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用常识化视角对本体论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自圆其说的解读，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的中国政治为什么采用共和制，而不采用民主制，并未解释完毕，现在接着阐述我的观点。
举止四望，在明确的本体论冲突中，只有西方文明治下的西方人，才能被压抑到绝对丧失人的主体性的地步，比如虔诚地甘当上帝的奴隶。正因为精于形式逻辑思考，所以有广泛本体论冲突的他们，才能因此而物极必反地诱变现代科学。不仅是科学，其他学科也一样，只要掌握了适当的形而上学的法门，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不可能永远被压抑，因为思想具有扩张性，而思想的扩张性又来自于逻辑的可复制性。比较而言，辩证逻辑的可复制性显然比形式逻辑的可复制性效率更高，因为辩证逻辑是由形式逻辑进化而来，具有后发文明优势。这里必须强调一下，与所谓后发文明对应的先发文明包括植物和动物，因为植物与动物都是有机生命，都由无机环境进化而来，从进化论角度，是人类文明得以产生的前提，所以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据此认定，植物与动物亦各有逻辑，只不过植物的思维只是本能的，而动物则因为神经系统的独立性，所以具有辩证思维的进化特征更明显，所以人之所以能区别于动物，只因人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而其他动物没有，或者很朦胧而已。这里必须提示一下，不想、不能自圆其说的不可知论根本不承认这些，而我之所以要不停地比较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不可知论无论在逻辑推理上怎样雄辩，它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逻辑漏洞都能在新的常识化视角下很容易被发现，所以人的主体性都是被自己或他人自以为高明的不可知部分自我封印的。比如一贯保守愚蠢的西方文明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那是因为野蛮的十字军东征开拓了他们的眼界，战争的军功与掠夺的财富为底层人士向上发展提供了通路，于是被既得利益阶层通过教育垄断封印的可知论被释放。教育垄断的口子一打开，那么源自古希腊明代的本体论冲突就开始形而下地被更多人反思，结果就是为西方文明参与全球财富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直到地球大发现之后殖民全球的必然发生。因为在民众的主体性建构方面，没有明确本体论冲突的文明体的也与曾经的西方文明不是一样，就是更差，所以我这样强调的目的，只为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名其为本体论，但实际比西方哲学更高明的本体论内容，所以在通过政治建构民众的主体性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隐含的中国传统哲学做得相对更好，因为我们早有被知行合一地坚守的民贵君轻思想，只因与哲学无法普及同样的原因而无法终极实现而已。相对于我们的民贵君轻，西方现代民主通过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伪哲学盲目强调天赋人权的平等性，然后用政治选举的形式平等事实掩盖了资源掌控与分配的绝对不平等。这样比较则不难发现，中国的传统政治一直以父母官的身份愚民，而西方政治至今一直在借用上帝代言人的身份在愚民。这样就不难理解，父母愚弄子女，与奴隶主愚弄奴隶，哪个更不文明。这说明人对神的虔诚度与自身的主体性成反比，所以在终极哲学未出现之前，整体苟且的人类没有资格研究终极自由问题。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只有中国传统道文化一直在追求现世的天人合一与天下大同，而其他文明则只会虚构来世天堂的美好，您说哪个文明更成熟？！通过这样的对比，希望大家能够常识化地感知到，西方文明一直在通过制度手段，包括宗教手段，在有效地控制与唯心主义本体论相反的唯物主义本体论不能有效传播，所以才导致西方的全体民众只能在自主突破逻辑天花板不能的情况下，把人生希望被请君入瓮地寄托在上帝身上。面对这样一群思想上自圆其说水平不高的西方民众，根本就不可能有完备的主体性，而且对宗教越虔诚，对本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封印就越严实。这样的人，通过所谓的形式民主给他们的民主权力再多，他们就真能做得了什么主吗？当然不能，最终的决策权还是通过政治体系集中到少数特权阶层手中，西方民众虽然天性善良，但也不免成为掠夺全球的帮凶，就像十字军东征一样，对上帝的虔诚，并未耽误他们向他人挥舞屠刀。回过头来，用我所谓的哲学的知行合一性分析，就不难理解，人的知行合一水平与自己的自圆其说水平相当，也就是说，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自圆其说水平，就具有什么样的主体性，只有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人，才具有全部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才能以真正平等的姿态参与民主议事，其他不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人，根本不可能以平等的姿态参与民主议事，因为没有哪个政治可以提供所有人以真正平等议事的机制条件。包括偶有实现当世自圆其说水平最高的人，也无法平等参与平等的政治议事，这一点，在哲学史上随处可见，倒是其中自圆其说水平相对极高的佛陀，却通过自己的超平等议事权而让自己的母国被灭。大家千万不要看到我这样说，就认为佛陀有什么不好，因为我是一个可以探讨终极自圆其说的人，如果那样想我，只能说明你的自圆其说水平真的太低，你反而真的需要主动怀疑一下人生了，因为你自以为是的固步自封封印了你的智慧。这里我可以坦承，作为一个可能的理论创新者，我在以准终极自圆其说状态为哲学争取一个可能的常识化转向机会，如果不能说服更多人，直到说服官方哲学，我所谓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就是空谈。面对这样的空谈，你反驳不了，也不打算接受这其中可能隐含的你个人人之为人的全部主体性，那么你就是一个立场相对狭隘的不可知论者，即便你曾经自以为是可知论者都不行，因为你从来没在我所谓的终极自圆其说上做过任何积极努力。如今我提示您了，你也不打算抓住这个机会，就更说明问题。反之，基于可能的终极自圆其说中隐含的人之为人的全部主体性，你认同了这种可促进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的终极自圆其说思想，那么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就已经在个体层面得以实现，然后在你的努力下，和你一样的人越多，全社会意义上的哲学常识化转向变现的时机来得就越早。希望通过这样的常识化视角，您已经明白了，人的主体性不是政治释放的，而是人自主建构的，只是积极于文明主动发展的政治会为这种哲学理论的普及提供更好的推广空间，反之，那些消极于文明主动发展的政治则会极力打压这种具有终极革命性思想的传播。正因为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在现代科技的被动督促下，在近现代一直在缓步释放民主权力，所以西方政治是消极于文明主动发展的政治，所以他们才会鼓吹用不可知的上帝维护人间正义，而不是用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思想。正因为基督教文明的消极性，所以西方文明通过政治和宗教对民众的双重心理压迫周期与我所谓的中国君主共和制一样长久，但他们的人民在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方面，显然没有我们更多，所以在被西方文明野蛮压榨之后，能够通过自我斗争而重获自主权的中国政治，没有必要像西方文明一样展示形式民主的虚伪，所以共和制依然是适合中华文明的最佳选择，因为我们的文化在形而上学的辩证方面足够深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