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书法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王铎书法书学史上的地位

王铎学书广为攫取，重视古人精彩多变的笔法，留意历代书家智慧闪光的结构。从《拟山园帖》这件作品看，他诸体已然悉备，终生勤于临习，即便应请之作，他也时常以意临古人作品赠人。此正是王铎重视前贤书法传统的反映，将学习传统法度与任情恣性的自由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说王铎书法始终抓住了文人流派书法的源头脉搏。

王铎自称“独宗羲、献”，实是他对宗法古人的一种广义理解。从汉张芝的草书，西晋的索靖到唐代虞、褚、旭、素，包括他终身标举的“二王”，均是从刻帖学习中获得。顾后《平生壮观》中云：“闻其临《淳化阁帖》数部，非功力如此，焉能精妙如此？”可见，《宋拓淳化阁帖》对其一生影响之大，扎根之深。此外如《兰亭续帖》、《群玉堂米帖》等，从他人处借得，一旦到手，朝夕临摹，“透过刀锋看笔锋”。从这一视角看，王铎可称为刻帖孕育出的最为杰出的书法家之一。

王铎的行草书属大写意一派。剖析其行草书的风格形成，不难发现在他四十岁以前，大抵深扎于“二王”之中，四十岁以后渐具个人面目。傅山评王铎书说：“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已矣……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以后，无意合拍，遂能大家。”四十八岁时他所作《雒州香山作行草诗条幅》奇崛恣肆，以饱和水墨的流动与涨墨造成笔画与墨块的对比，大胆地创造了一种明快新奇的视觉效果，在审美形式上对前人的审美规范有了较大的突破，给人以强烈的写意感受。

所以，“正极奇生”正说明了王铎书法在此阶段的特征。他在“二王”一脉笔法中浸淫之深实超过同时代任何书家，较之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远甚。黄道周尝评曰：“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白化，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由人。”王铎五十岁所作《草书杜诗卷》、五十六岁所作《草书杜诗卷》多出这一时期，在雄强的书风中，隐现出他对那个时代翻天覆地变化的梦幻般的感觉，他书法进入化境的高峰期。

六十岁以后他仍然孜孜以求，自云：“假年苦学，或有进步耳。”此时的王铎行草书已经炉火纯青，在貌似粗服乱头的运笔中，蕴含着强盛的生命活力，中晚年成功地解决了巨型条幅作品“耐读”的难题，完善了这一书法审美，使明代书法的表现形式美得以更深远地开掘，为明代书法演奏出一个响亮的尾声。

王铎早年临写的《淳化阁帖》，“如灯取影，不失毫发”，其传世的大量临作，几乎是在其极力主张仿古、崇古、复古的同时，以其鲜明的风格，强烈的个性，高格调的品位，践行了其借古开今的临摹性创作的新气象。

王铎在书写大幅作品时，学习了米芾的认识，注意到了“势”的拓展，并十分注意小字展大过程中不失精微笔法，强调锋势备全，“八面出锋”。顺治三年(1646)，五十五岁的王铎，曾在自己的草书卷后跋云：“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诡辨之，勿忽。”这“勿忽”二字既是警世之言，也存有流布传世之想。在拓小而为大的过程中，王铎找到了发展的关碍所在，从而使其作品之巨大和气势之恢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宏博之中一派“文质彬彬”的君子之风，在这两方面王铎成功地超越了元明时代的先贤大儒。

王铎的狂草，主要来源于《淳化阁帖》中的大草作品，其中如张芝《冠军帖》、《欲归帖》、王羲之《小园子帖》及王献之诸帖，王铎曾数十年不间断地染指于斯。宋代以来，这些刻帖许多已被鉴家考为赝作，并多附会旭、素，王铎则全然不屑一顾，他甚至嘲笑那些断其赝作者：“二王法芝，或谓为赝，强作解事，可哂。”他认为：“为今帖易，为古帖难，千年来绵绵不死者，实有物焉。以厚其魂魄，不徒强猛，但恃疆气翔踊问议也”。这说明王铎是一位善思者、善学者，在对待古代刻帖遗产上宁可信古也不随意疑古，或许他人所弃之帖，亦或是其获取至宝。此等眼力，不被俗见所一叶障目，正是他艺术修养高人一筹之所在。

晚年的王铎，对于旭、素一派，肯定是认真思考过的，“取法乎上”，王铎认识到学“颠张醉素”不如直追本源，学习张芝、“二王”为佳，所以他说：“书未人晋，终入野道。怀素、高闲、高宗一派，必又参之篆籀隶法，正其讹画乃可议，慎之！慎之！”由此可见，在王铎的眼里，他的狂草与不入晋人之法的狂草有着根本的区别。然而时代所造就的王铎，似乎接替了“颠旭狂素”的衣钵，若以当时被王铎称为“不知者”评其为“野道”者而言，王铎的书风确实远离了元、明两朝绝大多数书家所追求的典雅蕴藉之风。客观地作历史分析，因为王铎这种被视为“野道”的性情，不正可视为突破前人书法范囿的“革新”性格吗？

王铎是北方书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如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中云：“其字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是也。北京及山东、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为宗主。”这是同时代人客观地记录。在王铎的身后，傅山是受其影响的杰出代表，引领了草书的一个新时代。以后至康乾年间，因“贰臣”的原因其书法渐遭冷落，同时亦因赵、董书风的再度风行而日渐被掩。然而，对近代与当代书法的影响中，王铎书法再一次显示了巨大的震撼威力，他将“二王”一脉的优秀传统与其革新精神的创造性结合，使其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篇章。王铎完全可以说是明末清初书法“革新派”的终极人物。

（二）王铎书法在近当代书坛书法中的现实意义

清初的书坛，延续着晚明革新的潮流，并基本上由明降臣和明遗民继续保持和传承。王铎无疑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人物，他们与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等波澜相沿，强劲的书写着艺术人生。

王铎“苍郁雄畅”的书法魅力，在明清之际一枝独秀，一方面有赖于他精研传统，熟谙草书源流，一方面又敢于否定传统，超越传统。对于传统，王铎身体力行，养成了深厚的传统功力，不为传统所囿，而是把张旭、怀素之精神极力变通，化为己用。同时，处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和降清失节的矛盾、郁闷、彷徨，又对王铎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种内外因素的催化，使王铎书风终于蜕变形成，在书史上显得特别突出，一种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雄强剽悍、真率奇诡的抒情言性书风，使“神笔王铎”成了书法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

王铎书法，透过那许多痛快淋漓、纵横奇崛的书法信息，我们极易捕捉其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他笔下跌宕盘纡的线条，“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结体，深然而成的章法布局，使我们可以寻绎出种种不同于前人的精神风貌，领略到崭新的书法审美理念。王铎的传世墨迹，仿佛是他心灵律动的轨迹，是他生命活动的写照，让我们当代学习书法艺术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关于书法创新的启示。

王铎在书史上是一个在深谙传统的基础上锐意变革的书家，其草书具有颇浓的时代气息和顽强的个人风貌：狂肆酣畅的用笔，奇崛险绝的结字，纵横奔突的章法，吞吐风云的气概，典型地表现了狂草跌宕雄狂的风采，具有浓烈的艺术感染力，要做到这些，确实，非才、力、胆、识四者俱备不能至也。王铎可算是明代草书第一人。

但是王铎的创作还是表现了封建士人们的审美趣味，是文人书法的代表，探究其创作的内核，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审美心理的发展，研究书法创作中的社会、文化因素，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王铎为代表的由明降清的重臣，其实是把全面的汉族优秀文化和文人士大夫的高雅生活情趣带给了清廷统治者，并逐步影响了清代整个社会对汉文化的兴趣、热爱、传播和发展。因而，从客观意义上看，这批降臣所传播的汉族文化，起到了促进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