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花有无非所计，白诗在前是攸关——读杨万里《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其一》

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其一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南宋·杨万里

这首诗写于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的夏天，时杨万里在江西老家丁父忧，某日午睡初起，诗兴大发，写了两首绝句，这是其一。

首句“梅子留酸软齿牙”，初夏正是梅子上季之时，诗人睡前想必吃了不少，而梅子是酸的，睡醒之后，不免齿牙发软，就好像梅子把酸“留”在了牙龈里一般。

次句“芭蕉分绿与窗纱”，古时窗纱一般用绿色的布做成，本身就显绿；但窗外的芭蕉显然更绿，映射在窗纱之上，使本就呈绿的窗纱，显得更加之绿，此种情景，仿佛是芭蕉将绿色分了一点给窗纱。

这两句中，“留”和“分”字都采用了拟人的写法，读过去贴切自然而富有思致，一如信手拈来，故钱钟书先生称赞这两个字“精致而不费力”（《宋诗选注》该诗句注）。

末两句：“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无情思，就是无情绪，有些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意思，所以干脆看起户外的儿童，在风中追逐嬉戏，跳捉柳絮。末句将读者带入一片童趣盎然的意境之中，同时也凸显出了一种闲适的情怀。

赏析到这里，似乎这首诗的意蕴已经阐发完毕，可以收结了。但是，有三个问题，却还需要展开分析。

一是，初夏有无柳花？

清·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九曰：“'梅子留酸’、'芭蕉分绿’已是初夏风景，安得复有柳花可捉乎？”

他说初夏时节，不可能会有柳花。假如这个植物学方面的知识靠得住，初夏不可能有柳花，那么我们可以推知，杨万里诗中的“柳花”，并非亲眼所见，而是出自他的虚构想像。

诗家本来就有描写眼前之境和虚构想像之境的双重自由，只是有时候构想之境“捏造”未圆，难免会与常识有所不符。法国作家莫伯桑说得好：“他们（作家）的任务既然是要表现某些永久和日常的事件的哲理，他们就该常常修改事实；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有损于真实，但另一方面却有利于逼真，因为真实有时可能并不逼真。”

真实并不逼真，经过作家润饰剪裁过的真实，才更逼真，更具艺术美感。就好比杜甫那两句著名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有笺注家认为陕西的冬天，酒肉不可能发臭，所以应该读成“嗅味”之“嗅”（古代“臭”、“嗅”二字通用），而不应该读成“香臭”之“臭”。

这是十足冬烘的学究之言，也许陕西的冬天天寒地冻，酒肉不可能发臭，但杜甫为了突出贫富差距的悬殊，完全可以让它发臭。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初夏有没有柳花，而在于，经过杨万里的这一番虚构，是否构造出了一种富有诗意的艺术美感。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此，初夏虽然没有柳花，但这个常识方面的硬伤，却并不妨碍本诗成为一首成功之作。

二是，“儿童捉柳花”这个意境，是不是杨万里的自创？

原来，经过笺注家们的爬梳，发现了唐代白居易有两句诗：“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已经写过儿童捉柳花的意境了。当然，读者或许会说：也许杨万里并没有读过白居易的这两句诗。这当然不无可能，世间的书那么多，杨万里不可能一一读过，而且我们不要忘了宋初王禹偁的那件著名的佚事，宋人蔡居厚《蔡宽夫诗话》记载：

元之（按：王禹偁字元之）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日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谐，遂能暗合子美邪？”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复易。

王禹偁没有读过杜甫的这两句诗，而自己写的诗中，却出现了跟杜甫相似的意境，但他不仅不以为嫌，反而因为自己的诗能跟杜甫偶合而暗自高兴。依此类推，杨万里没有读过白居易的这两句诗，而写出的诗跟白居易暗合，似乎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但是，王禹偁生活在北宋初年，其时书籍的刊刻流布远不如南宋兴盛，而且杜甫的诗集也还没完全结集刊刻，王禹偁没有读到杜甫的某两句诗，其实是很正常的情况。而到了杨万里的时代，印刷技术较为发达，书籍刊刻也极其兴盛，士大夫普遍博学多览，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早已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资本，尤其对于遍观唐人诗集的杨万里来说，没有读过白居易的这两句诗，可能性似乎并不大。

而且，通过上一个问题：初夏有无柳花的辨析，我们也可以看出，杨万里并没有看到柳花，要他独出心裁地虚构出与白居易诗暗合的“儿童捉柳花”的意境，不免难度过高，偶然性太大。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判定：本首诗中的柳花，不但不是杨万里亲自看到的，而且还不是他亲自“想”到的。

我们可以推想，在一个悠闲的初夏的午后，刚刚午睡起来的杨万里，诗兴突发，想要写一两首诗怡娱心性，或许还听到窗外孩童的嬉戏打闹的声音，此情此景，白居易的这两句诗便浮现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深深地笼罩住了他的诗思。他的脑细胞或许也挣扎过一番，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只好向白居易妥协，于是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以借贷代替生产”，将白居易的这两句诗，信手拈来，“夺胎换骨”（巧取豪夺），直接剪裁成一句“闲看儿童捉柳花”。

附带说一点，宋末元初的周密在《浩然斋雅谈》里，说杨万里曾经自语人曰：“工夫只在一'捉’字上。”这当然纯属睁眼说瞎话，杨万里的这句“闲看儿童捉柳花”，明明暗用白居易的诗，一向以“诚意正心”为终身信条的杨万里，怎么可能如此自欺欺人[注1]？何况“闲看儿童捉柳花”这一句，也并非工夫全在一“捉”字上，如果没有主体的“儿童”共同配合，比如说，写成“闲看路人捉柳花”，虽然也还是“捉”，但却索然无味。

三是，这首诗里有没有讽刺？

但是事情还没完，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白居易的原诗，就会发现一些更耐人寻味的消息。

先抄录白居易的原诗：《前日〈别柳枝〉绝句，梦得继和，又复戏答》：“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飞向别人家。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

从题目可知，在这首诗之前，白居易先写过一首《别柳枝》，他的好友刘禹锡有过唱和，白居易又答了这一首。

先找到白居易最先写过的这首《别柳枝》：“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

再列上刘禹锡的和诗：“轻盈袅娜占年华，舞榭妆楼处处遮。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

为读者阅读方便起见，再次抄录白居易此诗：“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飞向别人家。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

据说晚年的白居易身边有两个非常喜爱的侍女，一个叫樊素，一个叫小蛮[注2]。白居易的第一首诗中“两枝杨柳”，似即指这两个侍女。“世间应不要春风”云云，大意是说，这两个侍女离开他（“春风”是白居易自比）之后，定会将他忘记。刘禹锡的和诗则开玩笑说，不知这两个侍女，最终会归落谁家？白居易的答诗中，则说自己垂垂老矣，无所谓也没心力去管他们要飞向谁家，“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这两句显然是比兴，孩童指的是年轻人，意谓自己年届迟暮，垂垂老矣，已经无力再像年轻人那样，四处拈花惹草。

至此，我们才发现，白居易的这两句诗“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写的并非闲适之景，而是牢骚幽怨之意。杨万里既然剪裁化用这两句为“闲看儿童捉柳花”，就有两种可能：一是，杨万里故意断章取义，将幽怨的白诗，剪裁为闲适的新诗。（当然，也有可能杨万里只对白居易整首诗中的后两句记忆深刻，并误解成一种闲适的意境，而忘了白居易原诗的本初内涵。）二是，杨万里也将白居易原诗的牢骚和幽怨带入自己的诗中，因此表面读过去是闲适，骨子里却是讽刺。

我认为这首诗并没有讽刺，原因有二。首先，全诗四句之中，前三句写的都是比较清新悠闲的情境，如果最后一句突然来个讽刺，未免显得太突兀，与整首诗的氛围格格不入。何况，这组诗共两首，另外一首如下：“松阴一架半弓苔，偶欲看书又懒开。戏掬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其情感基调，也是轻松闲适的，丝毫看不出任何“微言大义”。

其次，假如真的是讽刺，那么，“闲看儿童捉柳花”，这一句话，可能性的讽刺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知道，任何讽刺都不可能凭空而来，都必须借助表面的言辞进行衬托暗示。假如“闲看儿童捉柳花”这句话有讽刺，那么，“儿童”应该暗指勾心斗角、争名逐利的小人，而“柳花”相应地就应该指代权力职位，“闲看”之“闲”字，则写出了作者的冷眼旁观，冷嘲热讽。

但是，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格局，只有曾经当过宰相之类的官场大咖，才可能具有，对于杨万里这样一个辗转下僚的低级官吏来说（丁忧之前，杨万里的官职是临安府学教授，约等于今天的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不太可能具备这样的胸襟与格局。

结合以上两点，我们应该可以断定：这首诗只是一时闲适的抒情之作，而非皮里阳秋的讽刺之作。

[注1]《宋史·杨万里传》：“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为赣州司户,调永州零陵丞。时张浚谪永,杜门谢客,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

又，宋代有些笔记作家，给我们的感觉，似乎是用唐人传奇的模式来写作笔记的，明明是自己向壁虚构的事情，却总爱说得有板有眼，仿佛当事人亲口告诉他的一般。比如同样是关于这首诗的本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四有如下记载：

杨诚斋丞零陵时，有《春日绝句》云：“梅子流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张紫岩(浚)见之曰：“廷秀（按：杨万里字廷秀）胸襟透脱矣。”

短短几十个字，竟然有三处与事实不合之处：首先，这首诗并非杨万里“丞零陵时”所作，而是作于丁忧家居时。其次，题目也并非《春日绝句》。第三，写这首诗时（1166年），张浚已于两年前下世，安能见而曰之？

[注2]晚唐孟启《本事诗》：“白尚书有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乃作《杨柳枝》辞以托意曰：'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