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生的50年：做了两件重要的事

 “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行医”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按现时国人人均寿命来计算，50年可相当于人生的2/3左右。而75岁的我，前25年主要是在学习，受教育，是人民的血汗培养了我。只有后50年才是边学习、边奉献，尽己所能将学到的知识本领奉还给人民。我50年的医者人生既平淡又精彩，有时甚至也具“传奇性”，但由始至终都实实在在、踏踏实实，没有半点浮躁和虚伪。“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行医”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在此茶座会即将结尾之际，特将50年历程中的几个“花絮”介绍给读者。

三个幸运的意外

1964年在做教师的父亲半劝说，半逼迫之下，我选择了报考医科大学。但自从入学后我就喜欢上了临床医学，多年来心里也一直默默感谢父亲帮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可惜众所周知，入学两年后就开始了政治动乱，到1970年毕业时我们仍所学无几，特别缺乏正式行医前的临床经验，十分渴望能多一些时间在大医院实习。没想到，毕业时大部分同学都分到农村基层医院，只有我与其他少数几位同学一起留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而我能留校的最重要理由是：能拉一手当时近乎专业水平的手风琴，一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骨干……。能幸运的留校就给我日后考研究生、出国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件意外的是，我能有机会顺利出国读博士。1978年恢复了研究生制与派遣留学生，但当时只派遣英语、日语、法语等国家留学生。在我做学生那个年代，学何种外语本人是没有选择机会的。东北地区外语教育重点是俄语，我从中学到大学毕业学了十几年俄语，却因不派留俄学生而没有用处。但我自大学毕业后就拜同宿舍日文班毕业学长为师，自学了七、八年的日语，已达到了相当水平。因此我在考取了国内硕士研究生后，又顺利考取了公派赴日读博士研究生。当时因我连一小时日语课堂都没进过，周围所有人都不相信我能考上……。这次出国留学的机会对我日后的专业发展自然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件幸运的意外是留学回国后的工作分配。我在日本从师于世界著名学者滝岛任，我的毕业论文发表在当时的《美国呼吸疾病评论》上，这是中国人首次在该著名杂志上发表论文。在我1984年春毕业归国时，全国各行业新从国外获得博士学位者不足一百人。没想到的是我们竟归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直接分配，可以自己选择、联系理想的工作单位。几经辗转，我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我为解放军总医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获得了文职特级、技术一级的最高待遇。

在学术交流时年轻大夫经常问我，努力拼搏与机遇哪个更重要。我的回答是：“天助自助者，有时也确实需要机遇的惠顾，但要抓住良机，不能错过。”

50年，做了两件重要的事

在我从医50年的历程中，前二十余年的研究重点是呼吸衰竭、机械通气（呼吸机的应用）；后二十余年是下呼吸道与全身感染研究，选择这两项既是个人兴趣所在，更是临床需要的“逼迫”。毫不谦虚的说，在此两项临床重要的领域上，我的团队都在国内领先，许多课题也是开创性的。1984年归国时我国机械通气刚起步不久，很不规范，远没达到普及。我利用所学呼吸生理所长，也借助全国进口呼吸机大多集中在解放军总医院的有利条件，连续数年举办了多次全国机械通气学习班，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连续讲座，特别是出版了我国首部系统论述机械通气的专著：《机械通气与临床》，为我国机械通气的普及与规范化应用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也可以说后来SARS、COVID-19的病死率降低，与我们当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机械通气基本普及后，因看到许多病人虽然呼吸衰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却死于机械通气相关肺炎，促使我又将工作重点转向了感染。先是下呼吸道感染，我牵头完成了国内首个社区获得性肺炎、医院内获得性肺炎的流调与肺真菌病十年跨度的回顾性分析，成功制定出我国自己的诊治指南，结束了按外国指南治疗中国本土下呼吸道感染的历史。6年以前，我又将下呼吸道感染扩展到全身感染。联合临床各科与微生物、临床药理领域国内最权威的专家成功组建了我国首个多学科抗感染学术组织“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病专业委员会”。6年来我们发表了多部权威专家共识，有效的指导了我国临床各科抗感染实践。

我带领的团队在以上两个学术领域各获得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也可以看作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抗疫救灾“专业户”

早在1978年我就曾参加过海域地震医疗队，在北方严冬季节穿着衣服、鞋子在简易帐篷中住了一个多月。

2003年我及时确诊了北京第一例输入SARS患者，阻止了最早可能发生的北京社区流行。后来又任军队专家组副组长、代组长，亲自诊治数百病人，北京所有重症患SARS医护人员我都参与了会诊。

2008年汶川地震的第二天，我作为专家医疗队成员就赶到了震区，多次亲临最前线，冒着余震威胁，尽力救助患者，历时两个多月。

2010年玉树地震的当晚我接上级通知要求次日晨奔赴前线，连夜准备了家里最能保暖的衣物等。次日因当时的卫生部规定，禁止年长者进入高原（当时我已65岁）而未能成行，留下了遗憾。

我是在今年2月9日以75岁高龄奔赴武汉抗疫第一线的，共在一线工作了两个多月。期间被任命为来自全国各地四千余名各军队赴鄂医疗队的“前方专家组组长”，期间曾先后患腹泻、严重的结膜炎，连续两个多月吃盒饭，也没换过床单，因空调不能用，晚冬季节只有靠体温加热被褥……，但这些与当年抗美援朝志愿军相比根本算不得什么，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圆满地、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的使命。”我也把这次抗疫看成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机遇之一，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机会，使我能够把人民用血汗培养我学到的知识本领，尽可能多地回馈给人民。

如果将来还有重大疫情发生，我还会一如既往争取参加，哪怕是在二线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