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百年掌故了如指

郑逸梅先生八十寿辰的时候，施蛰存先生曾写过一首贺诗，诗中说：“君于翰墨有独嗜，搜罗文献常拳拳。百年掌故了如指，耆旧风流舌粲莲。短书小记亦世说，时人不识刘临川。”施先生将郑逸梅的“短书小记”比作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予以赞扬，也为他不被时人所识而深感遗憾。

那是阴霾未扫的1974年的事，等到1982年《艺林散叶》由中华书局出版，随后的十年，也就是在郑逸梅先生88岁到98岁之间，他陆续写就并出版了近三十部600多万字的作品，如果单以作者年事之高和完成作品之丰来说，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了。由此，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有“补白大王”之称的郑老先生，又回到了读书人的视域当中，那些饶有风致的“短记小书”成了读书人茶余饭后床头几边的常见书。

近年中华书局的《郑逸梅作品集》，上海书画的《郑逸梅笔下》三种，南北呼应，又给了大家一个重读的机会。有趣的是，那个旧上海报业造就的“补白大王”，在当下这个网络时代，读者又给了他一个“八卦大师”美谥，且不管准确与否，庄谐有别，但或许正可以见出这些“短书小记”常读常新的特质。

郑逸梅作品的最大的特点是“博采”。举一个例子，谢其章先生《封面秀》中谈到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突然死亡”，谢先生说：“我始终存有一个疑问，按照第22卷第12期版权页上的'中华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日初版’来推断，至晚二十号左右刊物就该发行上市了，为什么'新年特大号’迟至1月28日之前还没有在市面上出现呢？……究竟是哪一道程序上的延误造成了'一·二八’之前见不到一月号的《小说月报》，历史细节需要尽早搞清楚。”（84页）郑逸梅《书报话旧》的记载，可以让谢先生的疑问稍稍丰富一点，据郑老先生说，第23卷的“新年特大号”，延迟到1月27日才印毕，“编辑徐调孚获得一样本”（166页），其他全部在第二天毁于日寇战火。如果真有徐调孚先生拿到的劫余仅存的一册，或许可以让今天的爱书人淘书人稍减遗憾并心存些微的希望呢！

另一个例子是薛居正《旧五代史》原本踪迹之迷。1930年代初，张元济主持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找到薛氏原书，为此曾发布广告重金征求。但薛史若存若亡，久征未得。当时获得的唯一线索，是说有歙县汪允宗旧藏本，1915年在香港转售广东书商。当年汪兆镛、叶恭绰等都曾受张元济之托追踪薛史，1931年1月汪兆镛致张元济信言之凿凿，“金刊 薛史，闻确系丁少蓝购得，由粤携宁，现归湖州故里”（《张元济年谱》349页），但丁乃扬（少蓝）托言移家时失去。一直到建国初年，似又有薛史的踪迹，1953年3月27日，张元济在给商务同事丁英桂的信中说：“近闻《旧五代史》有出世之信，可喜！”（《张元济书札》181页）但没有细说“出世之信”的具体内容。我颇怀疑薛史这次的“出世之信”或许与郑逸梅有关。郑逸梅先生《<百衲本二十四史>独缺<薛史>》引述了溧阳人彭谷声解放初写给他的信，信中说：

《薛史》为海内著名孤本，先祖宦粤时所得，有鉴于清明上河图故事，从不轻示于人。抗战时期，弟亲自挑至皖南，始克保全。

当时彭谷声曾请吴湖帆绘千里负书图以为纪念，后来他客死西陲，郑逸梅先生曾写信给他的儿子彭长卿询问此事，长卿回复“当时年幼，不知道这回事，或许父亲离沪时寄存戚友处也未可知”（《书报话旧》26-27页）。这大概是《薛史》若隐若现的最近的踪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