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掉唐朝的只是藩镇和宦官？看看士大夫集团的“牛李党争”有多坑
我们可以通过四个关键数字来了解牛李党争：
2，以牛僧儒、李德裕为首的两大文官势力；
3，它与藩镇割据、宦官专政并称为中唐三大毒瘤，唐文宗甚至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即党争比藩镇还要难对付；
6，从唐宪宗晚期开始，历经接下来的穆、敬、文、武、宣，牛李之争持续了六任皇帝；
40，党争持续时间长达四十年。
最终，这场内耗以牛党得势、李党全遭贬谪告终。但这场文官集团的自我消耗并没有赢家，唐王朝统治阶层自身深受其害，社会危机也被进一步激化。
不过，虽然是势同水火的两派，牛、李二人其实并没有好坏、正邪之别，他们都比当初的李林甫、杨国忠正面了许多，这反而让牛李党争格外发人省醒。
我们先了解下两位当事人。
牛家祖上也曾风光过，牛弘曾经官居隋朝吏部尚书、封爵奇章郡公。但到了中唐时期已经沦为普通人家，虽然家里有祖上传下来的数顷田地，但由于幼年丧父、失去了顶梁柱，牛僧孺年少时生活较为艰辛。
但在那时，科举制已经成型，寒门学子也得到了通过刻苦学习改变人生的机会，牛僧孺自小就奋力踏上了这条路。唐宪宗在位初期（公元805年），他高中进士，并且在贤良方正科目的策试中与李宗闵、皇甫湜名列前三，才学相当了得。
相比较之下，年幼几岁的李德裕起点更高。作为宰相李吉甫之子，李德裕自幼酷爱学习，日渐才华横溢、名噪一时。由于不愿意跟一众儒生挤破头抢科举名额，他通过恩荫渠道进入仕途，地方官、京官都干过，而且都相当称职、颇有作为。
那牛、李之争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像一起“键盘侠”行为，而且跟李德裕并无关系。
初出茅庐的牛僧孺年轻气盛、自视甚高，仿佛所有的军政大事、高官权贵都入不了他的法眼。以至于在参加殿试时，他在文章中严厉批评朝政，把执政官员喷得狗血淋头。跟他一样这么干的，还有李宗闵。
两个吐槽朝廷的士子名列前茅，不得不让人感觉事出蹊跷。当朝宰相之一李吉甫就相当的愤怒，在他看来，赤裸裸地指责朝政却受到褒奖，无疑是针对自己这位大员。于是，他深感委屈地向唐宪宗哭诉。
唐宪宗李纯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李吉甫的支持。随后，杨于陵、郑敬、韦贯之、李益等考官全被贬斥，本应官运亨通的牛僧孺也被调往地方，长期得不到升迁。
但此事对牛僧孺也不完全是坏事。在那个崇尚谏争的年代，出身平平的他由此获得了极高声誉，博得许多知识分子的同情，无异于一项宝贵的政治资本。
不管怎么说，牛僧孺、李宗闵从此与李吉甫结怨，并将这份怨恨延续到了李德裕以及支持他们的官员身上。这一事件，也被公认为是牛李党争的开端。
但如果我们凭借上述情节，就认为牛僧孺是位本能力挽狂澜却被迫害的良臣、李吉甫是个妒能害贤的奸臣，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封建官场，骂人、挑刺是最容易的，但解决错综复杂的实际困难往往难如登天。
当时的大唐王朝还未从安史之乱的后遗症中缓过劲来，历代皇帝都把解决河北三镇作为振兴王朝的首要任务。但这事谈何容易，当初唐德宗雄心勃勃地发动平藩战争，结果却遭到全线崩盘，连自己都被赶出了长安。
但即使如此，德宗的孙子宪宗仍立志恢复祖先的荣光、再兴大唐。为了改革弊政、扭转困境，他在李吉甫、裴度等有为官员的辅助下，讨伐藩镇、裁汰冗官、巩固边防，曾经一度平定了河北三镇，创造了赫赫有名的“元和中兴”。
但对大局有利的，往往并非受所有人欢迎，这是历史的可悲规律。毕竟改革就会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会触及到某些集团的红线，看似风光的改革者还会招致一些人的眼红。终宪宗一朝，李吉甫、裴度等人都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针对、冲击与构陷。
唐宪宗平淮西，李愬雪夜入蔡州
这些唱反调的人中，李逢吉最为突出。史书称其为人性忌刻、险谲多端。元和年间，裴度力主讨伐反叛的淮西节度使，李逢吉不想这事办成（以免裴度立功），于是想尽办法搞破坏，还撺掇了一群主张姑息的官员阻止用兵。唐宪宗知道后极为厌恶，把他调出了朝廷。
但到了唐穆宗年间，李逢吉成功扳倒元稹、裴度，自己当上了宰相。此时李吉甫已去世，但为了排挤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并打击其志同道合者、以泄当年被贬斥之愤，李逢吉特意提拔了牛僧孺、李宗闵。
随着牛僧孺、李宗闵先后入朝廷权力中枢并站稳脚跟，开始对李德裕及相关联官员进行大肆排挤，牛李之争正式上演。
那么，双方具体都是些啥表现呢？
首先，初期的牛僧孺相当符合儒家官员的理想标准，他在地方官的职位上秉公执法、廉洁自律，根除当地弊政、减轻百姓负担；此外，他直谏天子、强调法度，得到了朝野的赏识。也就是说，作为一名谏官、地方官，他是非常合格、优秀的。
然而，担任宰相后，他的短板却显露无疑。当时，元和中兴已成过去，对内，藩镇跋扈、宦官干政愈演愈烈；对外，吐蕃强势扩张。贞观、开元年间的盛世让每位大唐有为之士念念不忘，并期待当朝大员为恢复这一荣光而努力。
但作为宰相，牛僧孺并不具备李吉甫、裴度那样的勇气与才能，他碌碌无为、不能改革时弊；对待藩镇姑息妥协，在范阳爆发兵乱时，他以耗资巨大、得不偿失为借口，采取绥靖政策，极大损害了中央的权威。
但在朝廷内，他却极为活跃，执着于跟李宗闵以及其他同榜登第的进士拉帮结派、形成势力。他们排除异己，甚至经常不顾现实、为了反对而反对，不惜危害国家利益。
那一阶段，李德裕正担任剑南节度使，直面强敌吐蕃。
早在唐代宗年间，维州就被吐蕃抢占，从此抢占了西南战线的主动权。随后数十年中，双方围绕此据点展开拉锯战，但唐朝一直未能收复这一战略要地。
到了公元831年，唐朝捡了个大便宜。李德裕整顿边军、加强防务，让对面的吐蕃人极为敬服；当年，吐蕃守将率众投降，唐王朝兵不血刃地拿下了维州。
但当李德裕接管维州、同时上表汇报时，牛僧孺却看不得自己的老仇人之子立下大功。他以破坏与吐蕃关系、引发不可控的后果为由，主张将维州还给吐蕃人，以维持双方的“和谐”局面。
最终，唐王朝突出了到嘴的西南重镇，而且还让那些本有心思脱离吐蕃、支持大唐的人投鼠忌器，其后果极为严重。
维州事件只是牛李党争的冰山一角，牛党执政期间，丝毫不以国家大事为重（或者说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执着于个人恩怨，干活的少、拆台的多，大唐朝廷压根办不成什么大事、好事，自然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指责。
然而，牛僧孺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他甚至解释道，自己当政的大唐是“四夷不内扰，百姓安生业”的太平盛世。即只要不打仗，就成功了，这完全是鸵鸟思维。
内忧外患的客观存在，不会因为宰相不承认就会消失。因此，牛僧孺等人逐渐令包括皇帝在内的朝野大失所望。
唐武宗时，在地方表现突出、舆论反馈极佳的李德裕得到了重用，被调到朝廷担任宰相。他主政期间一度大展宏图，初步改变了多年以来的颓势，大唐国力有所上升，出现了“会昌中兴”的局面。
对于党争，李德裕本人其实持有厌恶、反对的态度。在他看来，小人是萝茑（蔓生植物），不依附于大树就不能存活；而正人君子就如松柏，他们不需要任何依靠，只需一心辅佐君王。
因此，党争在他眼中，纯粹是小人趋炎附势、谋取晋升的产物，应当被摒弃。为此，他不惜从自身做起，本就性情孤傲的他很少与其他人在工作之外来往，以避免结党营私的嫌疑。
但我们先别感动，李德裕以道德对党争进行定义的方式，在实际上却也成为了党争。
在他看来，如果为国为民的官员之间紧密合作、团结无间，那就不是朋党，而叫作志同道合、同心为国，就像房玄龄、杜如晦那样；那些为了一己私利、拉帮结派的人，才称为朋党。在这种逻辑下，与他自己合作，那就不是拉帮结派，而是紧密团结、匡扶社稷。
这种不分析党争形成的客观原因、只以对错来对同僚贴标签的方式，最终变了味儿，也成了如假包换的结党。
比如，对于依靠关系得势的李训等人，李德裕直接鄙夷地称其为小人，帮李训说过好话的李逢吉则被他视为国家罪人。但客观上而言，李训的上位方式确有不光彩之处，但客观上也起到了帮助唐文宗对付宦官的作用。
又如，韦弘质曾上书一封，认为丞相管钱谷权力过大、不利于国家机构良性发展。这一主张其实有合理之处，毕竟权力放在为国者手里，那是好事；反之，则是祸国殃民的隐患。但李德裕认为这是在针对自己，他引经据典、痛加辩驳，甚至指责韦弘质是在离间君臣、干涉皇权。这帽子也太大了，已经接近了文字狱。
总之，李德裕虽然能干，但他的“嫉恶如仇”，自然不自然地流于以道德界定敌我，严重偏离了客观现实。毕竟封建官员除了黑白之外，大部分其实是中间的灰色。在其执政期间，曾经以裁撤冗官为名义免去了2000多名官员，牛党成员更是被悉数调离权力中枢。因此，牛李党争不仅没有被淡化，反而进一步恶化。
终唐武宗一朝，李德裕可谓权倾天下，得以大展拳脚，但从本质上而言，他这也是依附于帝王的“萝茑”。
唐武宗死后，新上任的唐宣宗认为李德裕性格刚烈，已经有权臣之风，对其深感戒备，甚至私下表示自己“毛发为森竖”。这个时候，当初被李德裕得罪的人，以及暗中拉帮结派的牛党人士纷纷跳了出来，他们罗织各种罪名对李德裕进行构陷、弹劾。
这当然正中唐宣宗的下怀，于是乎，李德裕被一贬再贬，并于公元849年死在崖州司户参军事任上。
客观而言，相对于徒有其名、碌碌无为、被后世史家称为“盗儒”的牛僧孺，李德裕出身名门、忠心报国，有能力、有决心、有气魄，而且也在执政期间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但他性格过于刚直、暴烈，用党争的方式打击党争，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同时，由于过于强势，他还走向了“功高震主”这一结局，最终彻底被党争击垮、郁郁而终，即可气、又可惜。
在牛李党争、藩镇割据、宦官专政的共同作用下，唐朝的政治极难走上持续良性发展的轨道，虽然多次出现短暂盛世，但随后都在各方有心或无心的破坏下无疾而终。就这样，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每况愈下，逐步滑向了不可扭转的黑暗结局。后人常常指责武将、太监，但如果那一时期的大唐能涌现出一位能够化解矛盾、协调士大夫集团的宰相，唐朝的命运也许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