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
1853年2月22日星期二于伦敦
来自施土尔威森堡［注：匈牙利称作：塞克希费黑伐尔。——编者注］的电报报告了如下的消息：
据另外一种传说，行刺者使用的武器是火枪。
在匈牙利，最近刚刚揭发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旨在推翻奥地利的统治的密谋案。
“维也纳日报”发表了几份军事法庭关于三十九人案件的判决书，这些人的主要罪名就是他们曾经同汉堡的科苏特和卢施萨克共同策划密谋。
米兰的革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拉德茨基立即颁布命令断绝同皮蒙特和瑞士的一切来往。也许在收到这封信之前，你们已经得到从意大利传到英国来的点滴消息。我希望你们能注意到米兰事件的一个特征。
拉德茨基元帅的助手斯特拉索尔多伯爵在他本月6日发布的第一道命令中坦率地承认，大多数的居民完全没有参加这次起义，虽然如此，这并不妨碍他宣布米兰实行特别戒严。在随后发布的、带有“2月9日于维罗那”字样的公告中，拉德茨基推翻了他的部下的声明，力图利用起义的事捏造一些借口来捞一笔钱。除了显然属于奥地利党的人之外，他对所有的人都处以大量罚款，把这些钱拿来给卫戍部队用。他在本月11日的公告中说，“大多数居民，除了少数值得赞扬的例外，都不愿服从帝国政府”，他命令所有的司法机关即军事法庭没收所有同谋者的财产，而他给同谋下的定义是：
根据这个理由，他可以拿6日发生起义，而5日居民没有告密为借口，立即把整个米兰没收。谁不愿作哈布斯堡王朝的间谍和密探，克罗亚特兵[353]就可以依法加以外置。一句话，拉德茨基宣布了一个新的进行大规模掠夺的制度。
米兰起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是整个欧洲大陆革命危机逼近的信号。这次起义是值得钦佩的，它是少数无产者的一次英勇的行动。这些手中只有短刀作为武器的少数无产者，竟敢于向卫戍部队和驻扎在四周的四万名欧洲精锐之师这样的强敌发动进攻；而与此同时，意大利的财神的子孙们却在自己的民族饱受凌辱和蹂躏、流着鲜血和眼泪的时刻，沉缅于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生活。但是，把这次起义当作马志尼的种种不朽的密谋的最后结局来看，当作他针对着法国人民而发表的种种言过其实的宣言和盛气凌人的说教的最后结局来看，其结果却未免太可怜了。不过，我们只希望这种像法国人所说的révolutions improvisées〔即兴的革命〕能够从此结束。有谁听说过，伟大的即兴作者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呢？在政治方面，道理也同诗歌方面一样。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在有了1848年和1849年的可怕的经历之后，要唤起民族的革命，只是身在远方的领袖的纸上的号召已经不够了。科苏特利用一个机会，公开地完全否认自己同起义的联系以及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宣言。但是，他在事后要求大家承认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比他的朋友马志尼高明，这一点看来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先驱”就这一点写道：
马志尼的朋友德拉·罗科在给“每日新闻”的信中，就科苏特先生和阿哥斯提尼先生的种种否认写道：
前匈牙利大臣贝·瑟美列在致“纪事晨报”编辑的信中抗议“科苏特非法盗用匈牙利的名义”，他说：
革命虽败犹胜。这一点，从米兰的échauffourée〔盲目举动；有勇无谋的行动〕在大陆各国的统治者中间引起的恐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事件使他们大为震惊。只要读一读下面这封发表在官方的“法兰克福总邮报”上的信就可以知道了：
一开始就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以至于在柏林逮捕了大约二十个居民，对米兰事件的“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次逮捕的唯一理由。极端保皇主义的报纸“新普鲁士报”就因刊登了科苏特所写的一份文件而被没收。13日，大臣冯·威斯特华伦向上院提出了一个匆匆拟定的法案，这个法案授权政府没收所有一切不是在普鲁士出版的报纸和书刊。在维也纳，逮捕和家宅搜查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立即开始了会谈，以便就政治流亡者问题向英国政府提出共同的抗议。请看，所谓的欧洲“列强”是多么脆弱，多么无力！革命地震的预报刚刚发出，他们就感到欧洲所有的王位都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虽然他们在自己周围布满了军队、绞架和监狱，他们却在被他们称之为“少数被人收买的恶棍的暴乱”面前发抖了。
“已经恢复平静”。是的，是恢复平静了。但这是在暴风雨的第一次爆发之后和它的第二次强劲的冲击之前出现的不祥的、可怕的平静。
让我们从大陆上的暴风骤雨的场面转到风平浪静的英国来吧。看来，似乎小顶点约翰的精神主宰着官方世界的一切领域；似乎整个民族也像统治它的那些人一样变得麻木不仁了。甚至“泰晤士报”也发出了这样的悲叹：
议会恢复活动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联合内阁的最富有戏剧性的和唯一引人注意的行动，还是阿伯丁勋爵的三鞠躬。关于约翰勋爵的纲领给他的敌人留下的印象，可以根据他的朋友的议论作出最好的判断。
众所周知，由于有更迫切地需要立法者处理的更加紧要的实际改革，新的改革法案被搁置下来了。目前，已经有实例可以说明，在实现改革的工具即议会本身尚未进行改革的时候，这些改革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2月14日，克兰沃斯勋爵在上院说明了他的法律改革的纲领。他的冗长的、枯燥无味的、含糊不清的演说的一大部分，是列举了人们期待他做而他还不准备做的那些事情。他为自己辩解说，他在羊毛口袋[354]上总共才坐了七个星期。但是，正如“泰晤士报”指出的，“克兰沃斯勋爵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了六十三年，在六十三年中他当了三十七年律师”。依据道地的辉格党精神，他从以往的细小的法律改革所获得的比较大的成就当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继续以过去同样的热忱实行改革，就会违反一切谦虚的规则。按照道地的贵族精神，他避免涉及教会法，因为“这会同正当的利益完全相违背”。这些利益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使社会蒙受损失。在克兰沃斯勋爵所准备的措施中只有下面两项多少还有点意义。第一是“关于简化转卖土地的手续的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特点是，它使转卖土地更加困难，它增加了这方面的费用和技术上的障碍，而同时却并不减少拖延现象和简化转卖财产的复杂手续。第二是关于成立整理规章法[355]的委员会的提案，该委员会的全部功绩将是编纂出全部四十大本规章的索引。一个可怜的少女可以在忏悔神甫面前为自己辩护说，她虽然的确是生了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非常小。毫无疑问，克兰沃斯勋爵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为自己的措施辩护，以抵御法律改革的最顽固的反对者的攻击。
由本月18日迪斯累里先生就英法关系问题向内阁提出的质问而引起的辩论，是到现在为止下院中唯一有趣的辩论。迪斯累里从普瓦提埃和阿津库尔[356]讲起，一直讲到卡赖尔的竞选运动和在哈里法克斯的圣职大厅里的演说。他的目的是要指责对拿破仑第三作无礼的批评的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和查理·伍德爵士。迪斯累里竟然出面为他所领导的政治派别的世仇波拿巴分子辩护，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老托利党的彻底的瓦解。他不可能再用比为法国现在的制度辩护更恰当的方式来开始自己的反对党活动了。我们只要对他的演说的这一部分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它的软弱性。
当他企图说明公众对于英法关系的现状感到不安的原因时，他不得不承认，正是在他本人执政时开始的大规模的军备活动，是这种不安的主要来源。尽管如此，他还是力图证明，增加和改进大不列颠的国防手段的唯一理由是由于现代科学运用于军事艺术而引起的那些巨大变化。他宣称，权威人士很久以前就已经承认必须采取这种措施。1840年在梯也尔先生内阁时期，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政府曾经作了一些努力，其目的是至少为在国防方面实行新的制度打下基础，但是这些努力都白费了。在1848年大陆上爆发革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得有机会又把社会舆论引向它所希望的有关国防的问题上去。但这次还是没有得到结果。只是在他和他的同僚应召领导政府的时候，国防的问题才最终成熟。他们当时所采取的措施可以归纳如下：
（2）整编了炮兵。
（3）采取了充分巩固国家的军火库和沿海某些重要据点的措施。
（4）提出了为海军补征五千名水兵和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提案。
（5）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恢复原有的实力；建立一支由十五到二十艘战列舰以及相当数量的巡航舰和较小的船只组成的拉芒什海峡舰队。
从所有这些来看，迪斯累里所证明的和他所想要证明的恰好相反。当叙利亚问题和塔希提岛问题使同路易-菲力浦的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的时候[357]，政府没有能够增加军备，当革命在整个大陆蔓延开来并且似乎已经威协到不列颠的最根本的利益的时候，政府也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这一点直到现在才成为可能，为什么恰好是迪斯累里先生的政府做了这件事呢？这是因为拿破仑第三的行动使人们有理由比过去，比181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担心英国的安危。此外，科布顿先生说得很对：
迪斯累里说：
迪斯累里先生似乎完全没有看到，问题是在于：军队感到在自己国家中的地位巩固这种情况将维持多久；整个民族被迫对一个人数不多的公民阶级的利己主义的不安情绪让步，对军事专制（它归根到底不过是狭隘的阶级利益的工具）的现代恐怖制度屈服，这种情况将维持多久。
迪斯累里举出的第三个原因是：
但是，迪斯累里并没有能够举出什么理由来反驳这种成见。他自己也说：“要对法国政治作出自己的评价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即使英国人民不像迪斯累里先生那样深知法国政治的秘密，他们的单纯而健全的思想也会告诉他们，当自己的国库因为疯狂的浪费和挥霍而枯竭的时候，那个既不受议会管辖、也不受报刊监督的肆无忌惮的冒险家，也就正是可能对英国实行海盗式袭击的人。
其次，迪斯累里先生举例证明波拿巴和前届政府之间的诚意协商对于维护和平起了多么大的促进作用，他举了下列一些例子：在法国和瑞士之间可能爆发冲突的问题上、在开放南美河流自由通航问题上、在普鲁士-纽沙特尔问题上，在强迫美国参加签订不侵入古巴的三边协定时期，在就向埃及推行坦吉马特政策的问题在近东采取联合行动时期，在改变关于希腊王位继承次序的条约时期，以及在突尼斯问题上实行友好合作时期，等等。[358]这使我不禁想起法国秋序党的一个代表在1851年11月底关于拿破仑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的诚意协商的演说，据说这种协定使议会有可能很容易地解决关于选举权、联合和出版等问题。但两天之后却发生了改变。
迪斯累里演说的这一部分软弱无力，矛盾百出，但是他演说的末尾对联合内阁所作的攻击却十分精彩。
迪斯累里的对手们是没有很多话可以反驳的。只有“取之不尽的政治手腕的武库”詹姆斯·格莱安爵士是一个例外，因为他至少在这样一个方面还保持了体面：他没有完全收回那些被说成是他的过失的、对路易-拿破仑的侮辱性的言词。
约翰·罗素勋爵指责迪斯累里把国家的对外政策变成了党派之争，并劝导反对党说，
辩论的结果，用于海军的全部开支将被议院通过。但可以使拿破仑放心的是：这一切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只是满足科学上的需要。Suaviter in modo，fortiter in re〔方式温和，实质强硬〕［注：同俄国谚语：“嘴甜手辣”差不多。——编者注］。
在上星期四上午，皇家律师出席了大主教法庭，以外交大臣的名义要求约·多德森爵士把档案中的拿破仑·波拿巴的遗嘱的原本及补充指令交给法国政府。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如果路易-拿破仑愿意打开这个遗嘱，并打算实现它，那末这个遗嘱很可能会成为现代的潘多拉的盒子[359]。
|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2月22日 载于1853年3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第3710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论坛报” |
注释：
[353]克罗亚特兵——是奥地利军队中的装备轻武器的军队，主要是从克罗地亚人和某些其他斯拉夫人以及匈牙利人中募集来的。——第600页。
[354]根据英国议会的传统，上院议长（Lord-Councilor）的座位用一个羊毛口袋作为座垫，它曾经是英国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的象征。——第603页。
[355]规章法是英国的以议会法令——规章为根据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第604页。
[356]指英国和法国在百年战争（1337—1453）时期中的两次大会战。1358年在普瓦提埃和1415年在阿津库尔，英国步兵打败了法国骑兵。——第604页。
[357]1839年土耳其和埃及因叙利亚问题又起冲突（叙利亚1833年被埃及军队强占）。法国对埃及帕沙（总督）穆罕默德-阿利的支持使这个时期英法在近东的关系恶化。英国为了竭力不让法国的影响在这个位子通向它的亚洲殖民地的要冲的重要地区得到加强，给土耳其以军事援助来反对埃及，并且在俄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的支持下对法国施加外交压力，迫使法国放弃对埃及的援助。
1844年由于英国代办3月间被从塔希提岛驱逐（塔希提岛在此不久以前被宣布为法国保护国），英法关系又告紧张。塔希提岛事件是英国和法国在太平洋区域的殖民竞争加剧的结果。——第605页。
[358]法国和瑞士的冲突发生于1851年12月—1852年1月，它是由于路易·波拿巴要求瑞士把法国的共和党人流亡者驱逐出瑞士国境而引起的。
在1845—1849年期间，英国和法国对阿根廷施加压力，要求开放巴拉那河和巴拉圭河，让英法商船通过。由于沿海遭到英法海军的长期封锁，阿根廷最后被迫让步，于1852年签订了开放上述河流让外国船只通行的条约。
纽沙特尔（诺恩堡的德国叫法）是瑞士的一个州，同时又隶属于普鲁士。由于1848年的2月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纽沙特尔宣布脱离普鲁士而成为独立的共和国。欧洲列强（其中包括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干涉阻止了普鲁士采取武力。一直到1857年普鲁士才最后放弃对纽沙特尔的要求。
1852年，英国和法国由于害怕美国强占隶属于西班牙的岛屿古巴，建议同美国政府签订关于不侵入古巴的三边协定。由于美国的拒绝，协定没有签订。
1851年土耳其借口向埃及推行坦吉马特政策（坦吉马特政策是1839年起在土耳其实行的一种改革政策，其目的是通过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来巩固君主政体），要求埃及统治者实行一系列“改革”，实行这些“改革”就会使这个国家重新归属于土耳其。由于英国和法国施加压力，埃及被迫部分地接受了土耳其的要求。
1852年11月，英国、法国、俄国、巴伐利亚和希腊在伦敦签订了一个议定书，根据这个议定书，指定没有子女的希腊国王奥托的弟弟巴伐利亚的阿德尔贝特代替巴伐利亚王室的另一个拒绝接受正教的亲王为王位的继承人。
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英国和法国一直阻碍突尼斯的独立，干涉它的对外政策并支持土耳其统治突尼斯的野心。——第607页。
[359]潘多拉的盒子是装满罪恶和纠纷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源出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由于好奇打开了关着各种各样祸害的盒子，把这些祸害散布出来。——第6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