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学习思路
运用经方的四大思维方法
《伤寒杂病论》之方，后世誉为“经方”。经方之所以经得起历代医家无数次医疗实践之反复检验者，因仲景当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时，曾经在创造性的运用、反复验证的基础上进行过精心的筛选，其确具卓效者，才收载于书中。
是以大凡熟悉《伤寒杂病论》原文——熟读牢记其证候特点，深入理解文法结构，对其或显或隐、含蓄吐纳之处，特别是对条文之间的联系对比等，均能正确领会其精神实质者，莫不善用经方，而疗效不同凡响。斯乃准确运用经方之前提。至若世有“经方难用”之慨叹者，拙意认为，除了不太熟悉原文之外，或与医者的临证思维方法有关。兹不揣简陋，聊述本人运用经方的几种思维方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抓住特征法
抓住特征法，即抓住仲景所描述的特征性证候，实行方证对应的方法。因为那些“特征性证候”集中地反映了疾病的病因病机，而形成了特定的“证”。换言之，仲景已将“证”辨析得准确无误，医者遵之而遣选对应的经方即可。故余学习《伤寒杂病论》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熟读背诵原文，牢记病脉证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每于诊得病人复杂纷繁的证情时，书中相关条文便很自然地浮现在脑际。于是抓住一些描述特征性证候的关键字句，信手拈来，用之辄验。
如曾治一女患者，30余岁，银行职员，患疟疾，西医查出疟原虫，行抗疟治疗无效。及服中药数日，亦未能截止。迁延20余日，竟卧床不起，乃延余出诊。见患者呻吟不已，询之每日午后即发，只是高热（体温40℃），却无寒战，且发时身痛如被杖，呕吐不止，而脉无弦象。诊毕，便立即想到《金匮要略》有“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呕”之温疟的记载，遂书白虎加桂枝汤原方，服1剂，次日疟便未发。家属与病员咸称奇异而问曰：方中何药能杀灭疟原虫？余只好默然一笑。
又治一女患者，年四旬，小学教师，体素弱，患严重心悸怔忡，经当地中、西医治疗月余未效，延余往诊。及至，时已黄昏，未进病人卧室，家属及亲友咸来请求入室后注意放轻脚步。询其故。则曰：患者已卧床数月，极易惊吓，每当听到稍大声响（如脚步声、置物声），便心跳加重不止，惊呼“心子要落”！诊时患者惟诉心悸不己。症见精神萎靡，闭目思睡，声低息弱，其脉虚数，且不及十至，辄见歇止。
据此脉证，顿时恍然大悟，此非《伤寒论》“心动悸，脉结代”之证乎！投以炙甘草汤重用人参（寓独参汤），嘱其当晚急服两次。次晨复诊，患者自云：心跳已缓，惊悸亦轻。并能起坐叙述病情，面露喜色。乃嘱守方续进，数帖而诸症悉除。
又世有“怪病多痰”、“顽证多痰”及“治痰必治气”之说，这在仲景书中亦可找到相似记载。余尝治一商贾之妇，年四旬许，因操理商业、家务，过度劳顿，遂患严重“怪病”。自觉咽中有一巨物堵塞，形如汤圆，吞不下，吐不出，甚至呼吸困难（远非一般“梅核气”可比），终日惶惶不安，寝食俱废（但咽食无碍）。屡经治疗无效，竟致稽月，卧床不起，家人咸恐，束手无策。嗣经友人介绍，始延余往诊。因路程较远，至已深夜。详询患病始末和极感痛苦之如上证情后，遂按《金匮要略》“咽中如有炙脔”一语，径投半夏厚朴汤，痰气并治，1剂知，数剂而安。
由是观之，抓住特征法者，只要证候特征与仲景之描述相符，便可信手拈来，可以不受后世创立的诸种辨证方法之限制。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仲景当年的治病实践，不失为准确运用经方之一条捷径。尤其值得强调者，此法对于发掘运用历史上几近埋没或废弃不用的高效经方（如《金匮要略》治疗风痱证之古今录验续命汤及侯氏黑散，余曾撰文介绍发掘运用之经过），堪称不二法门。盖因有些病证之特征并非灿然可见，或其特征为纷纭复杂的症状所掩盖而不易抓住。这就要求临证者“独具只眼”，穿云透雾，详审覃思以抓住特征。
兹再举一例：峨眉状元街张姓妇，年逾四旬，久患崩漏，体弱善感。偶因特大火灾，外出冒风，病伤寒，卧床不起，辗转就医2个月余，病势日增。时当盛夏酷暑，驱车迎余往诊。午刻既至，见其卧于斗室。密闭窗牖，且下重帷。诊得往来寒热频作，每日数十度发，汗出恶风，俱撩帷帐，胸满胁胀，呕恶，苔白，脉细数兼弦。检视前医方药，咸属“补中”、“归脾”之类。
细思此证，颇与《伤寒论》“凡柴胡汤病证而下（这里的‘下’字应活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之义相符，遂为疏小柴胡汤加减。病者自以为略晓医药，疑其发汗而不肯服，至傍晚犹未服药，且以方质余曰：“我长期失血，体虚若是，而又久病，大汗不止，焉能再汗?”余晓以《神农本草经》及仲景之论，并出书以示，婉言告之：“小柴胡汤非发汗剂也，放胆服之，若有差谬，余职其咎！”由是始信余言。命人买药，当晚连服两煎，汗减热退，诸症若失。翌晨复诊，病者欣然起坐谓余曰：“幸得先生要言解惑，起我沉疴。”遂守方加减再进1剂，续以甘淡调理，旬日而痊。
二、病证合勘法
病证合勘法，即将西医诊断的病，或中医所称的“病”（如疟、痢、中风、虚劳等）与仲景书中之“证”结合起来，进行对照研究，揭示其内在联系以遣选经方的方法。如余曾撰文揭示“内耳眩晕病”与仲景书中“少阳火升，痰饮上逆”证之内在联系，而师仲景之意，综合运用小柴胡汤、泽泻汤、小半夏加茯苓汤等，命名为“靖眩汤”，屡收迅速息止眩晕发作之高效。又如对病毒性肝炎之辨治，余曾有过切身体验，印象颇深，爰道其详。
余在24岁时，初业医不久，一次因夜饥加餐，去小食店吃了一碗馄饨，次日即腹痛、便溏。以为小恙，未予治疗。数日后，出现上腹部剑突下压痛，俨如压有一块板状物，尤其仰卧时若以双手置于该处，则压痛十分难受，几不能耐，竟至神倦纳呆，终日嗜卧。回味《伤寒论》所云：“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的描述，俨然与此无异。究其成因。仲景指出，结胸与痞证皆缘于误下。余虽未服过攻下之药物，但曾有过腹痛腹泻，是亦病因相类。
乃试以小陷胸汤煎服，1剂后，大便日行数次，全为黄褐色粘液。诚如徐灵胎所云：“大承气所下者为燥屎，大陷胸所下者为蓄水，此所下者为黄涎”。连服2剂，上腹压痛之苦渐渐消失。对此，余深感仲景之书对每一脉证的生动描述，言简意赅，精确真实。只要识证准确，方证相符，确可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余数十年来之所以坚定地潜心于仲景学说，这次尝试，可谓是余读书与临床紧密结合的又一有益启示。
至此，本案尚未终结。继上述证治之后数天，余精神食欲已基本康复，能外出行走。但在行路时却感头晕、目眩，尤为意外和令人紧张的是，出现面部及全身皮肤黄染，深如橘色，尿黄褐如菜油。沉思之余，对仲景原文又一次浮想联翩，诸如“胸胁苦满”（曾有上腹压痛），“少阳之为病……目眩也”，“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等。据此，毅然投以小柴胡汤重加茵陈、滑石之类。服3剂，尿色澄清，黄疸渐退，续进数剂诸症霍然，诚可谓药到病除。至今50余载未曾复发，并经多次体检，肝功完全正常。
此后屡遇急性黄疽型肝炎或慢性肝炎活动期之具有柴胡证者，悉以小柴胡汤随症加减，皆获卓效。60至80年代间，余尝在西医传染病房工作20余年，有80%的住院病人是传染性肝炎，率皆沿此思路进行辨治，收到非常满意的效果。
此外，病证合勘，还取效于多种疾病。如治一“胆道蛔虫”病儿，10岁，住我院儿科。始经西药解痉止痛、输液、抗感染，10余日未效，邀余会诊。症见上腹剧痛，呼嚎不绝，高热（体温40℃），烦躁不安，大便六七日未解，面热如醉，唇干舌赤，苔老焦黄，干燥无津。因思仲景有“心下急，郁郁微烦”之训，遂投大柴胡汤原方重用白芍。服1剂，便通热退，解出蛔虫数条，苔化津复，诸症悉平。原方加减，调理数日而痊。
又治一中年男性病人，患“胆结石”，住西医外科病房。因腹痛、黄疸、高烧不退，经治无效，而邀余会诊。亦以大柴胡汤加减，3剂尽，痛止热退，大便通利，且排出蚕豆大小结石。主管医师颇感奇异，问余：“所用何药?”
余还治一男性农民，30余岁，平素体壮，因食自家腌制的大头菜，患“亚硝酸盐中毒”，住西医内科病房。虽经多方抢救，危象未减。余会诊时，症见患者神志清楚，而吐泻不已，严重紫绀，汗出如珠，血压降低，四肢逆冷上过肘膝，脉微欲绝。证属少阴寒盛亡阳，急进大剂通脉四逆汤。1剂即阳回脉复，利止而愈。
再如早年，余乡梓霍乱流行，死亡甚众。余曾治一男性青年患者，剧烈吐泻，四肢厥逆，脉微细几绝。当时医药条件极差，无输液设备（只能静脉推注少量液体）。余诊视后，急予大剂四逆加人参汤，连服2剂，吐泻顿止，阳回脉出。讵料3日后，病人继发高热，神志恍惚，急延余往诊。症见高热神恍之外，尚伴口舌千燥，苔老无津，脉转洪数。《伤寒论》云：“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但此病起于霍乱吐泻，阳明腑实之证犹未悉具。未可遽投承气汤，乃予白虎加人参汤。1剂稍安，再剂而热退神清。继与加减复脉汤调治而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运用经方必须病证合勘，尤其要重视“证”：一是要抓主证，逐步深入，全面分析归纳；二是一个病之主证，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依病情变化随时改变的；三是无论是西医诊断的病名或中医的病，都必须根据中医理论，客观、全面、细致地分析现实证候，进行辨证沦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用好经方的目的。倘若舍掉“证”而侈谈“病”，只能是无的放矢，徒劳无益。
三、权衡邪正法
权衡邪正法，即对于一些病程较久、或体质较差、或常规治疗乏效的病证，要透过“邪盛”之表象，深究正虚之实质，从而遣选整体调节作用显著的经方的方法。此亦从切身体验而来。
余自幼体弱多病，10余岁时患间日疟，发时寒战、高热，叠用奎宁、疟疾丸、中药截疟之剂以及单验方等均无效，迁延大半年之久，面色苍白，形销骨立。先师陈鼎三诊毕，曰：“此为劳疟，属虚劳，宜小建中汤。”投原方数帖，寒战、高热消无芥蒂。
夫疟疾乃疟原虫作祟，邪也；寒战高热者，邪正相搏也。西药杀灭疟原虫，中药截疟，皆为正治。其无效者，必有深层之原因。而先师断为“劳疟”，按虚劳论治，出一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