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培宽先生的可贵之处——许渊冲、梁培宽启示录（下）
梁培宽先生（张建安摄于2018年3月8日）
梁培宽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非常认真。他的那种认真，是理性的、骨子里的认真。
他和父亲梁漱溟一样，总是常常反躬自省，认真地思考，认真地解答，从不刻意掩藏什么。
有人问：“您整理父亲遗稿三十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梁培宽回答：“干了二三十年，最大遗憾是，很多问题没有当面的跟他讨论。因为那个时候我连问题都提不出来，他写的东西，提的问题，我当时都不懂，不领会。现在理解得多本来讨论的共同语言可以多一些，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了，只有我一个人自己琢磨了。”
我也曾当面问梁培宽：“是不是可以说，您重新整理父亲著作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他、理解他的过程？”
他回答：“当然啦。他这些作品，越整理就越觉得自己了解得不够。但总的来说，还是了解得越来越多了。”
我提出疑问：“应该是越来越清楚了吧，怎么会了解不够？”
他想了想说：“比如说《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实际上我父亲对《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包括他的序言，我都看过不止一遍，现在再看，就知道他那个话是什么，更清楚了。”
我继续问：“比方说？”
他回答：“比方说，文化这个词包括的内容很广，可以说无所不包，可是他这本书是有他自己的特点的。他说文化无所不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本书并不是泛及一切，这本书特别就中国的社会人生来讨论。只讨论中国的社会人生，着重讨论人生态度、中国社会构造的特殊，重点在这里头呢。”
我接过他的话头，说：“您父亲向来坚持独立思考。他有他自己的观察，从他的角度去观察和论述。”
他点点头：“对。不是无所不包的。另外我又查过他给别人写的信。他在信里告诉别人读《中国文化要义》要特别注意什么问题。他说我的这个中国要义，着重的是讨论中国社会结构。不过书信或者日记里提到怎样读《中国文化要义》，都是一两句话，零零碎碎的。他在上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谈话，我当时有个记录，也专门说到《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
从上面的对话可以看出，梁培宽整理父亲的作品过程，也是不断深入研究的过程。
其实，梁漱溟在世的最后几年，便把编辑、整理、出版自己的著作交给儿子处理。
梁培宽曾这样告诉我：“1988年，首都师大出版社出了《梁漱溟学术精华录》，是我经手编的第一本。那个时候，我父亲就不管这些事情了，都是我来弄。比如我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选一些内容，不是全选，是选几章，然后跟父亲说一下，他觉得可以就收入。还有一些短篇，我认为能代表他见解主张的，也选，这么凑起来。”
我问他：“令尊晚年时，您还做过那些工作？”
他的回答是：“有时还须做些编写工作。比如，先父年届94岁的时候，我替他编写了《值得感念的岁月》，那是为北京大学80年校庆而作的。由我编写的文章还有《我国锑矿开发的先驱者》、《赴香港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前后》、《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
也就是说，梁漱溟在世时，梁培宽已经以自己的理解整理和编辑父亲的著作了，而且还帮着父亲编写了几篇文章，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可是梁培宽晚年提到这些经历时，为什么要说“那个时候我连问题都提不出来，他写的东西，提的问题，我当时都不懂，不领会”？
这显然就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
就像我们看一座高山，远远的望见便觉得自己“真正地看到这座山”了，可是如果真正地深入到大山之内，才会知道大山之丰厚远超自己原来所想。或者也可以这样来阐述：很多游客到一个旅游胜地后，只留下“到此一游”，觉得此处的山、水、亭子、楼阁与别的地方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有真正的有心人、好学深思者，才会不断地探索和体悟出旅游胜地的独特之美、内在之美。
梁培宽对于父亲的著作，便是好学深思的探索者、体悟者。
这里面还包含着一个转变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梁培宽只是要尽一个做儿子的本分和责任，可是，越往后他便从父亲的著作中得到更多的养料与深层的力量，而问题也就越来越多，吸引其更加深入地整理、编辑、探究……
整理和编辑八卷本数百万字的《梁漱溟全集》，对梁培宽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一启动于上世纪80代末的大型工程，本来由北大的一位教授整体负责，梁培宽只做辅助。但没过多久，由于学术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与矛盾，原来的教授不愿意编了。当时也没有别的人可找，而工程已启动，梁培宽只好硬着头皮编了起来。
提到这件事，他说他当时真大胆，并向我介绍其经过：“那是我第一次编“全集”，过去从没有这样的经历。当然也请了些人帮忙。但是怎么编？很多主意，竟然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每一卷都由我来负责。某一卷的前半部，或者整个这一卷，我推荐一个人，让他来编。比如说，第五卷，主要是关于乡村建设的，当时广西师大政治系有位副教授一直从事这方面的文字收集整理研究，他跟我联系过，这样就熟悉了。后来我就推荐他，由他负责编辑，把文字收齐。那么，他就带着他的研究生去收集、抄写。因为这些文字都是解放前的，都是繁体字，都是竖排，都要把它变成横排，这就很费事了。这个工作，他的研究生，或者他们再找人一起做。等编好之后，就交给我看，我看了以后，再交给庞朴最后看一遍。一般情况，他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每一卷前面有一个提要，说明这卷里有什么内容，或者需要说明的。我要起草一篇文章，庞朴修改，当然他可以不改，有的时候他要修改。等他看完后，这才送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就此照排。流程大致就是这样。”
由上可知，很多人为《梁漱溟全集》的整理出版付出心血，而梁培宽则是最核心的、也是最辛苦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父亲著作的理解显然会深入很多，因为除了阅读、整理、编辑所有的文字外，梁培宽还要认真地写提要、做说明，这些都需要他对著作有相当理解后方能写出。
梁培宽将父亲梁漱溟的资料分门别类地放置于不同的文件夹中
此后，梁培宽继续搜集、整理、编辑、研究父亲的著作，出版了很多单行本，包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朝话》、《我的自学小史》、《我的努力与反省》、《忆往谈旧录》、《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梁漱溟日记》、《中国文化的命运》、《我与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书札手迹》等等。
这里面，有的是梁漱溟的旧作，梁培宽酌情增加一些相关的内容并做介绍；有的则是梁培宽本人或者他与弟弟梁培恕一起重新编排，有着他们自己的想法和不同的侧重点。这些书很多都是一版再版，而梁培宽并不是简单地处理新版书。他会本着一贯认真的态度，在新版书出版时尽可能进一步完善，增加必要的内容（没必要时，当然也不随便增加），并做新的说明。
例如有一年，我在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辑《忆往谈旧录》时，此书虽然已经再版过，但梁培宽还是增加了两篇重要的文章，以使本书不留缺憾。
民国年间，梁培宽曾在父亲主办的勉仁中学读书、任教。梁漱溟无法分身照顾儿子的时候，便将梁培宽和梁培恕托付给朋友们照顾。
梁漱溟极重“亲师取友”，认为要使自己心志清明，除了自觉反省，“唯一的方法就是亲师取友”，他的身边也始终聚合了很多朋友，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朋友团体。
对此，梁培宽非常熟悉，故而能对《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梁漱溟日记》等书进行注释和考订，为读者阅读提供方便。这种工作，已是带有研究性质的。
其它图书的“后记”中也有很多重要信息，例如在《梁漱溟书札手迹》的“后记”中，梁培宽便这样介绍：
先父任教北大头两三年，即有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张难先等几位先生，不耻下问，先后主动向先父表示愿意纳交之意。他们交往是为了谈学；谈佛学，谈儒学。佛学和儒学都是与人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学问，他们正是因关心人生问题而谈学的。这种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结交，且成为终身的朋友。当时先父不过二十多岁，而林先生等多长他十岁，甚至二十岁，可算是忘年之交，因此先父尝说：“我看他们都是在师友之间的。”既是师长，又是朋友，他们之间的情谊，可说是谊兼师友。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前后一二年，有北大学生数人与先父交往密切，成了很好的朋友。……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书末，先父提出了“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想要聚合一些朋友，试作一种书院式的讲学活动，而随后就有人响应。除了几位北大学生，还有一些来自北平之外远道而来的青年，如四川的王维彻、海南岛的云颂天先生等。这些青年人都是“很想求得自己的人生生活”，而“不愿模模糊糊过下去的人”。当时大家同在距北大不远的地安门吉安所（街道名）赁房多间，过起同处共学的生活……
这一以先父为中心的朋友团体，自成立之日起，数十年间虽然“过的是一种团体生活，但没有什么会章”，而大家可以聚合不散，或联系不断，全赖“志同道合”四个字，即大家同有志于“人生向上”，而这正是这一团体建立的根本动机。
一九四九年底重庆解放，所办学校均由当地政府接管。先父回到北平，朋友团体成员随之星散。大家同聚于北碚前后九年，至此成为过去；只是师友情谊仍在，书信往来并未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先父昔日青年朋友逐步步入暮年，或因政治运动的风吹雨打，或因体弱多病，竟多先于先父离开人世。
这篇文章中，还对陈亚三、黄艮庸、云颂天等梁漱溟的一些学生后来的情况做了概括介绍，都是别处难以了解到的。所以，如果想要研究梁漱溟，通过梁培宽是一条很好的途径。
除了整理、编辑、出版、研究父亲的著作之外，梁培宽在很多方面延续着父亲生前的行事。
例如，由于一些学生的处境不好，梁漱溟便把自己的工资分一部分给这些人寄过去，帮助他们。这样的行为一直延续三四十年。
而在梁漱溟逝世后，梁培宽、梁培恕两兄弟继续保持这样的行为，约定好：
出版、再版父亲著述的稿费，不得用于后人的家庭生活开销。
其中一部分稿费要救济父亲那些晚年过得并不如意的学生；
另外一部分稿费，用于出版与父亲相关的著述或纪念文集；
还有一部分用于修缮故居和坟茔；
另有一部分在相关机构设立梁漱溟教育基金，帮助开展有意义的社会工作。例如2014年，梁培宽便从出版梁漱溟著作稿费中拿出10万元，捐赠给中国孔子基金会设立“梁漱溟教育奖”。
还有一次，在我的询问下，梁培宽说有一笔稿费资助了勉仁中学（如果不问，他是不会主动说的）。
笔者与梁培宽先生合影于2018年
有人问梁培宽：“您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您父亲的著作的？”
梁培宽回答：“父亲撰写的著作应该属于全社会，至于他说得有无道理，对与不对，应该要交给社会去鉴别、评说，但如果散失了就很可惜。”
“父亲的著作，可以算是一笔社会财富，而社会财富，不属于某一个人也不属于某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一直在做这项工作的原因。”
“学术界认为梁漱溟是位对祖国命运、人类前途深切关怀的思想家，他在现代学术思想上、现代政治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有关他的研究论文也时常可见因；作为梁漱溟的后人，理应把这笔宝贵'遗产’看成是一种属于全社会的、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而整理、编辑出版这些著述和文稿则是自己责无旁贷的责任。”
我想，梁先生这样的想法是了不起的，也是明智而正确的。
伟人的后代各有不同，当有些后代将伟人的著作完全当成私家财产看待时，那么，他们便是在最大程度地毁坏他们的先人。
梁培宽先生是在2021年7月10日上午12时30分辞世的，享年96岁。知悉此事，不胜惋惜！
不只是感到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又离开了我们，而且到意识这是中华文化传承事业的巨大损失。
也许梁培宽先生真如他自己所说，是“比较平庸的人”“比别人慢半拍的人”，可是他持续不断地承担起整理、编辑、出版先父梁漱溟著作的责任与使命，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使得梁漱溟先生的思想和文字最准确、最广泛地出现在世人眼前，惠及无数读者，这样的文化传承与传播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贡献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也可以说是伟大的。
与翻译泰斗许渊冲相比，梁培宽的知名度可能不如，但其贡献一点不亚于许渊冲。
当然，我们也用不着这么去比较，而是从这二人身上看到他们共同的优点——认真、纯粹。
只有认真、纯粹的人，才会具有深层而持久的力量，才能将自己的生命与喜欢的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几十年如一日，自得其乐地做好自己，也做出一番事业。
这样的人生才是值得的。
这是许渊冲、梁培宽二位先生给我最大的启示。
（此文原发表于《纵横》2021年第8期，发表时标题为“怎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许渊冲、梁培宽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