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洋垃圾的形成

教育洋垃圾的形成

渐新堂

教育洋垃圾是怎么形成的？

首先是行政官员的急功近利的政绩观  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各行各业改革都进入了热火朝天的时候，对八十年代改革的得失进行反思的时候，教育改革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批判、高分低能的批判、甚至要求取消高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时候，国家有关教育改革的两办调查组历时三年的调研于2000年得出初步结论：人事制度的僵硬、考试制度的单一、课程内容的陈旧。前两者设及切身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与维*稳的大环境很难协调。于是在课程改革上下功夫。有人还说，我都要退休了，等不及了。于是，从上而下，通过行政强力推进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课程改革。

本来课程改革是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内部很自然进行的事情，很多国家每十年就得来一次的正常的课程内容的更新与迭代。但是，在一些急功近利的政绩观的绑架下，开动一些机器，动用学会、教科院所、培训机构、教育报刊杂志等，开展横扫一切教育现状的狂飙运动。

凡是我国教育上显露出的不足与弊端，欧美教育中一定是有的，且非常理想的。没有实地调研，没有统计数据，就信口雌黄，不少鼓吹者甚至根本就没有去过美国，也不熟悉英文文献资料，也张口就是哈佛怎么在进行教育、斯坦福在怎么培养人才、麻省在怎么样进行课程改革……一时间全国尽说美教育，再去质疑也枉然。我区一位去美国纽约教育署参与海外培训一年的人回来说，一位当时的总督学到美国只去了幼稚园一次（观看了一会儿），回来就大势宣传美国的基础教育如何如何了得，给人留下了极大的笑柄。

课程论学者的虚浮名利观   不少课程论学界人士，一旦要进行课程改革了，似乎就是自己的专利领域之内的事情了。不吸纳教育学教育史教学法教育心理等学科专家一起来进行顶层设计，而是脑袋一排，想当然地推出所谓的方案。同样错误在于，对既往外国的教育历史缺乏基本认知，对教育现状缺少最低量的调查，对美国的国情对美国的教育缺少一丁点儿了解，把自己的臆想说成是先进教育的现实，对一些异常现象当做平均数据来进行鼓吹，什么一年级小孩子就全国性的进行大课题的研究性学习，根本不在乎也不再在意什么教育的基础性，全国似乎只有一个年级一个层次的教育，不再去区分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了，自然也不再区分K几的教育。似乎只要聪明，不上小学中学就完全可以去读哈佛了。

2000年在我们进行大规模的课程改革之前，台湾于1998年举行过全岛10万教师大游行，反对脱离东方传统文化脱离教育现实脱离全岛实际的教育改革（即我们的整合学科之类的课程改革），北师大教学论者王策三先生对反知识化的批评、北大姜伯驹教授对数学认知序列的贸然推翻也在两会上提出质疑，这些都难以扭转一些人彻底否定我们多年来的教育探索与教育改革中积累的得失，尽管在十年后的课程标准的修订中有所微调，但是，骨子里还是在继续着贩卖教育洋垃圾。

只要翻开这些所谓的课程论学者的文字，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所谓论著中，为什么七八个十来个引述的出处，除了自己的还是自己的，最多是自己的再加自己学生的（联合署名），仅偶尔有引述自己参与的国家课程标准。其学界视野眼光之狭隘憋屈真真是可怜之至。其次是没有统计数据，尤其是对外国教育现状的转述与资料引用，没有拿出有说服力的全局性的概述。对我国教育现状的肯定与宣传，也从来不考虑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仅仅站在极少数极少数权贵学校的立场来举证，来说明，来鼓动。用高度垄断了生源的课堂教学的异常数据来替代大面积的平均数据与基本现状。谁给钱替谁唱歌，把一些计划经济时代老牌重点学校推向市场盈利的宣传风口。各学会各研究机构各报刊杂志齐上阵，进行声势浩大的各种各样的自说自话的自然带有自产自销的攻势。使得媒体上各种教育洋垃圾不断花样翻新，汩汩滔滔，奔袭而来。

教育现场不再心忧基础与质量，只忙在只乐在改字换词。 本来进入胆子多大调门多高的时代，正逢其时。反正没有工作质量的要求了，也没有了国家标准了。教育不再强调基础更不再要求质量了，只看对教育洋垃圾的吸纳与门庭改换的快捷与否。一时间，与国外的学校建立姊妹学校蔚然成风（方便多次互访与成建制地设立游学基地），如果不进课堂，给人的感觉似乎比美国的学校还要美国。忙坏了收取车马费的记者来收取自吹自擂的稿件照片，忙坏了媒体集团不断地向这些具有签单权的教育大咖进行40周年教育改革的致敬，忙坏了报刊杂志的专栏设置名称更换。

为急功近利的政绩，为沽名钓誉的头衔，为资本发酵的增值，相互碰撞，推波助澜，疯狂发酵，使得教育洋垃圾不仅得不到批评与质疑，得不到调整与收敛，反而越来越张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