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到底什么才是当皇帝的天命？

【导 言】

9月23日，第十七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文博会”）在深圳隆重开幕。9月24日晚，思想史学者、深圳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导师，深圳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转化研究所所长王立新先生携力作《建宋：赵匡胤的奋斗》在本届文博会分会场深圳书城南山城开讲，以“到底什么才是当皇帝的天命？”为题给读者献上了一场精彩的讲座，以下为现场讲座实录。

【王立新教授】

【活动现场】

今天给朋友们说个好玩又严肃的话题，到底什么才是当皇帝的“天命”。说好玩又严肃，是因为这么个很严肃的话题，竟然让史家写得这么好玩。

历史上的皇帝们都说自己有天命，说他们当皇帝是天定的。史家们似乎都打心眼里相信这些说法，于是才把这些说法记录在严肃的史书里。那咱们现在就来看看，古代的皇帝他们如何表白自己“得天命”。

简单归总一下，史书在皇帝得天命这个问题上，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写法来表述的：

第一种写法可以叫做来路不明：就是这些皇帝们不知都是何方神圣下凡，也不知是父亲的孩子，还是神的子嗣，举两个例子。

推翻后梁的后唐庄宗李存勖，“生帝于晋阳宫，妊时，曹后曾梦神人，黑衣拥扇，夹持左右。……

曹后，是李存勖的母亲，怀孕时，梦见有两个神人，穿着黑色的衣服，各执一把大扇子，一左一右跟着保护她。意思是她怀的是神的孩子。

这种情况不光是在梦里发生，现实中也会出现：南唐烈祖李昪，就是名扬历史的词人后主李煜的祖父，他是创立南唐国的国君，他说他家院子里有一颗大梨树，有一年结出一个比篮球还大的梨子，邻居们将梨子摘下来准备分着吃，就在这时，里面钻出一条大蛇来，众人吓得下三奔逃。这条蛇没有理睬众人，爬到李昪家里，躲在李昪母亲的床下，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又爬到床上来……李昪本来想说自己是龙崽，不小心却说成了蛇蛋。

大家知道十月怀胎的说法，但是有些皇帝却不是，比如秦始皇，在娘胎里呆了12个月，不遵守正常出生时间。现代医学证明，晚出生一、两秒钟，就可能导致脑瘫，再迟就没命了，那秦始皇为什么晚出生那么长时间？因为他不是人，是神。

第二种写法叫出生异常，就是出生时发生了异常情况，是往好了说的，不是往危险和可怕的方向上说的，所以不用找医生急救或者找人帮忙之类，等着好结局就是。

取代唐朝的后梁太祖朱温，出生在一个夜里：“是夕，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里人望之，皆惊奔而来，曰'朱家火发矣。’既入，邻人以诞孩告，众咸异之。”着火了！着火了！快去救火呀，到跟前一看，房子好好的，原来是生小孩了。看人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带着火，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光……

取代后汉的后周太祖郭威，“载诞之夕，赤光照室。有声如炉炭之裂，星火四迸。”也是晚上出生，出生时不仅屋子里通红如火，而且还有炉中炭火爆裂的声响，同时火星子四处乱蹦。知道是他家生孩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家搞装修、喷电焊呢。

上面是冒赤气的，还有冒白气的：取代后唐的后晋高祖石敬瑭，“生于太原汾阳里，时有白气充庭，人甚异焉。”

看来冒啥气都能当皇帝，但要冒傻气肯定不行。

第三种写法是长相出奇，不是长得太帅，而是长得太出奇，也就是形貌怪异。取代后晋的后汉高祖刘知远，“面紫色，目睛多白。”脸色像紫砂壶，眼睛里白多黑少，这要是放到公园里，公园准赚钱。907年占据四川的军阀王建，建立了一个前蜀国。这人长得是隆眉广颡，龙睛虎视。高眉梁，宽额头，像是北京猿人。长了一双龙的眼睛，却冒出虎的凶光。很难判断究竟是什么动物。

第四种写法，是有特异功能，或者做过一些奇怪的事情。

刘邦在山间小路上杀死了一条白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大家都读过，如果杀条白蛇就有资格当皇帝，那捕蛇人不知杀过多少蛇，那真就会世世代代永远当皇帝。这是善于杀生的；

还有善于走路的：南吴政权（后来这个政权被南唐窃取）的创立者杨行密，“少贫，有膂力，日行三百里。”小时候家里穷，胳膊有力气，每天可以走300里路。我十五、六岁时有一次从早晨八点多一直走到下午四、五点钟，天都黑了才到家，累的精疲力竭，才走了80里。凭咱们这种走法，只能当老百姓。好在史书没写杨行密“时行三百里”，要是真这么写，直接就成高铁了。

善偷窃也行：前蜀开国皇帝王建，史书说他“少年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务，里人谓之'贼王八’。”前面咱们说了他长得有点像北京猿人，不仅如此，他还善于偷人家的驴子，他家时开炊饼店的，往里面夹馅，夹驴肉馅，那就是驴肉火烧，河北保定的名产，估计是他家的分店。很多善良人家早晨起来一看，栓在院子里的驴不见了，急忙出去寻找，哪找去？王建凌晨两三点钟偷驴，杀完包馅蒸饼卖，天亮时早被很多人吃进肚子里去了。

人家外国的历史一般都不这么写，只有中国历史这么写，为了表达权力的至高无上性，把皇帝的身世写得神乎其神，好像他们原本都不是人一样。

生活在汉族周边地区的少数部族，本来文明程度不高，不太重视历史，后来跟汉人接触多了，也跟汉人学着写历史，学到了一点好处，但也学到了很多坏毛病，编造皇帝的神话蒙骗无知的民众，就是他们跟汉人学的。《辽史》写契丹创业之主辽太宗耶律阿保机：“初，母梦日堕怀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即能匍匐。”

他母亲梦见太阳掉进肚子里，于是就怀孕生下了耶律阿保机。出生时房间里神光刺眼，还有强烈的香气味道，像是喷了法国香水。而且这家伙生下来就像三岁的孩子那样大，出壳就能爬，不比鳄鱼的本领差。

第五种写法是符合图谶。图谶是一种迷信，图谶，是图和谶的合称，有只有图没有谶的，有只有谶没有图的，还有既有图又有谶的。图就是神秘图，谶就神秘化。都是既明白又不明白那种的，说是可以预测吉祥祸福，会在什么人身上得到应验。图谶在汉代就非常流行，王莽建立新朝，刘秀建立东汉，都说是符合图谶。

宋太祖出生前后，当时的社会上正在流行一种谶语，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谶语不是用来预测牙痛腮帮子肿的，主要是专门预测谁能当皇帝用的。

有人猜测说：真人，也就是真正的主宰者，要出世了！这个人可能在冀州或者跟冀字有关的平原湖泊、江海山间、田垄地头什么地方。“开口张弓向左边”，可能是这个人向左射箭，也可能这个人的名字里有个字，就像是张开口子的弓箭一样，方向朝向左边，或者还有别种可能性。反正这个人是真命天子，他的子孙将要得到万世的基业，世世代代当皇帝，永远幸福地享受下去。

谶语流行起来以后，大家都相信未来的皇帝，就是这句话里说的那个人。

南唐皇帝李璟（李昪的儿子），为了迎合这句谶语，把长子的名字，改成了李弘冀。

怎么取了这么个名字？“弘”就像“开口张弓向左边”说的那个字，后面是个开着的“口”，左边张着“弓”；“冀”，就是冀州的“冀”。把谶语中“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两句都囊括其中。，以为这样儿子就能成为谶语中说的那位主宰天下的“真人”了。

占据浙江一带的吴越国国君钱元瓘，把自己所有儿子的名字中，都加进了一个“弘”字。钱弘佐、钱弘倧、钱弘俶之类，搞了一大堆。

占据两广地区的南汉国国君刘龑，把自己三十几个儿子的名字中，都加了一个弘字，刘弘一、刘弘二、刘弘三、刘弘四、刘弘五……一直排到刘弘N，他30多个儿子可能还不止。

这些割据君王都希望自己的儿子中的哪一位，就是谶语里说的那位“真人”，主宰全天下，把皇位留给子孙万代，永远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世世代代享受荣华富贵。

但是结果都不是。

据说这句谶语最后应验到了赵匡胤身上。

赵匡胤的父亲叫赵弘殷，名字里本来就有一个像“开口张弓”一样的“弘”字，而且几代人原本就住在河北中部，也就是冀州。名字里原本就有一个“弘”字，，不是谶语流行以后硬改的。

赵匡胤在这点上跟他们一样荒唐，不仅符合谶语，还差不多把所有帝王“得天命”的特征，都聚拢到自己身上了：母亲梦见太阳入怀，“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出生的陋宅，后来被宋朝人改叫香孩院；出生地一带，现在还叫火街。

能蒙骗普通民众的手段和说法，赵匡胤家或者宋朝的君臣们，基本都用上了。

如果这就是宋太祖的天命，那么他当皇帝就算应该，除了他和他们家享福之外，也不会再有另外的历史意义。

咱们抛开为了说明宋太祖当皇帝具有天定合理性的神话，其实他的所谓“得天命”，只不过是赶上了一个时机，赶上历史发展的那股寸劲，剩下什么都没有。

当然，赶上寸劲，得有自身条件，还要加上主观努力。

就自身条件而论，包括宋太祖的身份地位，当时他是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禁军最高指挥官，同时还是归德军节度使，另有一个检校太尉的虚衔。他父亲过世前是马军都指挥使，在军队中有些老熟人，赵匡胤又好结交，仗义疏财，人缘很好，朝里朝外朋友不少。这是他的自身条件。

王夫之在《宋论》里说，这些都不符合上天选择帝王的条件。但他忘记了一个事实，帝王其实不是上天派来的，而是人间自产的。就人间而论，拥有这些条件的，在当时后周“主弱臣疑”、天下人心惶惶的情况下，恐怕很少人能比赵匡胤条件更好些。张永德、符彦卿、李重进比得了赵匡胤吗？尽管他们都是皇亲国戚，但一直都在受朝廷贬职、压抑和怀疑，周世宗在世时对他们就不信任，所以人望很低；其他禁军将领和边镇节度使像慕容延钊、李荺、韩重赟、韩令坤、折德庡、王景、郭崇、王彦超等，他们的条件都比赵匡胤差得多，而且其中很多都倾向于赵匡胤。那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条件可以吗？可以也没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武将或者跟武将连带在一起的武人，文人没有机会当皇帝。中国人的心理，文人似乎就不该当皇帝，最多只能给皇帝当宰相、秘书。后周末年的这三位宰相，虽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条件要比赵匡胤强，但在获得国家政权的条件上，根本没有办法跟赵匡胤比。历史上只有一个文人当皇帝的，就是王莽，还是在太后姑妈的大力支持下才获登皇帝宝座，就算如此也没坐稳，连主政当宰相时都算上，也不过20几年，实际当皇帝的时间只有14年，转眼就被杀死了。尽管原因很多，非武将当皇帝人心觉得不妥，这点肯定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所以，尽管按照王夫之“以功”、“以德”才能“得天命”的两个条件衡量，赵匡胤都不够，可是中国历史从来没有让皇帝的位置虚设过。可以没爹没妈，但是不能没皇帝，这种心理也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可惜人们往往不注意。既然皇帝不能空位，总得找一个，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说，赵匡胤的条件比其他人都强些。

谁当皇帝都不是历史的选择，历史不会说话，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都是当皇帝的人自己钻了历史的空子，却说成是被历史、被上天所选择。“得天命”，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但是，钻空子也要有条件，身体胖了钻不过去，身体太瘦能钻过去，可同时留有缝隙别人也会来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赵匡胤属于既不胖也不瘦，正好可以钻，他一钻别人就没缝隙可钻了。张永德和符彦卿，这两位后周最重要的皇亲国戚，积极拥护赵匡胤，表明赵匡胤“可以钻”；李荺、李重进不服，起兵造反轻易被平灭，表明赵匡胤一钻，别人就再无缝隙可钻。

自身的努力，其实更重要，这也正是宋太祖受到后世高度赞扬的地方。

王夫之说宋太祖因为条件不够，所以上天让他当皇帝是一种“非常之命”，就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使命。我现在不再认同船山先生这个说法，其实宋太祖并没有“受非常之命”，只不过是在朝野上下希望有新主子出现时，适时地站出来而已。没有什么天命，都是人为，只不过就是赶上历史发展的那股寸劲了。船山说宋太祖干得漂亮，收获了“非常之功”，这点符合客观事实，表达特别到位，精细深邃，无与伦比。但是不必一定说赵匡胤“得天命。”

过去我陷在对天人关系的思考模式中，顺着王夫之的话语说宋太祖，说他真是“得天命”了，用心和行政措施充满仁爱味道，所以这本书第一版，名字才叫《大宋真天子——一代仁君赵匡胤》。

新近这段时间，我经常反省自己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和态度，觉得不能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的政治，人间的事情只能就人间讲，这样才能发现真问题，用人间的努力改造人间的不足，不被玄妙、神秘的观念假设牢笼住。拿天说人，用天解释人间事务，虽然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也一定程度地表达了对君王们不按道理做事的不满，但同时也因逃避被权力惩治的风险，而躲避了应尽的现实责任。

衡诸中国历史，宋太祖的意义，是他建立了一个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相对发达，人民生活相对富足，生活感受相对幸福，文化相对昌明，思想相对多元发展，艺术创造相对丰富，手工、科技、航运、外贸等都相对发达的王朝。王夫之说，不得不承认宋太祖是位有“盛德”的皇帝——“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主要应该指向上述这些方面，而不应该是指向他的“得天命”——完成了上天交给他的任务和使命。上天没有交给他们任务，也没有赋予他们什么使命。别拿上天说事，这样说不成什么事。

王夫之说宋太祖的所有成就，都跟他心里始终存着一个“惧”字有关，这个“惧”字搞得他整日心神不宁，不敢荒淫，不敢懈怠，不敢妄自尊大，不敢独揽大权，不敢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更不敢把自己的权力意志强加于人、强加于世。

行政相对人道，真心重视教育、关怀民瘼、发展经济、温和外交、儒家、佛家、道家，都推崇，不故意搞思想专制，还建立对外通商口岸等等，其实都是因为宋太祖心里长存一个“惧”字。他完全接受宰相赵普的说法：天下不是权力最大，而是“道理最大。”凡事讲道理，不用权力压制、胁迫、威吓，经常以商量的态度解决问题，这就是宋太祖的“努力”。宋太祖将“不杀士大夫”、“不杀提意见的人”用誓言的方式刻在石碑上，当成诏书传给后世子孙。

道理最大，其实就是整个宋代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其他王朝都是权力最大。强调权力最大，就会使权力横行无忌，无所不管控，无所不监视，这样会使所有人包括皇帝自己都受到严重压抑，大家心里紧张，安全感极差，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因此遭受普遍压制，最多只能维持暂时的稳定，达不到长期发展的目的。而坚持道理最大，则能引导并激发人的创造活力，整个社会就会因此充满活力和生机，这样的社会才有真正的发展可言。中国家天下政治两千多年，历史没有获得明显发展，基本上都是在原地打转转，这跟各个王朝单纯强调权力最大，不重研究事理、行事不讲道理，有极其重大的直接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我之所知，便是我一无所知。”意思是说，其实我懂得不多，人们却认为我是智者。假使我真有一点智慧，那就是我知道我懂得太少，我必须不断努力学习。

宋太祖虽然掌握了最高权力，但他知道自己懂得太少，害怕自己做错，遇事经常找大臣们商讨，集思广益、谨小慎微，励精图治，同时不断向儒、释、道三家的高人，还有身边的饱学之士们学习道理。就此而言，他也算是个有智慧的人。假使宋太祖真得了天命，那也只不过是这种恭敬、谨慎、谦卑的心态，这种心态虽然使他经常彻夜难眠，但也使他成了专制主义时代，一位历史上确实少见的卓荦不群的现世王者。

【作者简介】

王立新，思想史学者、深圳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导师，深圳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转化研究所所长。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王立新讲<论语>》《船山大传》《理学开山周敦颐》《从胡文定到王船山》《大宋真天子》《思想引领人生》《建宋——赵匡胤的奋斗》等著作，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

先后于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凤凰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台湾教育广播电台、衡阳石鼓书院大讲堂、《天津日报》“超阅大讲堂”等视、音、纸、网类媒体，两岸数十所大专院校，全国数十家图书馆以及民间书院等机构，讲说中国思想、文化数百场。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