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积肥
70后农村生活的集体记忆
24. 汕头积肥
1949年以后，由于“打倒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提出，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隔绝，再加上“中苏交恶”，中国和所有有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基本都断绝了联系，国内原本由国民党时代遗留下来的、从海外跑回来的人才通过一场场的运动，也被消耗殆尽，于是中国进入丧失工业能力的“类石器时代”。一切从零开始，很多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就被继承下来，积肥是其中的一种。
在中国南方水稻种植区，本来就人多地少，原本肥沃的土地经过千百年来翻来覆去的耕种，已经严重过劳，变得十分贫瘠。农村要发展农业生产，在气候、地形、水源、土壤等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肥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基本上决定水稻收获的上限。
由于提倡“自力更生”，农业的肥料也就自己解决，所以人畜的粪便成了最重要的昂贵的肥料来源。当年要求每家每户都要自觉收集粪便，以任务的形式集中到生产队储存，以应付农田之需。然而这是一个“逆反应”，平时饭都吃不饱，哪里能排出更多的粪便呢？有人戏称这是“鼠食、马作、水牛屎”，就是吃饭的量像老鼠一样少，像马一样劳作，粪便要像水牛一样多。这时的农村生活还处于前现代化的时代，各家各户都在眠床后面安设一只尿桶，作为家人大小便的场所，这就是生产队要收集的产品。
火灰（hu1）也要归集体使用。理论上，一切作物的生长过程都要吸取土壤养分，成长、开花、结果，人类收获果实，植物体腐化成有机质，重新进入土壤，大自然才能构成良性循环。但人类在种植水稻、收获稻谷的同时，还把稻草也获取当燃料，所以土壤有机质的损失非常严重。所幸是稻草经过燃烧，人类获取了热量后，灰烬还是很肥田的，于是集体才盯紧各家各户的灶空（kang1）。但是集体化是最没有效率的生产方式，社员们把火灰挑到集体收购点，生产队以打白条的方式登记收购，最后结算的时候以粮食提现。
火灰收归集体，犹如掉进无底洞。大家手头又非常紧，所以偷卖火灰成了大家心知肚明的诱惑。为了躲过民兵的耳目，一般要跨地域买卖，榕江两岸相互对卖，平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潮汕姿娘也勇敢起来，天亮之前就出门，挑着伪装的火灰，走最偏僻的小路，搭最小的渡船过江，有时没有遇到收购的船，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就是为了得到角半角现钱日常可以开销。如果不幸被抓住，轻则没收，成分不好的要受批判、侮辱、甚至打骂。
肥料依然不够用。大家就盯着“屎沟水”，“屎沟”就是阴沟，曾经是农民自留地的肥力来源，各家为了排水的方便，屎沟是相通的，一旦把这也当做资源，相互间的争夺不亚于中东石油国家在边界上由于对地下石油的争夺引发的争端，在农村，因为“屎沟水”引起的伤人打斗不绝于耳。在极端年份，“屎沟水”也归集体所有，私人不能染指。但生活水平极低的社会，哪来多多的屎沟水？把本来就不多的“屎沟水”舀起来后，还要从小溪里挑来清水，从每一条屎沟头冲到屎沟尾，再舀起来。有时候下了一点雨，生产队长就会集中社员们把屎沟雨水也挑到田里当肥料。
农闲时节，大家就挖溪塗肥田。溪塗是流水的沉积物，也是有肥力的，于是社员们使用“塗捞”，把溪泥捞起来，用船只运到田头，再挑到水田里当肥料。极端年份，灭绝人性的村干部号召社员们过“革命性的春节”，就是连大团圆的春节夜都要去挖溪塗，隆冬时节的寒冷、长时间饥饿的疲乏，就像看不到边际的酷刑。而且是今年挖，明年也挖，客观上是疏浚了溪流，也把小溪清理地干干净净。各个村庄也都有挖破“隔”的窟，出塗容易，所以越挖越深，就像很深的“潭”，一般一把长竹竿是插不见底的。因为污水零排入，淤泥及时清理，造成小溪的水很清，生态环境优良，水族众多，溪水可以直接饮用就是这段时间。
有时候还有人走街窜巷收买尿桶苔（dai2），一种附着在尿桶壁的沉淀物，使用时间长久的尿桶才能形成，可能是结晶盐的类型。一般先在阳光下晒干，然后用一把尖锐的凿子慢慢地从木桶壁分离出来。还有东司壁也有类似的淤积物，每年清理东司后，自然就有人用凿子把这些能卖钱的沉积物凿干净。听说这是种菜的最好肥料，肥力持久。
最极端的肥料无过于路面的泥土了。当年的路面都是土路，大家都赤脚，有人认为这也是肥料啊。于是大家用锄头，轻轻地把土路上面那层泥土刮起来，洒在田里当肥料。
夏季利用炎热天气，生产队要求把边角地种植的田青隔下来埋在泥土里，田青生长速度快，把它埋在泥土里发酵，也是一种肥料。
后来还有人运来一些变质了的海鱼，埋在泥土里当肥料。
肥料依然不够用，在本地的办法基本想尽之后，去汕头积肥的现象就出现。汕头是城市，居民没有种田，于是居民的粪便、生活垃圾成为环保部门垄断控制的资源。农村人到汕头积肥，一般有购买和自积两种形式。购买就是直接用钱跟环保局买“水粗”或生活垃圾，用风帆船运回农村。另一种形式是生产队派专人到汕头市城乡结合部驻守，收集猪屎等动物的粪便。路内村刚开始每个生产队派1人去汕头积肥，每人每天限量积80斤猪屎，就可以记1.6个“工”，补贴0.3元，超出部分也可以卖给集体，每斤0.013元。因为有活水钱，大家积极性很高，家庭成分好的人都争取去积肥。
1970年代末，广州开始能生产液体氨水，装在有两个手提耳环的陶罐里，个别有积累的集体开始有自己的农用车，可以从广州把氨水拉回村，后来才由合作社经营。氨水来的时候，社员们集体出动，尽最快速度把这些开封的氨水兑水稀释、浇到旱地里，如果不及时使用，氨水里的有效成分就会逃走。有时在分拆过程中洒落一点在地上，大家都会连同泥土都挖出来，小心地洒在田里。稀释的氨水液也不是随便浇，大家都拿出泡茶烧水用的茶锅仔，仔细地浇灌。
还有一种叫紫云英的绿肥在1970年代末被引种到潮汕，这是一种喜欢凉爽天气的草本植物，冬收前就把种子播种在水田里，水稻一割开，稻草晒收回家，紫云英就迅速生长起来，灌一两次水，春节前后就能把土地铺满，开出紫色的小花，特别漂亮，这也是最好的蜜源作物之一。春耕时节就把它压在泥土里当肥料。
在竭尽所能的情况下，水稻依然不给力，亩产量就是300-400斤，这已经是施用有机肥料的极限。回头看，这些农民所做的工作效率低下，几乎等于无用功，每天起早摸黑，终年没有休息，面朝泥土背朝天地工作了一生，连最起码的温饱都无法解决。当然有国家为了工业化故意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所谓“剪刀差”长期存在，但根本原因还是农业本身没有效率所致。改革开放后，挪威、卡塔尔的“田料”大量进入，农业亩产量大幅度提高，大家才不得不承认化肥的重要性。有了化肥，以往所有传统肥料全部退出农业生产领域。
时代已经是2020年，中国当今的工业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我们依然是工业化的第三梯队，工业创新能力不足，不止是芯片无法生产，各个领域的核心部分都无法掌握。比如化肥能够生产了，但最好的复合肥依然需要进口，最优质的农产品依然在国外，即使是最基本的粮食我们无法完全解决，每年进口的大豆需要9000万吨。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再闭关锁国，让中国人再经历“类石器时代”，无疑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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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