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 | 所谓文脉：文心与文气——俞平伯对家族人文传统的承继
李 超
【内容提要】德清俞氏作为文化世家，相沿二百余年，各代之间，气质相类又各有学术旨归，从俞樾的“花落春仍在”到俞平伯的“未删静志之辞，待续闲情之赋”；从与周作人到叶圣陶再到何其芳的交往，文气相传，文心相通，正是绵延文脉之所在。
【关键词】俞樾 俞平伯 《暮年上娱》
2020年是俞平伯先生120周年诞辰，德清俞氏家族，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遗世独立，可谓一支书香清新又源远流长的珍贵文脉版本。俞氏家族，从俞鸿渐、俞樾、俞陛云到俞平伯，相沿二百余年，既不富也不贵，却风度翩翩，谦和而不失刚直，严谨而不失趣味通达，气质相类又各有学术旨归。这样一种氛围，后来不再局限于一个家族内，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文人相重，互为终生挚友，亦成为不被时代裹挟的知交相伴，这一点是颇值得钩沉的。
俞氏家族，自元末迁入德清县城关乡南埭村，祖代皆务农，耕读为事，科举始于俞廷镳，乾隆五十九年（1794）甲寅科，年七十始赐副榜。著有《四书评本》。其子俞鸿渐（1781～1846）字仪伯，号剑花。著有《印雪轩文钞》3卷、《印雪轩诗钞》16卷、《随笔》4卷、《四书文》2卷、《读三国志随笔》1卷。俞氏家族最为誉世者当为俞鸿渐次子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提督河南学政，咸丰七年遭曹泽弹劾。同治七年正月应浙江巡抚马新贻之请出任杭州诂经精舍山长兼浙江书局主办，直至光绪二十五年，长达31年，门下弟子三千，为一时朴学之宗。俞樾历任苏州紫阳书院、菱湖龙湖书院、德清清溪书院、上海求志书院山长或讲席。晚年定居于苏州马医科巷曲园，亦病逝于此。著作宏富，有《春在堂全书》490卷。再下则为俞陛云（1868～1950），字阶青，号斐庵，又号乐山居士。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举人，二十四年（1898）戊戌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充四川乡试副考官，调清史馆提调去京。与溥仪有私交，1932年，邀其赴伪满洲国佐政，拒而绝交。先生抗战后避居京郊，以卖字为生。1950年10月12日卒。著有《绚华室诗记》《小竹里馆吟草》《蜀诗纪》《乐静吟》《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清代闺秀诗话》。［1］
俞平伯（1900～1990）为俞陛云独子。7岁前，父俞陛云在京为官，由曾祖父俞樾抚育。19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后调入社科院文学所直至退休。诗人，散文家，红学家。
德清俞氏家族，在湖州望族之中属于较晚近才发展起来的，俞樾考索经年，也只怅然于“先世多隐于农，故谱牒不著”［2］，嘉道年间，随着父俞鸿渐、子俞林和俞樾兄弟连续中举，才引起关注，乡里有人对俞樾感叹道：“祖孙副榜，兄弟联科，是亦君家佳话矣。”［3］
由隐于农到学而仕，这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寻常路径，渐渐书香盈箧的俞家，既守护着一颗平常心，在耕读传家的子女教育中也没有分别心，女子的读书受教同样被重视，家族中各代都有工诗文的女性，如俞樾次女俞绣孙、俞陛云姊俞庆曾、俞陛云长女俞琎、仲女俞珉等还有诗集行世。家族之内，俞绣孙与许子原的长女许之雯著有《缃芸馆诗抄》；表妹许之引、俞陛云妻许之仙、表妹王多庆等亦工诗文。
俞樾《春在堂随笔》中一则实录的记载，殊能衬托俞家日常清雅有趣又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灵隐冷泉亭，旧悬一联云：'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乱后失去，寺僧属吴平斋观察补书之。戊辰九月，余与内子往游，小坐亭上，因读此联。内子谓，问语甚俊，请作答语。余即云：'泉自有时冷起，峰从无处飞来。’内子云：'不如竟道“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相与大笑。越数日，次女绣孙来湖楼，余语及之，并命亦作答语。女思久之，笑曰：'泉自禹时冷起，峰从项处飞来。’余惊问项字何指，女曰：'不是项羽将此山拔起，安得飞来？’余大笑，方啜茗，不禁襟袖之淋漓也。”［4］
这些日常生活掌故，温情而不失雅趣，俞氏家族之所以给我们留下了清新淡远的印象，或可以从一个侧面让人感知到这一家族不以官位誉世，不以富贵名家，而仅以文脉相传的立身本分。这固然与俞樾的境遇有直接关系。俞樾以“花落春仍在”的题对赢得曾湘乡深赏，以为“他日所至，未可量也”［5］，然任河南学政不两年即遭御史曹登庸弹劾，从此远离政事，仕途戛然而止，但也恰是这次“试题割裂经义”的事故，让俞樾从此走上了著书立说的纯粹文人之路，而其后俞家几代皆以文学行世，则与俞樾的言传身教和俞家儒行风姿一脉相承，尤其其孙俞陛云与曾孙俞铭衡均经他亲自编教材开蒙。俞樾后来也是这样肯定自己仕途失意之后的讲学和著述人生的：“然比来杜门撰述，已及八十卷。虽名山坛坫，万不敢望，而穷愁笔墨，倘有一字流传，或亦可言春在乎。”［6］一位治经学大家的理性胸襟里竟奔流着如此一片有情天，可见其对学术传承的珍视。俞樾在意的不仅是自己的学术有一字之传，更在意的是中华学术的一书之传。同治七年，他主讲西湖诂经精舍，正遇太平天国之乱后的典籍尽毁，朝廷为恢复道统，一力重刻经史子集，时俞樾兼任浙江官书局总办，先是以明世德堂刻本为底本，精刻《二十二子》，俞樾自述“浙局所刻子书，外间颇称善本”［7］；再一件便是在李鸿章之兄李瀚章的提议下纠合江南四家官书局会刻《二十四史》，在给藏书家李心源的信中俞樾对此踌躇满志：“筱泉中丞纠合宁、苏、鄂三书局刻廿四史，属弟与江南诸公商量，顷已定议，浙局分刻新、旧《唐书》及《宋史》，数年之后全史造成，亦一大观也。”［8］俞樾自己著书、藏书、教书，对于经史子集的版本颇了然于胸，因此在官书局主办任上可谓尽心竭虑，广搜善本，校勘又有妥帖之人，终于为近代出版史留下善本文献的精品。
俞樾这份“花落春仍在”的感悟，一方面是对学术传承的希冀，另一方面更不妨看作俞氏家族文脉的传承，当年祖上俞廷镳以七十岁高龄应举子试，本可得中举子，却因主考官的一句话，只被恩科为副榜，主考很歉疚，俞廷镳却超然洒脱，认为能够福荫子孙才是最好。传到俞樾，又有“花落”之谶，那么家族的传承或许以此为伏脉，到曾孙俞铭衡一辈，不啻是此“春在也”之续。终其一生，正是秉承了儒家温柔敦厚之教的传统。
俞平伯为俞樾曾孙，他出生时曾祖已迁居苏州马医科巷，父亲俞陛云正在北京为官，因此开蒙之事都是曾祖父俞樾负责的。俞平伯晚年曾向好友叶圣陶述及此事：“弟儿时事每见于曾祖诗中，即自己亦不能记忆。”［9］三岁识字，“九秩衰翁灯影坐，口摩苫帖教重孙”是他印记中最温馨的画面；当他学着曾祖模样涂涂抹抹之际，俞樾倍感欣慰，赋诗为念：“娇小曾孙爱如珍，怜他涂抹未停匀。晨窗日日磨丹砚，描纸亲书上大人。”俞平伯五岁进私塾，俞樾亲自相送，且在这一天以诗为记：“喜逢日吉又良辰，笑挈曾孙上学堂。……记有而翁前事在，尚期无负旧书香。”俞樾虽对这个硕果仅存的曾孙寄予“重探天上花”的厚望，但大半生里“拼命著书”的他，传承给曾孙更多的则是“无负旧书香”和“花落春仍在”的豁达胸襟。
俞平伯七岁，曾祖俞樾去世，早慧的曾孙血脉里已然流动着曾祖父的教诲和豁达平和的基因。这种通达在俞平伯后来的学习中愈发显现出来。俞平伯虽是幼时接触旧学，但少年读书时已进入新式学校，他很快成为得风气之先者，做新诗、写散文、办刊物，俨然一个活跃的文学青年。他加入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他与朱自清和叶圣陶创办《诗》月刊，是新诗的创作实践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还创办了北京昆曲研习社，欧阳予倩灌制的昆剧唱片就由俞平伯司鼓。1958年纪念汤显祖340周年诞辰，曲社的第一场演出就是搬演汤显祖的《牡丹亭》，俞平伯在开演前说过一句话“要纪念汤显祖，最好就是演出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文学趣味之通达，无论今古；文学涵养之深厚，无不显露出其家学渊源。
俞樾半生治经学不辍，并期成一家之学，令后来者识其一段精光，但他却不因治经而保守，对时代发生的新变有敏锐的洞察。后人评价其“博通典籍”的同时“旁涉稗官杂流”［10］，可谓确论。虽然他自述其治学不涉足诗词以媚俗，不研究经济，只发扬经学一路，但这番话应该是意指其对经学一门的终身致力，并非说对诗词创作和新的文学样式没有兴趣，他的诗词创作不拘守套路，众人盛赞游西湖之乐时，俞樾则认为“西湖之胜不在湖而在山，白乐天谓冷泉一亭，最余杭而甲灵隐；而余则谓九溪十八涧，乃西湖最胜处，尤在冷泉之上也”，于是他写下了“九溪十八涧，昔久闻其名，今始穷其趣。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丁丁东东泉，高高下下树”这样的叠字诗，有如汉乐府将游山时移步换景的兜兜转转空间变换之趣“数语以尽之”。
俞樾努力著经之外，对通俗小说也抱有极大兴趣，如他修订《三侠五义》为《七侠五义》一段也颇有他的寄寓和独到见解。《七侠五义》刻印后使得只在北方盛行的公案小说，在南方风行广播，成就另一番佳话，虽然褒贬不一，但对于通俗小说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俞樾本人经学家的身份之外，在其身体里潜藏的侠义之骨也借此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展现。俞樾对很多新文化气象都非常有兴趣关注，并且写出很多自己的体悟，多收在其《春在堂杂文》里。周作人曾有专章表达对俞樾杂文的景仰之情，“我向来很佩服曲园先生以一代经师而留心轻文学，对于小说故事做过好些研究”。“正如我从前所说有见识与趣味这两种成分，我理想中好文章无非如此而已。《春在堂杂文》现在便可以给我做一个很好的例。”“读曲园先生的序文，有时觉得与读欧罗巴文书籍时的感觉有点相似。有些正论学术文艺，有如导言，但少简短耳。有些抒情说理，笔致如随笔小品，虽是七八十年前著作，而气味新鲜，一似墨色未干者，此可异也。”［11］周作人这段对俞樾杂文的鉴赏文字，当可看作以一位受过新式教育并有着新式学术范式的后辈学者来评价完全是旧学根底的前辈文人所具有的通人和高远的眼光与才情的钦佩之情，此段文字确是对其精神旨趣的恰当概括。
说起周作人，竟跟俞樾有些渊源。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曾于章太炎的国学讲习会里学古文，而章太炎曾经是俞樾入室八年的知名弟子。虽然后来俞樾以不忠不孝来批评章太炎，从而有了章氏《谢本师》一文，周作人后来也作了《谢本师》，这固然是师生的因道不同不相与谋，但这如同魔咒一般的相似却也成为一段文坛史话。
但周氏与俞家最大的缘分莫过于他与俞平伯之间几十年亦师亦友的交往了。俞平伯初入北大时，周作人曾为其师，俞平伯毕业后留校任教，二人又成为同事，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本就近了一层。但之前的师生关系，后来的同事关系，都是一种外部关系，我们阅读二人的书信集就会发现，俞平伯与周作人对文学的探讨以及他们之间所产生的巨大共鸣才是拉近二人之间精神距离的真正原因。也因此俞平伯终其生都称周作人为“启明师”，自己则谦称“学生平伯”。
对于新诗的讨论，在1922年3月31日俞平伯给周作人的信中就提道：“我底大意，以为文学是人生底（of life），不是为人生底（for life）。文学不该为什么，一有所为，便非文学了。这层意思，我与先生极表同情。”在新诗创作这样一个蓬勃的时期，俞平伯对周作人的诗歌观念，对于“人”的关注，表达了极力的认可和共鸣。
在小品文的创作实践上，他二人尤其有共同追求，都推举明代小品文之潇洒俊逸。俞平伯1925年曾创作一篇散文《梦游》，隐去自己姓名之后寄给好友，请其推测作者年代，之后，他于8月21日给周作人去信：“启明师：有一不署姓名的古文一篇，颉刚疑是明人作。您看看是吗？还是近人做的呢？标点是我加的。文看完仍见还。”第二天周作人复信：“平伯兄：来信敬悉。那篇文章读去似系明人之作，昨适玄同亦在，请他看亦云当系明季人，至迟亦当为清初也。”此一个雅噱的段子被俞平伯写入《梦游》的跋中［12］。甚至他们对信笺的赏玩，都有追求相似的文人雅趣。俞樾自己就喜欢设计制作花笺，继承这些信笺的俞平伯便用旧版重新印制，自己用之外，还分送友人，他送给周作人的花笺令周作人对前辈风流赞赏不已。
在1924年到1932年之间，俞平伯与周作人书信往来达190余封，俞平伯细心装裱成精美的三册，题签《春在堂所藏苦雨斋尺牍》。直到2013年终于出版《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书信往来从1921年跨越到1964年，此间多少周折坎坷，这段佳话得以飨示后人。
所以1954年俞平伯因《红楼梦研究》遭批判时，针对报纸上有文章公布他与胡适的往来通信，俞平伯明确提出：“其实胡适对我思想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与其说胡适对我有影响，不如说周作人对我影响更大些。”［13］
而俞平伯这样的师友至情，在1953年进入文学研究所工作后得到了同样的回报。文学所创所之初，邀请了全国各路顶尖专家学者，在北大任教的俞平伯也被何其芳延请过来，此时何其芳虽为文学所副所长，但他当年在北大曾听过俞平伯的诗词鉴赏课，尊俞平伯为老师。这一点是何其芳始终坚持的，最见何其芳真情的一件事便是1956年文学所第一次给研究员定级，据曾在文学所科研处工作了一辈子的马靖云老师回忆，何其芳坚持把俞平伯评为一级，把自己降为二级，他说“我是他的学生，而且都在一个所，老师是二级，学生是一级，这是不行的”。［14］
而何其芳给予老师的支持和保护也是弥足珍贵的。据马靖云老师回忆，1954年全国开展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大批判运动，文学所必须要做出反应，何其芳顶着巨大的压力，会议开得比较晚，提出文学所“会议的性质是学术讨论会，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应提倡说理的态度。尖锐的批评是需要的，但尖锐不等于粗暴。学术问题常常是比较复杂的，必须进行自由讨论，有不同的意见应允许大胆发表，被批评的人也可以进行反批评。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学术问题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解决办法，只能服从真理”。［15］正是何其芳这样一种求实的态度，为俞平伯搭建起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使得俞平伯至少在所内没有受到无端的、恶意的攻击，并得以在这样的氛围下坚持自己的学术判断和学术观点，俞平伯提出三点自己要坚持的结论：“第一，无论如何《红楼梦》是很难解释的；第二，无论如何曹雪芹是有色空观念的，并以其开始，以其收尾；第三，无论如何有关《红楼梦》的'自传说’是不对的，但如果说带有自传性成分是可以的。”［16］
俞平伯后来在“文革”中以七十岁高龄跟随文学所同仁一起去河南息县和明港下干校，虽然日子艰苦，但他跟夫人每日纺线劳作，读书作诗，一向不念其苦，只谈其乐。这样的平淡从容，满足于乡村岁月的恬淡，与农人生活相融相交，颇有随遇而安的心境。其境遇与人生转折，莫不相似于曾祖父俞樾，人生如逆旅，依然一笑作春温。
晚年的俞平伯，除却在文学所的日常工作外，朋友交往多借书信往来，却又创造了又一文坛佳话，那就是他与叶圣陶的文字之交。遥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俞平伯、朱自清和叶圣陶，正风华正茂，因志趣相投而一起创办《诗》月刊，编诗集，何等意气风发，在清华大学执教期间，友情之外更有同事之谊。七七事变之后，清华南迁，朱自清、叶圣陶分别南下，只有俞平伯由于家庭原因，滞留北平，生活一度困窘，但始终持节不出。自1942～1945年，俞平伯创作《遥夜闺思引》，以香草美人之叹婉述心中苦闷和忠于家国之怀抱，因其隐晦而外人很难会意，两位诤友往复论解，才是真正的解诗人。朱自清的解语，一直为叶圣陶所藏，三十年后，叶圣陶仍向俞平伯提出对其中本事不明之处，让俞平伯感喟不已，“即吾兄亦怀此感三十年，皆弟之狂言所致……其事弟固不以语人，若佩兄之理解，实由于相知的比较全面，文心分析之细，固不仅在于知其人，知其事也。以'闺思’名，本事自为一主要动机，却亦不完全如此，所谓'身世怀抱’者皆是也。若沧海鱼龙，楼台蜃气，若郭解荆轲，诗衰礼缺，又何关于本事耶！”［17］三人的相知，于此可见一斑，唯惜朱佩玄离世过早，晚年唯有叶圣陶可谈文论诗，一本《暮年上娱》，将两位挚友自1974年至1985年的书信整理结集，读此信札，不免心静而意平，足见两位老友于纷扰的世事之中，护着各自的一片玉壸冰心，也于平常日子里的书信相通而得了许多盎然生趣。二人将这种频繁的书信往来称作打乒乓球，往复之间思想碰撞，各得很多欢欣。闲暇之余，他们养花弄草，刻章题画，全是文人情趣，正如俞平伯给叶圣陶的信中所咏二句：“少年哀乐玄兄解，晚年愚怀圣老知。”他们还一起将俞樾诗集进行编选，精编为《春在堂诗简编》，由叶圣陶选目，俞平伯校对。他们也因弘一法师而谈佛论道，谈唯物与唯心，当时的很多禁忌话题，在他们的书信中却可畅谈无忧。俞平伯不觉感叹：“近来书翰往返，所谈皆他人所不措言者，以弟私见，我辈岁晚相逢，得斯谈玄论文之乐，岂偶然哉。”［18］
俞平伯广涉各种文体创作，对新文化始终充满着新奇与探索，对旧体诗词始终充满着融入血液的共鸣和敏锐体察，对通俗小说充满着研究热情，文心之细无不显示出其对先辈学问的致敬与延展。
俞平伯一生对于学术的认知，正如俞樾当年曾自叹的“嗟乎！文士名心，书生习气，缄石知谬，享帚自珍”［19］，而后人评价俞樾的“为学固无常师，左右采获，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20］不也是传神的写照么？这又如俞平伯文学所的另一位同事兼老友王伯祥先生在去世前的人生绝响：“况学为百代之公器，唯'是’是求，无问新旧。”［21］
△ 1975年春，俞平伯（后排右）与叶圣陶（后排左）、章元善（后排中）、顾颉刚（前排左）、王伯祥（前排右）摄于叶宅庭院。世人将其合称为“姑苏五老”。
所谓文人之骨相，于个人，正是俞樾所希冀的倘有一字之传而为“春在”；于时代，也正是书香世家被割裂后，不同代际、志同道合的文人互相推重，彼此珍重于学问、人品与友情，这样一种更广义的文脉，从传统中孕育，在当下的时代里涌动，在一代代文人间传承和推衍，文气相传，文心相通，所谓“花落春仍在”是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