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明的先天缺陷（连载五十一）
常识化视角之下，形式逻辑之所以具备诱变现代科技文明的能力，那是因为逻辑认知的总结与归纳能力相对于中国传统理认知更精准，可惜正因为缺乏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终极归纳能力，所以西方文明无法用“形而上学之谓道”这样的准终极本体认知触摸哲学的整体一致性，于是在上帝作为众因之因的绝对权威地位不容触碰的情况下，不知道形式逻辑具有局部辩证能力的西方文明只能在片面迎合下意识的直观与直觉需求后，在中国传统文化所谓“形而下学之谓器”的科学和科学哲学方面异军突起，从而通过下意识建构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缺乏明确的内在一致性关联的文化视角，一方面用相对精准的自下而上视角与中国传统相对粗放的自上而下视角形成互补，另一方面又基于潜在的一致性，对中国传统准终极本体认知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二生三”以及“三生万物”机理进行了常识化解读，只不过这种结论只有通过常识化互译的理论创新视角才能最终发现，由此可见，缺乏明确一致性认知体系的任何人的文明存在都一定是非终极理性的下意识存在。正因为中西方思想精华之间有这样的终极互补性，所以随着人类文明的科学化趋势日益明显，与理论创新相关的人的物质人生虽然日益丰富多彩，无奈人的精神人生自由却始终无法与物理自由人生匹配，这其中的全部内在原因就在于，只要盲目相信形式逻辑，就必然片面迎合了非终极文明存在的人的下意识直观与直觉需求而不能自拔。这样否定西方哲学思想，不为虚无主义张目，只为常识化揭示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怠于积极履行促文明进步义务的逻辑内因，从而为严重滞后于物理自由命题的精神自由命题的理论创新提供更广泛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正因为没有脱离一致性的差异性理论体系才能为自由命题提供终极理论创新空间，所以常识化明确人的终极思想自由的实现以终极瓦解宗教和政治的生存空间为前提，而且这种终极理想的实现与充满血腥的政治革命没有直接关系，只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思想革新相关，就有了终极文明意义，这样就不难理解人从来是有思想革新能力的知行合一存在的终极文化意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明确的知行合一追求，西方文明进步与创新虽然在形式上解放了人的思想，但通过教育垄断现象的现实局限所内涵的文明局限的主客观一致性，先天分裂的大我与小我意识之间的鸿沟却根本不能得到终极调和，反而通过物理人生与精神人生的再次分裂放大了人的心理危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作为局限文明存在，人必须要通过革命性来建构自己完整的主体性，可惜现在的文明格局却是，世人的身体虽然随着市场一体化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但精神的一体化和全球化却严重滞后了，这相对于中国传统明确的知行合一追求而言，是现实的知行不一，实际违背的，就是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所以在非终极文明条件下，越是物质文明发达的地方，人的自杀率越高，就是因为缺乏终极方法论的指导，实际破坏了人的存在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知行合一的一致性，于是当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行不一人生实在难以忍受的情况下，自我了断就有了个体意义上的全部合理性，这是个体感性对人类集体理性的事实否定，其中隐含哲学所代表的人类自我建构终极理性的全部因果关系。物理人生超越精神人生，这对现代文明条件下的许多人是不争的事实，不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非要耸人听闻，只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必须要通过常识化视角提示清楚的，人的文明存在从自我意识产生的那一刻起，人的整体下意识苟且存在过程就一直隐含与终极自由相关的终极主体建设需求，只因在主客观条件不完备的局限文明情况下，只有具备哲学理论创新能力的人在以卵击石地谋求终极打破逻辑天花板所代表的文明局限，而其他人则只能基于机巧心理而坐享其成，稍有不慎，创新者还会因为打破传统惯性而招致杀身之祸。比较而言，在人类的第一次哲学高峰期，当其他文明尚集体束手无策地困顿于政教合一的淫威时，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已经用道生万物理念升华了传统《易》文化的辩证精华，通过《道德经》相对严谨地建构了天人合一于天下大同的文化认知，只因受制于一致性的文明根本局限，所以暂时无法建构终极方法论而已。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远古时代的禹死之后，中华文明基于政治精英的集体选择放弃了禅让制所代表的原始共和的低效生产模式，进入生产效率更高的奴隶制共和时代，随后经过夏、商两朝的政治历史经验积累，随后的商朝政治精英又发现了政教合一模式的消极性，于是在文化层面通过尊尊、亲亲理念的推行，配合分封制谋求瓦解宗教伦理对世俗人生的过多干预，于是中华文明成为最早进入封建主义的文明，而且经历春秋战国的洗礼，中华文明又成为最早抛弃封建主义的文明。正因为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均有先进的知行合一理念所指导的理论创新经验，所以伴随《道德经》创作者因为建构终极方法论不能而遁世，中华文明的文化高峰以道生万物的终极本体论和天人合一于天下大同的终极认识论的形成而实现，然后因为无法形成终极方法论的原因而必然在渐进释放先进性之余，只有通过保守但不失革新努力的等待中维持“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政治格局，直到近现代在异域文化的深度冲击下，最终寻得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会。这就是进入民主革命之前的中华文明的政治类型更替过程，近现代之前的中国政治类型根本不是类似西方文明的封建主义制度，而是比君主立宪制更优越的君主共和制，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根据传统采用了社会主义共和制，因为对于文化相对成熟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文明而言，共和制的管理与生产效率在方法论层面高于民主制，也就是在横向竞争中，更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会确保在虎狼环视的局限文明条件下获得可一以贯之的文明自决权。正因为中华文脉以道生万物为认知起点，所以道命题富于哲学意义的形而上学产生，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所内涵的哲学本体论的事实形成，因此参照作为中国传统方法论起点的《易经》的阴阳互根认知，中国传统思想体系虽然没能建构终极方法论，但阴阳互根于对立统一所隐含的同生共死性，作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创新发现，这是确保中华文明相对成熟于其他文明的根本逻辑内因。正因为阴阳互根于同生共死命题是建构终极方法论的必须逻辑起点，所以相对于中华文明的理性思维绝对信仰辩证分析的成熟程度，其他文明正因为一直没有这样的逻辑认知基点，所以最终只有建构了相对辩证的形式逻辑的古希腊文明能够诱变抗衡中华文明的能力，因而人类文明终将在合流中整体成熟于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交汇，只不过这个交汇的最终主导权要由西方文明向中华文明转移，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具有绝对辩证优势。基于一致性明确了西方文明所延续的古希腊文明相对于中华文明在建构统一本体论方面的笨拙，才能更好地常识化理解非终极文明的根本局限——人的文明对存在的本质研究，都必然而且只能起始于盲目的坐井观天的由浅入深和由表及里，于是与视角切入相关的方法的采用对理论成果的成熟程度必然产生先在性制约与影响。比如中华文明作为传统的靠天吃饭的农业文明，对自然规律的依赖大于小国寡民的古希腊城邦，于是作为同样的辩证存在，中国的文化先民把自然规律的变化形而上学于阴阳互根的对立统一认知，也即通过朦胧的语言文字诞生的强名机制和机理，中国人相对很容易在个体层面悟通“阴即阳，阳即阴”的阴与阳对立统一于同生共死的终极辩证属性，其他文明只有佛学建立了类似的“生即死，死即生”的终极辩证认知，无奈因为缺乏彻底的革命性，所以不容于更保守的奴隶制统治，转而在中华文明的护佑下获得原生地以外的生存空间。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古希腊城邦的文化形成背景没有类似中华大农业文明的广阔与恢宏，因此相对于中国远古政治由禅让制过渡到奴隶制的平稳，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向古罗马帝国的全球化扩张则明显缺乏人性的温度，所以中国历史上总不乏在个体层面实现不可直接复制的终极自圆其说的高人，但西方文明却从来没有，因为非终极辩证的逻辑惯性决定，只要不具备终极辩证能力，那么相应的文化体系无论怎么发展，都注定束手无策于先天分裂的人性认知，而哲学的终极成熟，恰恰只与人的自我意识所内涵的自我革新于终极自圆其说的主观成熟直接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