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朱安大限将至，交代许广平两份清单，生前所有财物和一份温暖
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已近两年。在此之前，他在东京求学，那时正是日本国力强盛之时，又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了中国的北洋水师，整个日本弥漫着野心的气息和对中国的轻蔑。当时日本的报纸上印着这样的文字：
“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
鲁迅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修习日语，他后来说过这样一句话：
“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
在充满侮辱和鄙视的异国他乡里，鲁迅见到的中国人，是怎么样的呢？
“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鲁迅去了仙台，打算学成之后为国人治病，若仍在战争时期就去当军医。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他的处境依旧算不上好，生活艰苦，成绩中等。据他的老师藤野先生回忆：
“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当时我主讲人体解剖学，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
“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中国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尽管学习用功如此，但是鲁迅还是收到了一封学生干部的信，上面写着：“你悔改吧！”
不过鲁迅也没有忍气吞声，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藤野先生，几个和他关系好的同学也很不平，最终是把流言摆平了。在二十多年后，提及这件事，鲁迅嘲讽而无奈地写下：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然而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对他影响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影响了他一生的事情，在第二年发生了，那就是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当时已经用到幻灯片放映微生物，课余也放一些时事片子。鲁迅作为全教室里唯一一个中国人，看着电影上的一群中国人围观自己的同胞被外国人枪毙，末了还高呼“万岁”，这个场景深深地刺激了鲁迅。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而在鲁迅学习着新的知识，接受着新的思想，面对着新的挑战的时候，在他的故乡绍兴，又发生着什么呢？鲁迅的母亲在为他谋划“终身大事”。1906年夏，也就是他在日本留学的第四年，鲁迅收到了来自家里的电报，上面写着母亲病重，速归。
等鲁迅回到绍兴，看到的是修缮好的房子，添好的新家具，还有家里的张灯结彩，他知道没有退路了。他反抗过这场包办婚姻吗？反抗过。
1899年婚约初定的时候，他就写信回去，自己不愿成婚，希望让朱家姑娘另嫁他人。然而无用，于是他又写信，说接受婚约也可以，不过有两个要求，希望女方进学堂、放足，而这两个要求被朱家拒绝。
在他不在家的这几年，母亲前前后后张罗完了出口、请庚、文定、看戏、拜寿。周家与朱家一直保持着礼节上的往来，由本家亲戚做媒，两个家族间已经建立了相当稳固的关系，况且由本家的亲戚做媒，因此要想悔婚是很困难的，也是绝对说不出口的。
或许鲁迅也曾经希望能够接受朱安，通过女方读书和放足来缩小两人之间的差异，然而这个巨大的鸿沟从一开始已是不可缩小的了，在绍兴盛行的是“妇道”与贞洁牌坊，朱安也不例外接受这种思想的熏陶：从小背诵女儿经，侍奉丈夫长辈才是女子一生之道，读书不是女子该做的；这足是从五六岁开始缠的，朱安现已二十八岁，放足也无济于事了，三寸金莲的骨头已经被扭曲掰碎定型，怎么可能再长一回呢？
鲁迅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他抱着“陪着做一世的牺牲”的心态，接受了这一切。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04年在日本的时候鲁迅曾参加不少反清革命运动，甚至还接收到过暗杀的任务，或许他也猜想，自己参加革命将命不久矣，那就应了他们的要求吧，何必再节外生枝，让母亲难堪呢？
这时家里的亲戚都担心他身为新派人物，是不肯做旧式婚礼的，而鲁迅却一言不发，默默地照他们说的办，完成了这场婚礼所有该走的章程。戴着一顶罗制的简袍，装着一支拖出在帽下的假辫子，身上的服装用袍套，脚上穿着靴子。
在礼堂里接过全身古装的新娘，拜堂成亲。鲁迅一生战斗，用辛辣狠戾的武器抨击着旧社会旧时代，却用宽厚无奈的心态接受最亲近的人给予他残酷的命运。假辫子，新郎官，新娘假装大脚掉下来的鞋，在鲁迅心里，大概是这辈子都不再愿意回想起这耻辱的一幕了。
周家的佣工王鹤照回忆说，结婚的第二天晚上鲁迅就搬到书房去睡了，起来时印花被的靛青把脸都染青了。婚后鲁迅很少对人提及自己的婚姻，只对好友徐寿裳说过这样一句悲哀的话：
朱安被当作一个礼物，一个物品对待，她的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接收者的喜好、心情。可惜以她思想里仅有的传统观念让她终身没有理解到自己命运悲剧的根本原因。鲁迅在婚后第四天，就和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
朱安从订婚之时，被周家少爷逃避了五年；新婚不足一周，她再次被抛弃了。没有人记录过朱安这时的心情，她是怎么想的，怎么安慰自己的，然而她依旧没有心死，她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这些年来长辈们不断传输给她的“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觉得自己就像—只蜗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总能等到周家少爷回心转意的一天。
从此以后，鲁迅和她各过各的，既不吵架，也不交谈。不过这并不是因为双方互相的对立，而是彻彻底底的无话可说。
鲁迅和朱安，一个学识渊博，一个目不识丁；一个追求革新，一个固步自封；一个志向远大，一个目光如豆，毫无共同语言。
在绍兴时，鲁迅每天晚上就抄写古籍，并时时向好友徐寿裳询问是否有事可谋，1912年初，鲁迅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令他失望的故乡和家庭。
2月，他于绍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担任部员，5月初与许寿裳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员。从此，朱安又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独居生活。即便是七年后鲁迅举家搬迁到北京八道湾，周家兄弟失和后又随鲁迅从八道湾搬到砖塔胡同。
鲁迅对朱安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能少说话就少说，能不交流就不交流，他甚至发明一个方法，在自己屋门口放一个篮子，每天把旧衣物放进去，朱安去取出来，在换上新洗涤好的衣服。在砖塔胡同时，朱安凭借每道菜的剩菜量揣测鲁迅喜欢吃什么，剩得少的，大先生大概喜欢吃，下次就多做一些。
在绍兴时，朱安常常回娘家，一回就是十天半个月，在娘家，她可以得到一些家的气息和亲人的爱与陪伴。侄子朱吉人那时只有五六岁，她很喜欢与同胞兄弟的孩子一起玩耍，朱吉人回忆，自己当时也非常喜欢姑姑。但1919年周家卖掉了祖宅，举家搬迁到北京时，朱安就明白，自己是再也回不到一个可以给予自己温暖的娘家了。但是，“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她依旧毫无怨言地随周家一起北上了，此后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
朱安对鲁迅在生活上的照顾是无可挑剔的。鲁迅迁入砖塔胡同不久，就病倒了，她对“大先生”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鲁迅当时不能吃饭，只能吃粥，据鲁迅的学生俞芳回忆：
“大师母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时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
在砖塔胡同，鲁迅的书桌是放在朱安的屋子里的，鲁迅白天的案头工作，一般就在这某上进行，因为这里光线好，安静，朱安白天常在厨房里张罗饭菜等事，轻易不去打扰他的工作。
有时同院的俞家姐妹有些吵闹，朱安也提醒他们不要吵大先生，有时甚至是恳求她们：大先生回来时，你们不要吵他，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这一刻的朱安，终于有了一点女主人的样子。
朱安总抱着一丝幻想，以为只要好好地服侍好丈夫，孝敬婆婆，终有一天对方能幡然悔悟，发现从前是错待了她。对朱安在生活上给予自己的照料，鲁迅也是清楚的，可是，他可以同情她，供养她，却无法对她产生那种“爱情”。
鲁迅对待朱安的态度也是他当时和之后一直被诟病的，他似乎是过于冷漠、过于无视朱安的存在，他极少和她说话，从不和朱安一起吃饭，朱安在他的日记里只有模模糊糊的一个“妇”字，收到朱安慌张的来信，他也不回信，只是在日记里写上“得妇来书，颇谬”。身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对待朱安却似乎一点也不“人道”。然而，除了关心这种情感上的给予，鲁迅已经尽自己所能，给予朱安能给的责任和庇护。
在鲁迅所写的短篇小说《祝福》里，塑造了一个受封建礼教迫害的不幸女性的形象，祥林嫂。
当祥林嫂改嫁丧夫后第二次来到鲁四老爷家时，已经不允许被触碰祭祀的东西了，因为她碰到了就会“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她存了一年的工钱去捐了门槛，神气舒畅，以为可以重新“做人”了，但是依旧是被视作“不祥之兆”。
鲁迅对旧式妇女受压迫不可谓认识不深，这种深刻悲哀的同情，是他一直没有抛弃朱安的理由。他知道朱安一旦被休弃，面临的是怎样刻薄的社会评价和她自己内心绝望的斗争。
不管是几次搬家、离居，鲁迅一直都带着她、保障着她的基本生活，即便是在二十多年后朱安彻底心死，放弃了让鲁迅对她回心转意的愿望，她也叹道过：
“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迅母亲)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鲁迅在家乡目睹了不少旧社会女性悲剧的身世，对她们的同情也是他日后写作的重要积累和铺垫。但是，当自己身边就有一个同样因旧思想受害的女性时，他只有道德义务上的关注，却似乎没有对她个人情感上的怜爱了。在这里不是一个旁观者对一个平白受难的不幸者的同情惋惜，而是在同一个婚姻悲剧里一个受害者对另一个受害者的复杂感情，既可怜她的无辜，也怨艾她给自己带来的苦难吧。
鲁迅对朱家也一直维持着照顾与联系。从1919年开始，便时常收到朱家来信，鲁迅也在1924年和1925年有过两次汇款寄去礼金。1930年朱家情况恶化后，也常常受到周家的救济。鲁迅曾在朱家有困难时多次汇款予以援助，他寄给朱家的钱款，大多是出于礼节性的，但也体现了一种亲情。
1931年，朱安的父亲朱可铭因病去世，在这前后，鲁迅两次寄到绍兴100元。1932年、1933年的汇款可能是因为朱安母亲病重及去世。对此，朱家也是很感激的，曾多次寄赠绍兴的土特产，以示答谢。
朱安的想法没有错，之后她与鲁迅彻底分居之后，大先生果然一直维持着她的基本生活，然而在鲁迅过世之后，她的生活就逐渐困顿。再之后鲁老太太的西去，更使朱安在经济和精神上都陷入无依无靠的境地。
在朱安实在是穷困潦倒无法自给的时候，想要卖出鲁迅生前的手稿，立刻有许多社会人士表示强烈反对，纷纷前来劝阻，许广平也是在这是急急忙忙地给朱安写了一封信，同情她的不幸，表示自己以后会照顾她的生活，鲁迅的手稿是珍贵的资料，万万不可以卖掉。
在鲁迅去世之后，为了大先生的名誉，她不接受社会的捐赠、也不喜欢向和鲁迅决裂的周作人寻求帮助，默默一人忍受饥饿、贫穷和孤独，在她实在生活不下去时，却有这么多人跳出来指责她不顾惜鲁迅的遗物，朱安情绪激动，她哭诉道：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1947年，战争结束后两年，朱安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她写信给许广平郑重交代了自己的后事，并列出了两份清单，一份衣物清单一份送人清单，这两份清单，包罗了朱安一生的财物，也包罗了她临终前所记挂、感激和亲近的人们。
这些人当中，第一位自然是许广平和海婴，这两位是她在战时孤苦生活的精神安慰和经济支撑的来源。此外还有宋子佩及其太大，她的内侄朱古人、周作人一家，阮绍先一家、隔壁博太大一家，以及那些照料她多年的老妈子等等。这份留存到今天的清单，让人多少感到一丝安慰，毕竟，在朱安晚年，作为鲁迅的家眷。还是有那么多人热心地照料她。
她是个旧式女人，同时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在度过极其痛苦的一生后、心底里还保留着感激和暖意，希望用她遗留下的衣物和被褥，给活着的人以温暖。
参考文献：
鲁迅《藤野先生》
王晓明《鲁迅传》
藤野严九郎《谨忆周树人君》
鲁迅《呐喊·自序》
《鲁迅的婚姻与家庭》
乔丽华《朱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