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伙一棍子打掉了我年的成绩
(今天不带彩)
我那时在宣传部工作。
云梦靑年读书会里集中了不少青年才俊,他们中现在好几个都是牛人。
喻兄弟,一中老师,后来考武大研究生,又读博,现在是北理工哲学系教授。
赵兄,当时已是全省小有名气的诗人,在文化馆工作,他早已是国内颇有影响的诗人,台湾诗人洛夫定位他为"通幽诗人",诗作屡被列入台湾中学教材。
我们读康德、尼釆、萨特、佛罗伊德,还读王小波、贾平凹,每个星期在一起分享各自的读书心得。
有一段时间,我们忽然对"死亡临界意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集中读了西方好几位医学、心理专家研究"死亡临界意识"的书。然后集中分享。
人死亡时,有五个阶段。包括非常痛苦的噪音、发现自己飞离自己的肉体、进入狭长黑暗的通道、回忆过去、见到故去的亲人等。
结论:死亡时并不痛苦。
那几天我们天天集中在文化馆听、看。也看央视,还听A+1+A+1+B+1,还有XX之音⋯⋯
热血沸腾。
我们商量出发。
但是,我们没有得逞。
领导找我谈话认为很不成熟。几经周折,派我到本县隔蒲潭镇雷公桥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住队"搞"社教"。我辗转知道书记喜欢我也爱惜我。
他说,是个人才,要教育、锻炼。
我到雷公桥村,住在该村的公房里,那里是村部,镇里的派出机构雷公桥管理区就在隔壁。
说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队"简称"社教工作队",其实,队长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吴先生,一位我十分敬重的文人,文章好,字写得真棒。而队员就我一个。
当时年轻,没有许多复杂的想法。我在村里走村串户搞调查,在村支部村委会支持下开群众大会、小组会和各种层次的代表会,宣讲改革开放政策,宣讲特色社会主义好。我还借助在宣传部工作的优势,经常请电影公司到村里放电影,让村民在家门口就看上了宽银幕电影。借看电影的机会,给村民宣讲。
村民们都说:小李,讲个么事讲?!我们都晓得,算你的意思到了,快放电影。
我每天被安排到村里的各家各户轮流供饭,与村民同吃同劳动,没有会,到哪家吃饭,就参加哪家的农田劳动。
我在雷公桥村住到次年十一月份,天气转冷的时候,吴队长说可以写总结。他还说,小伙子工作有热情有活力,成绩突出,好好总结一下。
我如实总结了工作,总结报告写了7000多字,交给吴队长修改。就在我张罗着告别雷公桥村、撤回宣传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人命案:
在村委会到一个农户家催收公粮水费摊派提留的时候,村委会一位陈姓的副主任与村民发生争执,以致肢体冲突,被村干部扯开后,事情本来可以过去了,可是这位陈副主任气不平,他回家找了根棍子,跑到那位村民家,打了那位村民几棍子,其中有一两下落在了该村民后脑勺上,该村民当场倒地,竟死了。
事大了。
村干部为催收摊派提留打死了村民。这消息不胫而走,愤怒的村民砸了村委会,又要冲进管理区找书记主任论理。我堵在管理区门前。
我说:陈某第一次到陈某家去的时候是以村里副主任名义去的,但是,他回家拿棍子再到陈某家打人,只能代表他自己,是他自己的事,该他负法律责任。你们冲击政府机关是违法的。一定要进去,除非从我身体上踩过去。
说实在话,面对众多愤怒得脸红脖子粗且吵吵嚷嚷的村民,我也害怕,好在村民们都认识我,对我印象不错,没有硬冲。
陈某被公安警察带走了。
事情平息后,我基本上是灰溜溜回到了宣传部。
那是1990年冬天。吴主任说,本来是可以全县交流社教经验的,出了这个事,没了。
大家戏称:那个伙计一棍子把你一年的成绩打掉了。记得我当时倒也没怎么觉得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