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在近现代没落的世界性意义

既然中华传统文化如此先进，为什么又在近现代没落了呢？同样因为文明局限导致哲学向政治做了过多妥协，而没落政治的妥协从来没底线，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分裂的极端表现。

政治主导的人类历史从来是血淋淋的，只有天地不仁的哲学境界才能对此等闲视之，而人的哲学化修炼的就是此等境界，所以我一再强调，学习哲学必须要有主动克服思想洁癖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自己的学术理性，有效避免各种洁癖心理对自己哲学素养提升的无谓干扰，较少走火入魔的风险。

同样必须向政治妥协，只有近现代的中华文明悲剧体现的整体文明张力最强，因为我们曾经一贯独占文明发展鳌头，因此导致的民族自觉精神最强，全体成员才最难接受本民族的“彻底没落”，所以跌落得越深，反抗精神就越强。

从天地不仁的角度，世界文明发展需要中华文明“彻底没落”一次，因为只有屈辱感强到极致的时候，我们文明内核处的天下一家情怀才能被再次极度激发，结果就是我们这个文明主体为了自身终极安宁的需要，必然提出人类整体文明终极进步的方向与整体解决方案，是谓世界性意义。因为我们擅长自度度他和自觉觉他。

任何文明的进步与衰退都具有世界性意义，之所以要强调中华文明没落的世界性意义，是因为我在世界历史中看到了与丝绸之路一贯并行的世界性文明大融合趋势，具体实现的是时空二维均相隔遥远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艰难对接——文明融合起点的商贸关系主导权在中国，今天由西方文明主导并造就的破烂不堪的世界格局也要中华新文明做终极调和，因为只有中华文明一贯的和合文化具备这种生生不息的能力。

其他任何文明都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的文明内核极度缺少人的主体性表达，即便占据统治地位且一直高喊民主自由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也没有，因为他们始终自甘为神的奴仆，所以，当复兴的中华民族开始追求真正的民主与自由之时，便是中华文明彻底挤压西方资本主义的虚伪，重握文明主导权的新起点。

过去的中华文明相对温和与保守，是因为我们当时只具备世界性融合的基础条件，不具备世界性融合的全部条件，平和的价值观决定我们不能像古罗马文明一样做无度扩张。

而今，经过作为西方文明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彻底补强之后，文明融合的大趋势决定，中华新文明只需再发展出一套常识化哲学解读系统，世界文明的终极和平融合便指日可待。

过去从隋朝开始的中华诸帝国会因虚荣而追求万国来朝的盛景，今日则只需其他落后文明体向文明本身投降，无须再膜拜中华文明，因为新的天下一家格局有了共产主义的新内涵，实现的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与平等，所要杜绝的就是文明局限避免不了的虚伪。

旧文明融合之艰难体现于哲学相对于政治的被动关系，就是过去的哲学一直不得不向政治做深度妥协，就是向占据统治地位的一切剥削阶级统治妥协，这是一切非社会主义的旧文明体受制于文明局限的必然结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理论与实践上彻底杜绝阶级现象所代表的人类整体思想分裂局限。

囿于现实的无奈，社会主义政治暂时依然不能向哲学做彻底妥协，但社会主义政治如果不能自觉发现和顺应这种趋势，并主动在此方向上做针对性文明积累，失去的就一定是自身存在的全部合理性与合法性，苏联与东欧就是最现实的例子。

正因为我们的民族文化能在过去主动实现向政治妥协，而今又能实现政治主动向哲学妥协，所以我们的民族文化才得以一以贯之至今。而今我们要将这种潜意识自觉变成明确、系统的理论。

回头再看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的没落，也正是因为我们过去太自满于长久保持的技术领先优势了——哲学向政治的深度妥协换得了表面的和谐——于是我们放弃了对自己主观能动性深度挖掘的冲动，从而放弃了主动突破文明局限的文明义务，所以必然导致文明新跨越之前的技术革新使命旁落，从而使最野蛮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异军突起于技术进步成为历史的必然，结果又必然导致我们在近现代相对于西方文明而落伍。

因为我们一贯的先进引起西方世界强烈的学习兴趣，而他们在史上规模最大好奇心驱动下，在尝尽各种方式向东方文明靠拢的过程中，全面激发了现代科技的启动键，于是形成了物质文明方面的绝对反超，进而开启的野蛮对文明的绝对碾压。

启动现代科技进步的文明主体的精神世界从来不文明，因为人是佛、魔一体的，文明的本质在于用人的佛性压抑人的魔性，而西方基督教文明恰恰是所有核心文明中做得最差劲的，因为他们一直掩抑不住向域外文明抢劫的冲动，这导致他们在野蛮地推动全球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把自己精神内核的分裂传染全球——在全球市场一体化之下，人类开始普遍不满足于物质人生的窘迫了，普遍的浮躁便意味着普遍分裂的加剧，而后又必须需要新文明理念去主动安抚之。

此前，囿于文明局限的不可突破，人类整体苟且于封建时代，进而形成物质人生与精神人生的浅层次平衡，也就是被剥削阶级只能接受不平等的管理地位的长期合理存在。其中最凄惨的就是西方长久的中世纪黑暗，统治阶级是上帝的奴仆，其他被统治阶级自然就变成奴仆的奴仆，这该是怎样的变态心理呢？！

人类的主要文明体内，从来是哪里压迫最深，哪里的反抗就最强烈，于是在西方世界诞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技术进步代表全人类打破了旧平衡，从而使自身的物质文明获得超前发展。

如今，西方世界主导的物质文明超前发展格局已经进行了五百年，文明内在的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需求决定，哲学所代表的精神文明需要通过跨越式发展促进人类文明的整体和谐。人类的这种潜在需求一直都在。

而今，具备营造这种和谐能力的中华文明已经进入复兴的快车道，展现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比较优势，当然需要全球的有识之士集体努力放大之，这样才能尽显文化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真正文明的，而不是继续错误地妥协于旧政治。

在既定的文明进步格局之下，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所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代表的人的主体性要在哲学之中率先得到全部体现，这就是哲学所谓无用之用的大用的真谛所在。

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并不局限于技术进步，反而更多体现在人的主体性进步上，因为主体性即人性，即是对神的主体性的绝对否定，即是文明进步的唯一指向和真正皈依。这就是中华文明在近代开启的没落模式复兴后带给全人类的文明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