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农民与茶油

鄙人编审的黄铁鹰老师写的《茶油的背后》就是描述资本在农村进行社会新实践的实现正能量中国梦典型案例，书中提到一个真实的我湖南老家的案例：李老汉家虽然每人每月收入低于100元，但不算低保户。因为他还有一个小儿子在外打工，虽然从不寄钱回来。李老汉的大儿子车祸去世后，儿媳妇改嫁走了，扔给他和老伴一对未成年的孙子、孙女。由于孙子、孙女的母亲还在，这俩孩子也不算孤儿，拿不到国家的孤儿补助，因此，李老汉和老伴只能独立抚养这两个孩子。大三湘来了以后，李老汉管了210亩油茶林，每年收入16200元。李厚芳老人2011～2014年的承包地是107亩，2014～2016年增加了163亩，目前实际李厚芳老人承包的油茶山面积为210亩，管理费为31000元左右。大三湘2008年进入太和堂小桃村，小桃村人均收入从2008年的1300元增长到2015年的2100元。仅大三湘承包1380亩茶山一项，就为这个680人的村子增加了20多万元的收入。李老汉说：“我一个66岁的人，管210亩油茶林！在我们村，我是第二名！还有一个管120亩，但是他比我年轻！上个星期下茶籽，我一天可以摘1000多斤茶果，每斤采摘费4毛钱，这样我又有400多元钱的收入，而且，当天就能拿到现金。”通过这个案例，我们知道中国城里人多么幸运！一个60岁的城市居民，可以拿着退休金安享晚年了；而一个60岁的中国农民，不继续劳作只能饿死——湖南农村，60岁的老保费每月只有56元;通过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中国真是一个大国，大到包含了几个世界。2016年湖南的衡阳，竟然有月工资700元的农村小学老师：这些老师，有的教龄近30年了；这些老师，有的不懂乐谱却教音乐，因为他能吹拉弹唱；这些老师，有的70岁了，还在教小学五年级的全科......对农民来说，养儿其实未必防老，必须养孝顺的儿子，而且孝顺的儿子还要能赚钱才能防老。没有劳动能力又没存好钱的老人中，有子不养的农村老人比单身一辈子的农村老人惨.无儿无女的农村老人还可以申请五保户，国家给养老.有小孩小孩不给钱的真的，除了做小孩思想工作没别的办法了……每当我们采访农民返回城市时，看到夜幕下，在广场翩翩起舞的城市老年人，总会想到“命运”二字。怎么改变命运，请您打开这本书《茶油的背后》，主人公会通过自身的社会实验告诉你一个书中随时随地浮现的真理：做农业必须有一颗坚强的心，在四平八稳的生活中，人不会升华。变化需要事件。人有选择的时候，都会想入非非，什么都想要；只有在绝境，才能明白自己最想要什么？人心都有一块芳草地，只要气候适当都会开花。

黄铁鹰老师为《茶油的背后》读者签名，他在书中写了一位经营茶油企业家周新平的社会实验的故事，我们觉得周新平已经不是在做生意，他是在做一个社会试验，他是在用大三湘的商业操作支持一个改变农村的试验。这条路能否走得通？这完全依赖科学研究的突破；这条路能否走得通？这也是未知数，因为这些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食用油；要达到这个目的也是一路险阻，大三湘必须克服自然灾害、种植管理技术、农村劳动力老化和不足等一系列困难。可是非常奇怪，在同周新平的交谈中，丝毫感觉不到他有这种担忧，反而信心十足。渐渐地我们明白了：胆小，当不了企业家。他是企业家，企业家与常人最大的不同——在常人看到风险的地方，他们看到机会。这就是企业家比常人飞得高，但跌也会跌得惨的原因。周新平是在用自己的后半生赌——这三条路只要有一条走通，茶油就能一飞冲天，杀进食用油的主市场。这可是上千亿元的大生意！这就是企业家的胆量。我们的期待和呼吁：《茶油的背后》作者团队在一年的案例研究中，6次到大三湘的油茶树基地和工厂，访谈了这个公司的所有高管、3个村子的农民和干部。我们相信他们的茶油是100%的压榨茶油。我们购买了他们的茶油，不仅自己吃，还送给了父母；我们确信他们的商业模式是解决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我们呼吁更多的企业家向周新平学习，用企业家的能力解决中国人吃得好的问题；我们希望政府把更多的资源交给像大三湘这样的企业去解决“三农”问题。大三湘赢，就是工匠精神赢，就是带动农民脱贫的一种全新模式赢，就是中国新农业赢，我们必须押上这一宝。

土地是财富之母，政府、资本和农民，哪个掌握了土地，哪个就掌握了财富的基础，也就是抓住了财富分配的牛鼻子。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从汉朝的吕后当政时确立的“国有民营”制度。就是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使用、经营、收益权归个人。每一次王朝更替就是对所有权的转移的过程，由原来的一家一姓转到新的一家一姓。但对经营权，不是每一次王朝更替，新王朝都会重新分配的。即使重新分配，因为这个权益是可以自由交易的，所以新贵也有足够的办法进行兼并。人口增长，因为出产有限，导致农民和小地主的人均可支配的财富不断摊薄，抗拒兼并的能力滑落，土地兼并失控，内部矛盾不可调和，就又是王朝更替，中国农业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再次发挥作用，最终完成一个王朝周期。  东亚社会基本都是这个模式，直到引进工业革命后，东亚社会既要完成部分农村的城镇化，集中人力和土地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也要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样，就需要既引进资本的力量参与土地的经营权的集中整合，又要防止土地过快集中，失地农民不能及时转化为适应工业化要求的劳动力，导致流民进入城市，或者社会动乱，或者贫民窟在城镇特别是大城市膨胀，城市经济因为贫民窟为反体制的黑社会提供基础，而失去发展后劲的拉美化前景。  目前看，南亚的印度，因为没有成功的制度安排已经拉美化。而东亚的制度安排是相对成功的。东亚的制度安排的核心就是发挥农民的组织的作用，先将小农，包括农民和中小地主等组织起来，再将这个组织与政府绑定，以农民组织与政府的合力，形成对资本的优势地位，引导资本为逐步建成城镇化，又不会无节制地占有这个过程中的主要的利益导致拉美化。日本、韩国、台湾，都是农民组织成为长期执政的党派的铁票仓的模式。即使偶尔有其它党执政，也无力动摇老大政党与农民组织的关系，不能彻底改变这个制度安排。

阶级固化不过是自我安慰的借口，为失败开脱。天天喊阶层固化，抢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才是最大的无德。在本该奋斗的年纪，却相信阶级固化了。孔子说，天各有命，但是他说了最后一句话，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奋斗改变固化。不努力永远是社会的底层～阶层固化是因为脑袋固化了～ 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进入新世纪，中国进入了WTO，解决了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可以拿出一部分资源还农村治理的欠账，也能够更快推进城镇化建设，遂重新强化了对农村治理发展的权责……资本家不应幻想“倒逼政府”成功，而是要积极谋求，在与农民和地方政府力量博弈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