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假使我和齐白石一起作画，彼此都正常地发挥了自己的水平，我画了一个美丽的仕女，而齐白石画了一个破落的乞丐。在有一定欣赏能力的人们眼里，优劣当是一目了然，但总有一些人，会更喜欢我的作品。画作表面（题材）的“漂亮”让我占了些便宜，而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尴尬的便宜当真，来证明我的水平呢？但也有些人对齐白石的欣赏，并不是因为真懂。他们生怕自己不能说出对于“漂亮”的厌恶，而显得趣味太低级，于是便每每对眼中越是丑拙越是粗陋的作品，越是无限称颂。这当然是可悲的，这不仅仅没能使他们获得欣赏的能力，甚至连一点真诚也弄丢了。比如反过来我画一个破落乞丐，齐白石画一个美丽仕女，这些人还是一见乞丐的破落，便大家赞赏，哪怕他们眼里并不真的能够看出些笔墨的意趣。能说什么呢？这无疑是又一次的尴尬。我们对于书法的欣赏也有着类似的情况。“二王”和“丑书”或许也都因为这些定向的审美，得到过广泛的赞誉和追从。然而这样的赞誉追从，都不过增其热闹罢了，皆于书法无所相关。于书法的相关，在于书写的深度，不在于作品的面目。当欣赏只结缘于“漂亮”和“丑拙”的外衣时，对于书写是很难有深层触动的。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书法又何尝不是如此。个人书写的面目，多取决于取法和师承，而性情却有待于书者长期的滋养。滋养过程中的取舍，才见出真正的追求，这些追求既迷人又难为人，往往比表面的风格样式要有意味得多，也让人难于理解得多。我有时候很怕人说我是写“二王”的，这不真实，也太过偏颇武断。我不过是学习了一点传统帖学，然而，就连这一点，也可能只是“碰巧”的偶然机缘。个人主动地选择，并不在这个层面。如果在学书之初，我碰巧接受了“丑书” 的理念（这并不是很困难），也可能就在“身份”上归属了那个群体。但这样的身份划分，本与书法无干，况且，没有人的书写身份有那么简单的归属。深层的选择，才是自主的，也是唯一可以自主的。雄与秀，清与浊，原不是商品标签，更不为任何一流派所专有。在这一点上，有和而不同，也有同而不和。譬如我们看《兰亭序》，与《祭侄稿》之间面目迥异，而内在一致，褚遂良与薛稷之间面目接近，而实质悬殊。我听说有一位著名的书家，在面对赵孟頫的作品时说：“这也是书法吗？”其偏颇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同样的，我们也有时候会听到“只有这样才是书法”的武断。多情的我们，妄自评说，古人却不因此而有所增损，只留下我们的偏见，始终存在。但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就很难对所有意见无动于衷。往往越是个性强烈的书者，越是方向坚定，对于书写，这品质自是难能可贵。但同时，在审美上，他们也更容易把偏见变成坚持，久之成见深厚，便成为一种“观点”，一种“艺术见解”，理直气壮地以此行使评判，恐难免流于一偏。向往浑朴，便拒绝秀逸，追求典雅，就很难容忍乱头粗服。若要在欣赏上有所深入，只有放弃欣赏时的风格期待，直面作品，直面书写，直面点画。但这又谈何容易！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但又时候，我们很强烈地希望被认同、被关注。这是一对矛盾，如果可以调和，便少些寂寞。但现实中，我们不能奢望观者都看到深度。往往是越广泛的认同，背后越是寂寞，所貌似的调和，多是我们的妥协和自欺。我不相信有那么多人真的看懂了二王的好，我也不相信有那么多人真的喜欢丑书，二王和丑书，都一样是寂寞的。有时候人们对同一件作品的“欣赏”，赞叹之词如出一辙，眼里所看到的却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其间有着很大的层次差别。据说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时见到维纳斯雕像的时候，希特勒更多地注视着维纳斯的眼睛，而墨索里尼的目光则聚焦在维纳斯的胸部。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雅俗共赏”其实并不存在，雅俗在共赏一物时，总是同床异梦的。我们如果不能从表层面目的美丑脱离开来，就势必与偏见和浅俗同流，很难超越胸部审美的阶段。我无意于对俗表示不屑，事实上，我们都在俗中，这一点，并没有多么难于承认。我们仅有的那么一点品位，也多半从附庸风雅开始，只是这附庸应该引领我们从俗脱开，走向更深的层次。书法之美，同于大河之壮阔，加之茂林修竹而增奇秀，加之荒漠乱岗而见苍凉，要在各得其宜，其壮阔原不曾因此而有所增损。河水蜿蜒，周遭景致变换，以证书法之美富。而河流一贯，足见书史之汇通。我们有时候也和旅行团里的游客一样，以好异尚奇之心在书史里寻幽探盛，惊叹于外在的种种景致，随波流徙，应接不暇，而于汇通无所留心。却不知千载之下，谜面更替而谜底恒常。也有时候，我们只知顺舟直下，虽免于循流而忘源，面对周遭变幻却全然无所触动，不知谜底虽旧，而谜面故当常新。书者不断出谜，读者不断猜评。只愿大河之势永不消歇，我辈虽各有途辙，或能各得其宜，一任装点。若河非故道，或泛滥难收，汇通顿失，所美所富，必零乱无所归属，又将与他处景致有何分别！赞扬的声音，多指向景致面目，对于一个人的书写，并无补益。汇通之处，各自用心，或者，为时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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