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化水平高低的量化指标（连载三十三）
文明者，在中文语境中就是文以明人，也即为文的目的，是让人明智。正因为人类旧思想界都未提供让人终极明智的终极方法论，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以常识化视角明确，人的终极明智只能以个体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为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推定，人的文明水平在个体与集体两个层面都与专业思想的自圆其说水平成正比，因此现代公民的受教育权才既是公民权利，又是公民义务。可惜现代文明依然有政治局限，所以看似有宪法保障的公民受教育权，其实依然受制于整体文明局限，所以义务教育的年限就是文明整体局限的写照，但这并不耽误我们预见天下大同之后与哲学常识化普及同步展开的教育的绝对均等化，因此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反对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认为的——在局限文明条件下，人和哲学之间有知行合一的一致性的自圆其说水平等同于人化程度的具体量化标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只要客观条件允许人类文明不灭亡，人类文明终将成熟于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自圆其说状态，因为人天生是以具有无限革命追求的自我意识所主导的主观能动存在，也就是形而上学于更高自圆其说水平的存在，直到可终极自圆其说为止。正因为人的形而上学经验积累具有明确的渐进性，所以在相关经验积累到思想自由于终极方法论的出现之前，人类整体只能不能自拔地共处于文明局限状态之下，整体苟且于互利与互害并存的知行不一人生。透过人的文明存在嫁接于神经系统的意识现象基础之上的形而上学归纳、演绎能力，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不但发现了这其中的概括能力极点，就是由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所代表的人的终极主观成熟，而且通过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视角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关联的辩证解析，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也正在逐渐终极厘清人的理论思维与逻辑相关的整体一致性、主客观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关联，使具备可直接复制性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终极哲学的终极方法论有了系统建构框架。这就是本着哲学必须终极解决我的全部现实人生需求目的所诱变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不难常识化发现，在西方文明复兴了古希腊文明之后，在持续演绎至今的现代科技文明武装下，西方文明以席卷全球的伟力与中华文明进行了两百年的野蛮冲撞，而今在中华文明即将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我能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以终极解决中美两国的文明发展主导权为题适时诱变，就是因为我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标准常识化地发现，人的文明存在，曾经进化于自然存在的客观一致性，如今即将必然成熟于由主客观一致性主导的主观一致性。这样再看人的意识理念持续常识化发展的文明进步趋势，自然不难理解，成熟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主观一致性，只是持续的人的文明存在的一个必然节点，它的终极指向是以物理自由所代表的人的物种永生，这才是哲学所能预见的与人的文明存在相关的主客观一致性极点，因此随着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成熟与推广，人的文明存在将焕然一新于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哲学相关的终极自律，因为哲学的终极工具属性将以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可直接复制性被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解析清楚。参照具有包含关系的数学集合理论，借助集合关系的数学工具属性，很容易形象地理解狭义哲学的工具属性，因为任何专业理论创新实现后，不仅限于哲学领域，相对于表示知识总集的大环，再高明的专业理论都只是其中嵌套的小环。这样大家就可以形象地感知，相对于大环作为总集的确定性，人类一直在通过理论创新不断自主放大专业理论这个作为子集的小环——在接续的具有因果一致性的历史时空内，类似小环子集的专业理论一直在以常识化趋势膨胀，因此任何哲学与科学理论创新都只是看似直观的常识的形而上学再延伸，因为所有的常识都是经过具有因果一致性的理论创新建构而来，所以相对于常识，哲学与科学都根本不具备旧哲学所谓的绝对超验性，只具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局限文明语境下的相对超验性，因为自从有了清晰的自我意识所代表的主客观一致性之后，人的主客观一致性与造物主的神性并无二致，所以这种相对超验性具有绝对的辩证属性，可以基于常识化视角将其理解成准造物神性。这样我们也可以再次反向感受旧哲学错将“非存在”命题通过不存在“非存在”做绝对化解读之后，对整个西方文明在语境层面对可以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存在”这个准终极本体概念的绝对性的实质干扰。既然人性堪比造物神性，那些做作为不可知论依据的人格神就可以从人的知行合一生活语境退场了，因为以终极本体论主导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认识论已经产生，随着终极一致性认知体系的完备，具有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方法论将以终极可知论的形式扫荡一切不可知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何以具备如此伟力？那是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先天具备这种终极穿透力，只是这个穿透周期相对个体生命的有限必死为漫长，所以局限文明条件下的人只要不能终极自圆其说，那么就一定是自欺欺人的存在。正因为身处局限文明条件下的人必然像动物一样基于潜意识理性向权威异化自己的人格已经自然到用非终极理性根本难以常识化解析的地步，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非终极文明与终极文明之间就是大道至简与终极自圆其说之间的距离，中间横亘的，就是促使人只能自欺欺人的显意识理性对潜意识理性的暂时性无奈，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就是终极瓦解这种暂时性无奈的最后一个哲学转向。正因为不这样常识化解读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一定不能终极瓦解不可知论，所以老子虽然预见了大道至简的必然性，无奈只会进行宏观朴素辩证的他因为缺乏类似形式逻辑辩证的精准把控能力，所以建构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方法论的历史任务就历史性地隐藏在古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跨时空交汇当中，在些之前，人类文明的经验积累无论以怎样爆炸喷发状态膨胀，其无限接近但不能超越作为知识总集的大环的确定性是不变的。在集合论视角下再看人的文明存在即将终极主观成熟的必然性，不难发现，人能预见集合的总集，就能预见知识总集这个广义认识论视角下人的认知的整体一致性认知边界，而相应的概念的设立，不过是相应的形而上学思考的形而下学落实，也就是与老子强名曰道相类似的借假名真，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明之处，仅用强名二字就囊括了语言文字的辩证产生机理。明确人的文明存在必然终极主观成熟于与人的自我意识相关的反向感知自我的概括能力，那么结合西方哲学就可以大道至简地解析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当我们把形而上学理解成望物生义时，这个过程显然可以用客观见之于主观进行常识化解读，对应的义理因强名机制被系统化表述出来时，就是相应形而上学理念的形而下学表述——这就是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之间的因果一致性机理的常识化解读。这样就不难理解，正因为汉字是形而上学而来的象形字，所以其信息的丰满程度更高，可以理解成比较拼音文字更富全息性，也就是直观与概括的一致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以辩证属性率先成熟于宏观的民族与文化的知行合一的一致性，而西方文明以形式逻辑的局部辩证属性后成熟于微观的物理人生对精神人生的反向解放。这样结合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再看人类基于不同的文明发展轨迹所建构的不同语言文字体系，虽然没有语言学的指导，但在语境的建构上，显然从不缺乏内在的整体一致性、主客观一致性，而且随着语言文字体系的日益丰满，不成熟的人类文明却按照惯性发展在效率更高的因果一致性当中，而且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否定这种因果一致性与自然进化的因果一致性的有效衔接。正因为如此，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谓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主客观二元终极本体论的合理性才毋庸置疑，因为作为人的主观存在的本体，逻辑，就基于生物进化历程发端于原始细胞膜在物质交换时的选择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基于主客观一致性将这种感知感性异名同出地解释为潜意识理性，因此上不但常识化解析了人的意识运作机理，而且将人与动植物的生理机能进行了一致性解读，所以旧哲学所遍寻不着的自明性机理就这样因哲学的常识化转向而不攻自破了。因为概括性认知是形而上的，随后必然基于因果一致性而形而下地用定义或命题表述此前的形而上学思考，所以基于对知识总集的确定性预见，人的任何定义与命题之间一定具有内在整体一致性关联，而人类的整个思想史在全部创新与溯源之间的互动，就是比西方哲学史更宏大的广义哲学史，具有贯通历史与未来的宏观指导意义。因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不懂历史可以直通未来的终极辩证意义，就不可能真懂哲学的终极文明意义——通过终极方法论的建构让人的文明存在自主走向终极主观和谐，然后用更高效的成本投入追求以终极物理自由所代表的终极主客观一致性——人的整体一致性的物种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