽误。经历的事情已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从家里搬到学校一个灶火墩儿，后来不知所踪了。张营小学距我们村有近三里地，要从彭营东边的大路往南，再翻一道深沟才能到校，当时好多同学都没有坚持下去，而我似乎有一种精神在支持着。有一天下午放学，天已经黑了，我一个人走出教室走出村。路上没有一个人，我壮着胆子一口气翻过张营村边那道黑黢黢的深沟。月亮升起来已经管闲事了，我沿着彭营村东边那条荒大路一溜小跑往家赶，头发一炸一炸的，身上直冒冷汗。当走到彭营东边，隐隐约约看到前面有个人影，我一边快步往前赶一边大声问“前头是谁？”前面的人应了一声，并停下了脚步，原来是比我大五六岁的同村的高年级同学大银娃。一直到这一阵儿我才算松口气，放松了神经，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家赶。
1959年冬，经济已经严重困难了，人们一边忍着饥饿一边支撑着“大跃进”运动。我的学业再也继续不下去了，特殊年代特殊的一年级启蒙学习划上了句号。我庆幸，亏得我的父母在我刚虚岁八岁就送我上了学，先学二册后学一册，总算基本上完成了一年级学业。（未完待续）
图|网络
--End--
Dec .11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