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逻辑的简单野蛮与辩证逻辑的复杂平和
反复纠缠于《道德经》与西方哲学的对比关系，我自己都觉得烦，但是没办法，哲学常识化转向的步骤明显，过程性的时间成本是我和你都必须忍受的，毕竟促进哲学常识化转向的理论雏形只是初具，既然不能一蹴而就于直接的实践转向，那我就只能在反复创新思考中完善和提升自己终极自圆其说的能力，然后再借助自媒体来刷自己的存在感同时，寻求《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存在感的同步扩张。
从人之初开始，人就用自己承接于兽的先天逻辑思维刷着自己的各种存在感，只是当时的人不知道自己有自我意识，当然也更不知道这种自我意识是在本能的形式逻辑基础上通过进化而来。
更让人尴尬的是，从哲学的开放性角度，专业哲学的权威存在竟然代表人类不真知与不成熟的整体遗憾，因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竟然只因为他们不知道形式逻辑于人的显意识只是本能一样的基础存在，不是现实的主观存在。
说形式逻辑不是现实的主观存在是前沿理论，不进一步解释清楚，肯定会让人陷入不知所云的境地，实际从常识化视角看形式逻辑，对于无主体性的兽，它是控制兽的生命活动的主观意识存在，对于有了不成熟的主体性的人而言，人显然分裂于意识和潜意识的自相矛盾，这种自相矛盾的本质就是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进化维度差异导致的，或者说，辩证逻辑是形式逻辑的进化后的升维逻辑，包含但不限于形式逻辑，或者说，形式逻辑于人的显意识，只是主观的理论存在——人自从有了自我意识，就一直活在对终极真理的持续探求中，在终极真理未被发现前，人始终活在循环的辩证逻辑思维中，也就是人的显意识是接续不断的问答、问答、再问答的动态辩证思维里，这里的问可以是形式逻辑的，答也是形式逻辑的，但问答之间一定是辩证逻辑闭环，从没有孤立的问存在，也从没有孤立的答存在，正因为有无数个问答构成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所以人要想通过哲学圆融无碍地认识和认清自己，只有通过前提批判认识到非神化的人之初才行，因为那是人的前提批判终点，也是人的辩证逻辑起点，也是哲学史的真正起点，因为那一刻人开始有了不得记录的自我认知——在此点之前，作为人的祖先的兽有意识，但没有自我意识，因而只能活在本能中，人的生活延续了兽的大部分本能，只有这些本能于人才是潜意识的形式逻辑存在，所以人的先天分裂恰因为人的意识由潜意识和显意识共同构成，因而人的不成熟性在于在不能正确区分显意识与潜意识的逻辑结构时，只能在不真知的形式逻辑陷阱中不能自拔，人要想终极成熟，必须在正确认识显意识的辩证逻辑结构中终极压制形式逻辑的简单线性思维的单纯与野蛮，进而人才能终极理性地进入复杂的文明之和谐与平和状态。
只是这种逻辑的不同层次认知，只有常识化视角才能发现，此前人类一直误以为自己的显意识也是形式逻辑，误以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是平行存在，所以这种根本的认知错误导致西方哲学既无法定义逻辑，又无法定义哲学自身概念。
当然，从互译的角度看，不能准确发现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是中西方传统哲学的共性缺陷，所以我们必须承认，造成中西方哲学共性缺陷的根本原因只在于大家都无法专业认定，逻辑就是人类所有语言文字的共同本体。
所以，只要这个根本认知不得正确建立，人类的集体本体论误解就不可能清除，最终必然导致专业人士一直陷于用语言正确表述自己学术思想的不能，因为缺乏正确本体论的认识论无法终极有效，因为人对世界本质的认知过程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对客观世界的客观见之于主观，这种过程性是动态的，只能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才能正确理解和表述，反之用僵化于静止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则无法正确理解和表述。
由此可见，只要哲学话语权继续掌握在与政治沆瀣一气的唯心主义者手中，人类要想整体摆脱自己的终极认知不能之尴尬，就必须通过哲学理论创新一起葬送唯心主义和一切保守的政治。
凡政治，都有保守性，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又一直是对立统一的共生关系，所以社会主义政治必须在哲学上寻求自杀的理论创新途径，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对唯心主义哲学的终极消灭，然后哲学才能因此而整体涅槃——终极哲学必须因唯物主义哲学这样置之死地而后生，因为唯心主义都是形式逻辑受害者，从来不真懂辩证法。
如此一来，只要承认人的显意识从来不是线性的形式逻辑，那么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看清楚旧的心物一元论的荒谬——心与物明显是二元的双重本体存在，强求一元本体显然是摆脱形式逻辑束缚不能的表现——由此可见，不能摆脱形式逻辑束缚，竟然一直是全人类整体画地为牢的自欺之举，是整体性不自知的根源。
如今通过双重本体论明确了逻辑于人类主观文明的本体性，如果不懂人的显意识在逻辑上的辩证属性，那么所有科学成果都无法用形式逻辑进行准确表述——世界的本质是虚实相间的二，旧哲学主导其他一切学科非要用物质性的一表述，因此当然只能在南辕北辙的错误道路上找不到终极答案——其实科学早已经实证了世界多维的虚实相间性，要表述这种虚实相间性为世界的本质属性，只能依赖辩证逻辑，而指望旧哲学一直摆脱不掉的形式逻辑，因为辩证逻辑是动态的和多维的，可以向下表述清楚静止状态，而形式逻辑是静态的，无法表述动态的，所以即便人类已经用现代科学透彻地掌握了世界的真正动态本质，却因为一直深陷形式逻辑陷阱不能自拔，所以才给了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以大量生存空间，进而导致上帝的死而不僵。
或者说，西方哲学过分注重学术研究在过程上的专业性，因而错失了行为结果上知行合一的整体一致性——学术是纯理论的，可以假设，人生却必须是知行合一的理想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可以借助假设帮助探索其本质，却不能以学术的静态与单纯否定现实人生的动态与复杂。
相对于西方哲学明确的形式逻辑束缚，中国传统哲学则在文化先祖用高超的哲学预见性预见到了哲学整体性之后，中国传统思想界虽然有注重知行合一的理论自觉，但在以解经为主的学术研究中转圈拉磨，实际缺乏的就是类似于西方哲学的专业性，也就是不能用精细的形式逻辑常识化表述清楚自己知行合一的二元对立统一性，所以中西方文化之间才有互补的完美需求——在正确的互译中同步实现终极常识化——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中，我将中西方哲学对比关系比喻为坐井观天和坐天观井的差别，完美的互补才是二者的共同出路所在，人类文明与文化才能因此而整体圆融……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从指导思想上提出了借鉴古今中外的正确思路，可惜在具体指导思想上仍以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这种哲学指导的现实人生要想终极摆脱旧文明格局一致性的坐井观天性，只能靠互补中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最擅长的整体性理论视角，然后在中西方哲学同步常识化之后实现人类文明的整体跃迁。
任何对哲学史有全面研究的人，只有承认道文化相对于西方哲学独具的整体性，然后才能让自己的思想自由穿梭于古今中外一切哲学思想间，在充分认识各哲学派别的局限之后，自主调和自己的一切主观思想矛盾与冲突，进而在实现个体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之后，为实现人类整体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常识化转向助力。
正因为在写《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时朦胧地把握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才有机会在自圆其说的追求中，通过发现逻辑与客观规律对人类文明具有同样的发展指向作用，所以通过二者异名同出于道，将二者的主客观联系进行无缝对接，进而发现道是人类文明相对于自然文明的主客观双重本体的复合体。
发现逻辑与客观规律异名同出于道，本身就意味着我将道进一步强名为西方哲学怎么都说不明白的世界本体了，但道等同于哲学研究的本体，是我早就预见到的，或许其他人也早预见到了，只是他们无法像我一样，通过进一步形上的多维解读释放双重本体论，进而挖掘清楚这其中的内在逻辑关系空白。
因为有幸通过常识化和普及化视角对哲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了絮叨式逻辑铺陈，所以我能发现逻辑与客观规律异名同出于道。这是基于逻辑内在的单一终极指向和我本人的执着共同造就的机缘，因而我能从语言学的角度发现，原来人类的一切思考行为在本质上都具有强名属性——语言文字诞生后，在赋予人类文明思考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人类自主奔向终极成熟的最后一道待突破的主观思想迷障。
我认为，这就是对老子“强名曰道”的最本质的常识化解读。这个解读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关键前提——承认逻辑于人的先在性。
这一点，在我刚看了三分之一的一本西方哲学史中体现明显——伽利略已经感知到逻辑可能先于人而存在，但他自己的唯心信仰足够坚定，因而让他在自以为坚定的自负中鲁莽地放弃了自己逻辑的正确走向，进而向教会所代表的传统唯心思想妥协，这是一种不自觉的低层次自圆其说，就是上帝这个逻辑天花板的不可逾越所必然造成的整体不自信之果。
这种不自信于西方文明是根本性的和整体性的，所以他们不相信人神平等，所以他们不懂中华文明，所以他们自己明明跪着，却要指责古来相信人神平等的中国人不懂人权——文明的高度是由少数人掌握的思想内核决定的，因为思想内核中有人类文明的终极指向性，而政治自由从来只是思想自由不能之下的人类有限解放，不是终极解放，西方现代文明的悲哀就在于，他们偷换了有限自由与绝对自由的概念。
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内核处早掌握了人类文明的终极性——天下大同，而西方文明和其他分支文明则无此洞见，所以只有中华文明才能做到万世一系，而其他文明或者做不到，或者只做到类似非洲的印第安一样的保守与落后的万世一系。
承认了中国传统道文化的成熟性，就相当于承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进而现代中国强调国内传统与国际现代思想融合的先进性就能得到正确理解，错误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就容易被正本清源地抛弃，人类迅速因此进入基于文化共识下的大同就成为迅速可期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