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
沈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沈阳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所讲的东西相对落地一点，因为毕竟这些年还是做了很多实际工作，走过一些地方，也看到了一些现象，最近请我们遗产中心的小朋友给我提供了一些素材，想出这么一个题目，主要是想讲讲在世界文化遗产“申遗”之前和“申遗”之后的区别，如何去认识遗产，如何去对待遗产，以及现在工作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一些思考，结合工作经验，谈谈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些只是个别现象或者只是苗头，在这里讲出来可能感觉有一些放大。但是我想作为一种个人感受，还是希望能够讲出来，给大家一个参考。
一
“申遗”前后
热情的申报
第一部分我主要想讲一下世界遗产申报前后的变化。上午曙光局长讲了重申报轻管理的问题，目前我们的各级政府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热情是非常高的，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通过申报遗产的过程，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得到加强，建立了遗产的管理机制。还有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基本上都能够按照《操作指南》的要求进行编制并贯彻执行。同时，专业队伍得到加强，遗产地监测系统的成果取得一定成效，“申遗”前后，整个社会力量参与其中，通过“申遗”过程，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应该说所有这些东西对我们提高对文化遗产的重视，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我认真读了一下今年编制的年度监测报告，可见开展了很多重要的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积累了很多经验。像西湖在“申遗”过程中的问题，重点关注利益相关者，提出“问计于民、关注民生、还湖于民”的方针，使得西湖更多地在杭州地区为广大民众提供一个良好的文化空间；哈尼梯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遗产，已经面临很多特殊的问题，通过“申遗”，如何去把遗产价值的附加条件加以保护，同时又维系原住民的生存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去推进遗产的利用，也做了很多可贵的探索。
当然，“申遗”成功是有很多正面意义的，特别是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影响。我也搜集了一些数据，以丽江为例，1995年“申遗”前，年旅游人数84.1万人，年旅游收入3.3亿元。到了2018年，旅游人数增加到4643.3万人，旅游收入998.45亿元，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旅游人数和收入从“申遗”以后每一年都在剧增，品牌效应，促进了旅游业发展和GDP增长，这个增长效益对于政府来讲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的各级政府都很热衷于“申遗”，和这个方面有很大的关系。
“申遗”以后，随着遗产地名望的提升，相关的产业会随之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遗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些便利条件，或者说可以明显看出文旅融合促进社会发展的成效。比如说1997年平遥古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后，增加了1.3万个工作岗位；泰山“申遗”成功以后，旅游创造就业岗位达32.5万个。
通过“申遗”，对遗产地的环境、景观进行整治改造，文化氛围提升，使遗产地展示了新的面貌。今天我们所在的良渚，“申遗”前后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鼓浪屿“申遗”前也是一个旅游过度的状态，岛上的观感是比较差的。通过“申遗”整治清理，进行必要的管理之后，鼓浪屿的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特别是一些深入区域，原来是非常安静的、私人的生活居住区，现在风貌、特点也得到了恢复，这是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以上数据根据《云南统计年鉴》等资料统计）
遗产地的商铺（图片来源于网络）
随着环境改变，社会经济条件改变，旅游发展，相关的民众也从其中得到了一些实惠。首先是就业机会多了，服务的岗位多了，经济水平也相应提高。同时，生活环境也得到改善，这也是文化遗产为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实现社会、环境、生态多方面的改善、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申遗”一个前后过程，我们看到了遗产地的变化。
杭州西湖香格里拉酒店降层前后对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其实“申遗”成功之后，我们的成绩应该也是很明显。比如在履行“申遗”承诺，加强遗产的管理，扩大社会影响，包括进一步保护和改善遗产及其环境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上午也有先生谈到西湖和周边的环境的改善，香格里拉酒店降层是一个非常难的动作，杭州市确实做到了，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和努力。布达拉宫前面的雪城和周边的环境，“申遗”之后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维修整治，目前来看，至少从布达拉宫上面往下看，整体的环境和我们“申遗”之前，或者十几年前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从我上个月前去拉萨拍的照片看，总体环境的感觉还是很好的。
布达拉宫雪城 摄影：沈阳
2
成功的烦恼
当然，“申遗”也不是没有问题，上午曙光局长谈到了一些，他讲的比较简单，我想说的更具体一些。
一是更多的关注了经济利益。有一些遗产地把经济效益置于核心位置，这样更多的可能是关注遗产地本身的经营活动如何能够招揽生意、吸引游客，在这个过程中，遗产的价值和内涵可能成为一种幌子，而不是真正地关注如何去阐释和认识遗产，这是我们在很多遗产地、旅游景区都能看到的场景。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遗产地的管理往往忽略民生或者说忽略民众的福祉问题。我们的遗产在申报成功之后，如何在保护管理中让原住民、让当地的百姓从中得到实惠，有很多遗产地在具体操作当中重视不够。
近些年中国旅游发展非常迅猛，特别是黄金周旅游，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很大的压力。最经典的案例可能就是北京故宫在2010年、2012年、2013年、2014年的“十一”黄金周碰到大幅度的人流增长，后来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做出8万人的限流指标，以控制参观人数。其实我们现在去故宫参观，8万人的指标也还是对整体参观效果有很大的影响。至于其他一些遗产地，比如长城、平遥古城，在这些特殊的节假日，通常是人满为患。这是我们旅游发展现在所面临的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再有就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遗产地的常驻人口大幅增加。像平遥和丽江两个以城为单元的遗产对象，可以看出“申遗”之后五年内的人口的增长是成倍的增长，和丽江相比，平遥古城也许因为在北方，相对慢一些，这几年也在逐步增加。
“十一”黄金周故宫的游客（图片来源于网络）
随着旅游环境的改变或者说生存环境的改变，人口的构成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遗产地的原住民会通过一些经营方式，把遗产、经营活动转让给外地人，形成人口的迁徙，外地人口大量涌入，原住民离开遗产核心区域，这与我们承诺的真正保护遗产或者认定的遗产价值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最近几年我们正在重新编制丽江新一轮的遗产管理规划，也做了一些统计。前几年一篇研究的论文里面提到，丽江80%的店铺是由外地人经营。现在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发展，也就是说整个遗产地核心区里可能绝大多数的人群已经不是原住民。
常驻人口的改变，导致遗产地原有生活形态变化，本土原有文化肯定会逐步削弱，一些新的东西会侵入。一方面本土原来最纯朴、最纯真的东西逐步减少；另一方面为了旅游，把一些传统的、真正原生态的东西进行重新包装，所以现在在遗产地看到的很多文化活动，其实是一种更具表演性的展示，而不是真正出于原住民生活需求。这也是很多旅游地常见的现象。
为顺应旅游发展，必然要开展大量的建设活动。我们可以通过图片了解“申遗”前的丽江，对比后期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丽江现在很多的民居，无论是尺度、体量、形式都和原来的建筑有了明显的改变。因为旅游人数的激增，对旅游设施、服务设施的需求也大增。丽江的对策是不断地外扩，在丽江古城核心区以外的大量区域进行建设，打造新的传统民居区、旅游区，其实都是不值得提倡的仿古仿传统的做法。
所以，对于像丽江、平遥这样的古城类遗产，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有很多的问题可以探讨。是顺着这种大潮，一直被拖着走，还是主动地采取一些管控措施？我们在编制保护管理规划的时候，我提过这样的意见，就是对于丽江的旅游发展，要有一个度。当然这个度在哪？我们需要有更科学、更客观适度的分析考虑。
遗产地本土文化活动正在逐渐消失（图片来源于网络）
外来人口急剧增加、旅游活动无限度增大，肯定会带来环境的恶化。外来人涌入遗产地，很难会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乡去爱护，他的生活习惯对于整个环境是有负面影响的。丽江原住民对自己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尊重的，但是后来的发展导致水资源的严重污染和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这些都是我们前些年已经看到的，现在当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逐步整治，希望能够扭转这样的局面。建设密度的增大，经济活动的增加，尤其是外来人口的短期居住和经营行为，对于遗产的保护、关爱，也可能相对差很多。近年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遗产地的安全事故，包括火灾，也包括了经商者与游客之间的矛盾。因为大家已经不太去关注遗产本身价值到底是什么，不再关心遗产到底如何去维护它，如何去使用它，更能够体现遗产的价值，所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不和谐的现象也会增加很多。
二
理想与现实
前面我们列了遗产地“申遗”前后出现的一些明显变化或问题。下面再讲讲理想与现实，主要是想通过我们在“申遗”时对于遗产的认识和成为遗产以后发生的一些变化，做一点对照。
“申遗”文本和管理规划
“申遗文本”和“管理规划”是遗产保护管理必须遵守的最基本标准，这是一个基本认定，也是教科文组织认定为遗产的时候的一个基准。经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个指标到底变化成什么样？我们大家回顾一下，会有很多的启发的。最简单的是关注遗产要素的变化，当初认定的东西和现在保留下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大变化？对遗址环境有多大的影响？还有价值的认定和评判、保护区划（遗产区、缓冲区）的变化以及保护管理要求，从这几方面，我们都可以对比一下它的情况。
不乐观的现实——丽江古城
第一个就是丽江古城，关于丽江的价值，字比较多，就不去具体的说了，第一个丽江古城从12世纪开始逐步成为中国川（四川）滇（云南）藏（西藏）贸易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是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交汇点，丽江形成独具纳西族特色的地方建筑、艺术、城镇规划和景观以及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工艺美术等文化特征，尤其是在宗教建筑及壁画中反映了儒家学说与道教和佛教和谐相容并存。这是我挑的几个重点。第二个就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丽江古城人居环境不断改进与完善的不懈努力，在当时这个历史进程中产生这样一个特色。第三个就是传统人类居住地、土地使用和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这是当时”申遗”的时候归纳出来的几条普遍价值。在我们编制丽江规划的时候，对它的现状进行了一些评估，我们列出了一些，当然有一些是成绩，我就不在这里说了，也有一些问题。一方面是自然环境保护面临一些挑战，这里包括了周边区域的自然环境和遗产地完整性的压力，也包括了一些建设，特别是在缓冲区内部建设的设施不理想，我觉得这个说法相对来说还比较委婉了。再有就是旅游的压力，这个也是非常突出的，外来人口增加，人口增长，本地居民外迁，旅游服务设施不断的增长，在市场的推力下，居民自主弃居经商的现实下，这种矛盾还是存在，就是把原来很多是作为民居，在这里生活的业态，逐步的都变成了商业为主的形态，这也是一个旅游的影响。另外就是一些法规执行方面需要提高的东西。明显可以看出来原来所提到的纳西族的人居生态环境在这几年的发展中间有很多的价值，其实在逐步的削弱。
这个是丽江，其实我们后来面临很大的问题，当然这里面评估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这里就不再细说了，列举几条，比如说原来认定的历史风貌建筑大量翻新，不符合民居保护修缮导则要求的占比67.2%，这个比例应该说在丽江来讲，可能是相对来说量比较大的，这种改变应该说对整个丽江古城的环境、遗产的特点，其实有很明显的影响。另外就是利用方式单一，主要是以游客观光为主，文化设施比重较低。还有价值阐释不足，没有形成完整体现遗产价值的阐释系统。可能大家到丽江去玩更多是一种猎奇或者是现代的农感生活的享受，并不是真正去体验纳西族原始的、原生态的文化的东西，这个也是目前我们丽江面临的一些问题。商业结构也是比较单一，满城都在经商，但是主要就是民宿、餐饮、小商品等，业态是高度同质化，商业趋于低层次、高密度发展模式。另外一个，商业都集中在一个核心区里，会造成游客在遗产的核心区大量集聚。其实我们外围也做了农产地，但是事实上对于外来游客来讲，肯定优先去核心区，他不可能放弃核心区，我到外面去逛一个仿古街，这是我们游客一个最基本的心态，所以实际上外围对于长期生活在丽江的外地人，可能更有吸引力。另外就是院落空间利用表皮化，一些民居逐步的在改造成大进深的，大开间的，就是规模、体量都在改变，因为有现代的经营需求，所以更多的去考虑这些内容比较多。
丽江我们大家可能都去过，在网上也经常会看到一些消息，平遥也是1997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相对来说发展的比较缓慢，和丽江相比发展的会迟一些。另外就是以邵甬教授为导师的同济的团队，还有一些其他的组织，在平遥后期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了规划，不断的去修正、控制，同时编制了民居导则。应该说在改善人居环境，同时又维护遗产价值方面，平遥还是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近期也有一些问题出现，比如前一段闹的纷纷扬扬的，把私产的房屋收为公产去经营，这个前一段政府是有一个考虑，但是这个事在处理上存在一些疏漏，所以这个事在网上引起了一些反响。
不乐观的现实——平遥古城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平遥的消息，广州一位记者去平遥，以她的视角浏览了平遥古城，然后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旅游重点区以外的一些区域的住民生活，可能比靓丽的游览街区相对差很多。一位剪纸非遗传承人，因为没有钱，没有办法租旅游街上的铺面，只能在自己家门口挂上招牌，在自己家里做剪纸，所以作品难有销路。因为旅游管理需要，有些街巷改成步行街，不让机动车通过，通行变得不方便。不少院落里的状态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原住民生活因此受到一些影响。这位记者把照片和观点发到网上，很多网民给出了一些评语，一位平遥长大的网民说，“看到一个烟火小城逐渐变成一个旅游重镇” ，这是部分平遥人的一种感受。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家对于遗产的认识在不断提高，并不是都是为了旅游忽略遗产的价值，也从中看到大家的期望，包括原住民怎么在这里生活，如何应对原来那种朴实、平实的生活业态逐步被整治，整治以后变得缺少烟火气的问题。当然，面对遗产，大家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所以我们可能看到一些评价只是从自己的视角去理解的结果。
非遗剪纸传承人店面（摄影：何珊）
不乐观的现实——红河哈尼梯田
另一个案例是红河哈尼梯田，这是文研院遗产中心近些年一直关注的遗产对象，因为作为一个特殊的遗产对象，其保护、管理、发展面临很多其他遗产地少有的问题，和我们前面说的平遥、丽江不同，这是更为困难的一个对象。
哈尼梯田真正的核心是稻作系统，是真实的梯田系统。这个东西摆在那，真正要让它存在下去，最重要是要有人，要有种地和维护梯田的农民。但是最近这两年去元阳，会发现一些新的动向，希望能够及早地认识的去解决。
哈尼梯田景观（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当初“申遗”或者说遗产认定的角度，我们曾经提出过一些建议措施，比如通过提高当地红米的经济价值，改善原住民的生活质量，以此鼓励当地传统水稻种植，维系传统的稻作系统。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由于大环境影响，种原生稻的经济效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农田管理也相对麻烦，所以农民改变农作物耕种品种，水田改成旱田，或是把小块梯田改成相对平缓的平田。局部的改变，可能觉得不明显，但是如果这种趋势扩大，极有可能对整个的哈尼梯田和稻作系统会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另外，水田变成旱地，就是不再种水稻，灌溉需求就会明显减低，梯田灌溉系统也会改变甚至放弃，整个遗产环境也会随之变化。再比如，对居民原有的日常生活维系、新的建设活动，申遗时也提过要求，不是说绝对不许，但是要经过审批同意。但是实际上我们走在梯田之间，还是会发现一些新的民居建设，一些自建的住宅和生活设施。这一类的建设活动，由于需求量比较大，项目审批比较难，农民会自发地进行一些缺乏指导的建设活动，有可能没有按照程序的审批。再有，梯田和灌溉设施需要维护，不维护，梯田就很容易坍塌、损坏。但是，现在梯田遗产由梯田管理委员会管理，原有的村落组织管理模式改变，以前是农民在为自己干活，现在更像是为管委会打工，农民和管委会近似雇佣关系，也就可能缺少积极性，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还有旅游、饭店、民宿增加，水资源不够，又开始建设一些蓄水池，一些用水设施；同时因为民宿和饭店的经营增加，水质改变，大增的洗衣粉、洗涤剂会污染水源，会造成水的污染，也对整个梯田环境构成影响。对于上面这些明显影响遗产价值和遗产地环境的问题，管理规划里都有明确规定，不宜进行家庭旅馆、餐饮等非农业生产的商业经营活动，但事实上已经有失控的倾向。我去年去过一次元阳，看到在梯田边搞了大规模的观光平台，核心区里的一些村子也开始逐步翻修民房改成民宿，这是目前哈尼梯田里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些农民放弃农业生产，去做旅游商业的经营，去开旅店，去做饭馆，种地的人相对减少，对梯田来讲负面影响是很大的。现在在核心区里看到的一些旅游设施，有的是民宿改造的，有的是新建的，数量比较大。当然，这也是个纠结的问题，到了元阳，要接近遗产，想在遗产区有更多体验，也就住在梯田间的新酒店里，新建筑的环境肯定比原生态的民居要舒适得多，这也许是游客需要的，所以这又面临一个矛盾，如何去协调这个矛盾，我觉得也是需要去深入思考的。
正在修建的蓄水池（图片来源于网络）
实际上缓冲区里的建设力度更大。核心区的建设还能引起一定的关注，建造的东西还考虑到传统民居的形式、体量、规模，缓冲区里的建设力度明显增大，建筑形式甚至和哈尼民居完全没有关系。随着民宅建设的材料、结构、形式的改变，导致更大的变化，原住民正在把一些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或者生活模式抹去。比如我前几年拍的这张照片中展示的哈尼民居的火塘，一家人、朋友、亲戚会围着火塘吃饭、聊天，腊制品挂在火塘上面，梯田区域潮湿，火塘还有烘干房屋，防止衣物霉变的作用。现在，新的住宅条件改变，功能改变，火塘已经去掉了，变成了现代的客厅，也就是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已经由传统生活方式改变成了现在通常的生活方式。再比如，在传统民居上，农民会把收获的玉米等农作物挂在屋檐下，但是新的民居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也就是说已经没有这个需求了。
围着火塘吃饭（图片为沈阳拍摄）
还有演进的规律性的建设活动，游客的涌入，网络的连通，有一些是社会进步的产物，这些会影响原住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观念，一些现代文化的东西大量介入。我觉得这些倾向可能类似丽江最初期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哈尼梯田发生的变化表面上是一些形态的变化，但核心是对当初哈尼梯田“申遗”认定的遗产和遗产价值的理解或者认识有了改变。如何在发展进程中，既保证农民生活的质量提高，同时又能够保证遗产价值的维系，是遗产保护面临的很严峻的问题。
不乐观的现实——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图片来源于网络）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标杆，最近非常火爆，每天电视上都可以看到。这么大名气，敦煌的城市发展对莫高窟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大家可能觉得敦煌的保护管理没有那么多问题。但是，前些天去敦煌的时候，见到了樊锦诗院长，她还专门谈到了莫高窟面临的问题，曾经有省里领导要求旅游公司进驻管理莫高窟，最后是樊院长和团队的坚持，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我们常常说文物系统老是弱势群体，但是我们觉得在敦煌，在樊院长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自信，对遗产价值对遗产有足够的信心，才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社会上的一些问题。莫高窟能够有今天的成就，都认为它的保护管理井井有条，其实反映了敦煌人的一种自信，并不是说她真的有什么绝招，我觉得还是自己敢于担当，敢于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不乐观的现实——北京故宫
故宫，大家也应该觉得不会有问题，其实故宫也同样面临很多问题，周边环境问题更复杂，很多问题也是我们抗不住的，遗产管理利用上也有很多的事，比如近些年为更好地文物展示，对御花园进行了整治，去除了一些文物、陈设周边的护栏。但是去掉把防护设施也带来新的问题，游客可以直接触摸甚至攀爬文物，假山石边坐满游客。做了这种改变，当然需要相应的管理措施保障，但事实上管理还是没有跟上。也要承认游客的素质也还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所以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游客攀爬文物（图片来自网络）
2
管理问题
再有就是管理问题。遗产的管理，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工作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问题也不是没有。一个是遗产价值上的认识偏差，这里有认识不足的问题。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对遗产的认识其实是在变化的，我们当初认识的一些东西，今天再看，会发现以前的认识不到位，也可能有错误。当然也有一些是别有心思。当初认定遗产价值的时候是一种考量，今天有些人再认识它的时候也许有另一种目的，也就会有一些新的理解。
前些天吕舟教授曾谈到一个观点，遗产是变化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的，比如说随着时间变化，大家对遗产的认识会不断变化，三十年前对遗产的认知，到今天我们的认识，价值观念一直都在变化。但是对于一个具体的遗产对象，价值是不是变化的？我觉得变化是有必然的，当然加深认识，对于遗产可能是正面的，那么把遗产价值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削弱，会不会是负面的变化？遗产的价值是不是变化的？我没有想好这个问题，特意在这里提出来，希望有高人给出答案。
对于管理，有法律层面的不足，遗产属地管理影响管理能力，上午曙光局长谈到了这些问题，我个人也曾经在某一个遗产地亲身经历。若干年前编某遗产规划，在县里做汇报，县长当着众多参会者对负责的博物馆馆长说，你要是不按我的意思调整规划，明天就派个新馆长来，这位馆长当然不敢多说了，这就是属地管理带来问题。另外，政府将遗产的保护、管理和经营权利集于一身，也导致了遗产的保护发展出现一些问题，政府把所有的事都包在自己的身上，再加上重经营、轻管理。会带来一些影响遗产价值或者遗产地形态的改变。
3
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诉求
面对一处遗产， 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会有不同诉求，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考虑各种问题。政府要开发利用各种资源，谋求地方利益效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借助遗产改善民生，是政府的职责、政府的工作，可以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看待遗产，如何保护遗产，政府有它自己的一套想法。企业参与遗产地的开发建设，是另外一种考虑。而政府和企业一旦结合，可能给遗产带来更大问题，甚至是灾难。而原住民权益旁落，生活成本增加，过渡的旅游经营干扰了原住民的生活，被干扰的原住民并没有得到实惠，他们对这样的状态是不满的，这也导致了遗产地的保护管理受挫，还有旅游者、消费者也有自己的利益考虑。
三
遗产保护再起步
对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再认识
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也有不足，还要有一个再认识、再进步的空间。第一个就是对于遗产价值的再认识。首先一个是端正认识，有一些人也谈保护，也谈价值，但是认识的视角和主流认识不一样，我们很难去评判对错，只是按照这种思路做下去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另外，要正视价值，我们有时候看到了价值，也知道有这些价值，但是很害怕，总是担心这些价值会影响当地将来的发展，我觉得我们要正视它，面对它。另外就是文化自信，我觉得樊锦诗院长是一个榜样，不仅仅是因为她一辈子扎根西北的戈壁荒滩，而是她确实有一种担当精神，有一种自信，这是我最敬佩的。也有些问题是工作中忽略细节造成的。
樊锦诗院长（图片来源于网络）
再比如避暑山庄某个庙安装烟感报警装置的时候，施工人员直接把管线按在殿堂天花板正中间，看起来不可思议，怎么会出现这么低级的问题？其实还是参与者，包括承德避暑山庄的管理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遗产对象真正的价值所在，忽略了细节的东西，以至于今天我们会看到这类低级错误。再包括比如乐山大佛，大家都知道今年的洪水淹了大佛的脚。当地在干什么呢？还要修水库，在大佛的下游建水坝，果真如此，水位还要提高，大佛被淹就可能变成常态，对大佛的影响更大，那时候我们可能更被动。对遗产的价值也有进一步深入认识的必要。比如武当山，“申遗”的时候是以武当山古建筑群为对象的，但是武当山真正价值还有“七十二峰朝大顶”的概念，正因为有了这个概念，永乐时期才在那里集中发展成为一个道教的圣地。当初在遗产认定的时候忽略了背景环境的价值，以致后来武当山出现一些问题。忽略了环境问题，高铁可以进去，高速路可以进去，大量的旅游设施、宾馆可以进去，虽然这些建设回避了所有的古建筑群，但是处在整个武当山大文化环境中间，对武当山的背景环境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前几年我们院修编武当山的保护管理规划，我当时就明确提出来如何去认定这一群山，这是我们要提高认识的重要方面。武当山是比较早列入遗产名录的，那时候对遗产环境的关注确实不够，还是客观事实。那么到了今天，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它，可能也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
避暑山庄烟感报警装置（摄影：沈阳）
武当山的山（图片来自网络）
我来杭州开会前刚看了一个方案，龙门石窟要从龙门大道到龙门景区门口扩建道路，还有一个大的立交桥。我的意见很明确，道路修到河对岸的停车场就足够，过桥到景区这段靠内部小交通解决，遗产环境的控制应该从这个桥开始控制。类似的案例，其实国际上也有，德国易北河谷因为修建一座桥，遗产被摘牌。最近菲律宾的一个遗产地内的桥梁建设项目被遗产委员质疑，据说最近好像协调好了，评估认为影响不大。类似的建设项目，我们可能认为很平常，但是在教科文组织、在国际上可能会有另一种认识。我觉得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国际游戏，有规则，我们既然参加这个游戏，那么就要遵守游戏的基本规则。
2
保护为主、管理第一
我还有一个观点，最近经常会提到，就是“保护为主，管理第一”。国家文物局近些年一直在修编《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提出了文物保护工作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十六字方针。我觉得，对于世界文化遗产，抢救已经不是主要问题，而管理才是最至关重要的。最近这几年文物保护项目经常出状况，今天这里出点事，明天那里出点事，领导们很被动，其实根子是管理环节出了问题，核心是管理上的疏忽甚至不愿担当。所以我在这里再次提出，我们的遗产应该是“保护为主，管理第一”，我觉得这才能和国际认识保持一致。世界文化遗产的规划叫管理规划，不叫保护规划，为了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我们在管理前保加上护，叫保护管理规划。但不管怎么改，其核心还是管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我们如何通过管理保护遗产价值，这才是我们规划的真正意义。当然健全法制，更要依法守法。另外就是加强管理，加强公众参与；保护为主，适度利用，应以遗产价值为标准，也就是遗产的利用不能影响遗产价值的保护。还有，要引领市场，要以维护遗产安全为基准，不能完全顺应市场潮流。大家以往做遗产保护工作比较多，更多的是面向保护，比较多的思考保护问题，如何应对发展问题，我们确实想的比较少。所以主动思考遗产的发展，可能对于今后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我也经常和我们院遗产中心的年轻人提这个意见，要去了解政府，要去认识社会，要知道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发展的，这样，我们编制的规划才能真正适应未来的实际工作，否则的话，只是自说自话，自拉自弹自唱，很难去真正贯彻实施的。包括科学管理问题，近年“十一”前去了云冈石窟，山西省因为疫情过后，全省的文物古迹都免费开放，我们在云冈石窟看到的景象是，很多洞窟门口排长队，根本进不去，或者是进去了以后，挤的满满当当，很难看到什么。我们老是说疫情严重，要加强管控，进了石窟里面人挤人，谁也顾不上疫情的问题了。我挤了一半退出来了，因为挤不进去也没什么好的观赏体验，遗产地的这种参观环境是很有问题的。希望最近已经改进。
3
正确看待遗产价值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要正确看待遗产价值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摆正位置，协调关系、坚守底线。我觉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可能需要更多的沟通，包括和原住民、政府等各方面关联者的沟通。这个沟通过程，我们在“申遗”的时候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达成了一致，但是我们政府官员像流水，经常会更换新的领导，新的班子，这就需要不断的再沟通。所以遗产的保护管理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遗产价值的阐释、宣传也是一个持续的工作，并不是说遗产“申遗”的时候，大家认识到位完就完事了，需要不断的去做工作，让每个关联者都要保持这种认识。
4
经营与民生
另外就是公众参与，如何让原住民去参与遗产的保护管理，让原住民享受遗产的效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只有参与了，原住民有了动力，原有的文化才能够得到传承。
当然，保护文化遗产最终目的并不是把遗产本体保护好了就叫把遗产保护好，我们真正的目的是遗产价值的保护和传承，所以我前面讲了这么多，最基本的观点就是，遗产保护管理问题，是价值认识问题，对价值有正确的理解、正确把握，同时在保护、管理、利用中维系这些价值，遗产的保护最终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沈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研究员。198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曾在北京市文物局系统多个部门从事古代建筑维修设计工作，2003年调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先后担任古建中心主任、发展研究所所长、副总工程师。从事文物保护工作30多年，曾主持北京银山塔林、天水伏羲庙、泉州开元寺大殿维修设计和辽宁高句丽五女山城、新疆库木吐拉千佛洞、泉州开元寺、应县木塔保护规划等保护项目数十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