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有权:荒诞人生(周末连载8)

第八章 少年心事当拏云
文/刘有权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便痴迷于读书。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有什么用?之前在璧山我曾问过父亲,父亲告诉我,孔子说:“读书优秀的人可以作官。”但我们刘氏家规,自满清入关后便有“不作官”的规定。读书是为了明理,明理是为了作人,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母亲则常常教育我:读书是学习掌握将来报效国家的本领。并常常以古人“头是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岳飞沙盘练字,曾国藩活到老、学到老……等故事激励我好好读书,练好本领,将来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叙永县城雪后景色

有了“好好学习,报效祖国”的目标,读书有了方向,学习有了动力。自1951年春考上定水中学开始,心中便有将来成名成家的梦想,学习不仅勤奋,而且有一套良好的学习方法。

这套学习方法就是:课前预习,难点在课上专心听讲,当场解决消化,作业课上做完;课余有更多的时间复习、预习,还有较多的时间看课外书籍。这套方法,部分是老师的经验之谈,部分是母亲的学习心得。我加以总结发挥,认真实践,效果颇好。我虽然天资不是最好,但运用了这套学习方法,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前列,作业总是提前完成,有时间参加文体活动,也从图书馆借阅了不少中外名著。

语文为例,凡老师要求熟读的课文,我一定要求熟背。我的“背功”窍门,是母亲传授给我的,我也向几位学友传授过,效果皆很好。学习方法我也向同学介绍过,有同学坚持运用,成绩斐然。而有的同学半途而废,不能坚持,学习成绩便可想而知了。

上初中的前三学期,我的各科成绩皆优,成绩单拿给母亲看,母亲总是告诫我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戒骄戒躁,稳步前进。看得出来,在我们这样艰苦困难的家庭,我的学习成绩,给了母亲极大的安慰,也让她看到了一线希望。

可惜,我再好的学习成绩,也未换来给母亲治病救命的钱。1952年农历十月二十六日,我刚满15岁不几天,母亲在贫病交困中,含泪而逝。去世时,三弟、四妹和幺弟在母亲身边。母亲去世后约两个小时,邻家小妹董西馨才跑来学校告诉我,我一听急忙告假回家,兄妹四人抱着母亲遗体痛哭不止,不知所措。

幸好,邻居董爸董妈找来一块门板,把母亲瘦小的遗体搬到堂屋,找来一块黑布缠在我的左臂,让我尽快去给二舅和叔伯们报丧。金姐这两天没去挑煤,这时也过来帮忙料理后事。

之前,我12岁时,经历过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二舅娘过世。至亲好友,街坊邻里来吊唁的人不少,还请了不少和尚念了七天经,上等棺材入殡,数百人送葬。而今母亲在贫病中去世,家徒四壁,既无隔夜之粮,何来治葬之费?由二舅出面,众亲戚资助,买了一副薄棺,将母亲草草安葬于南门坡乱葬岗。母亲享年还差二十天,40岁!

母亲安葬毕,由二舅和赵姑父作主,把幺弟送给一户无儿无女的余家。由堂叔刘开泰出面交涉,把三弟、四妹送到叙永孤儿教养院。

按该院规定:未满10岁的,上学读书;满10岁的,到教养院办的工厂、作坊劳动,自己养活自己。四妹当年9岁,到教养院办的小学读书;三弟时年12岁,去教养院的砖瓦厂作了童工。

母亲去世的那几天,我终日以泪洗面。母亲入土后,我才猛然记起五年前母亲领我去小桥子“刘半仙”那儿算命的往事,惊奇算命术之精准。

冬月十六日那天是母亲40岁诞辰,我专门去了一趟小桥子,拜望“刘半仙”,却是人去房空。“刘半仙”因从事迷信职业,被政府下放农村,不知去向。

我记得,就是母亲去世后两个月,正是朔风逞威的腊月,我衣着单衣,瑟瑟发抖之际,校长颜紫材送给我一件毛线衣。据说是他穿的毛衣,我穿太大,他拆了亲自织的。教务主任官学文特别安排把我之前的助学金由丙等提为乙等,使我不为吃饭发愁。

我的脚没鞋穿,长了冻疮,同学郭朝毅把他穿的鞋送给了我……在老师同学的关照下,我几乎冰冻的身心,被一股暖流激活。我从母亲去世的悲痛中振作起来,更加努力地学习,更加关心时事政治。抗美援朝战争,清匪反霸斗争,农村土改,城市镇压反革命,都是我关注的目标。特别是土改,我好多次为盼望共产的马岭乡下的陈伯伯一家祝福,也为天下农民祝福。

学校每次向社会公演,几乎每次我都是演员。而县上每次公审公判大会,学校师生都要参加,我却极不情愿。每次公判大会都要杀人,几个、十几个、几十个不等。杀人少,用步枪点射头部,叫“敲沙罐”。竟然有人胆大无比,敲沙罐的脑浆竟有人去争抢着吃,使我恶心。杀人多时用机枪扫射。我一向胆小,从未亲临刑场,去享受那杀人的快感。我记得,我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是枪毙匪首王逸涛那次,真是万人空巷,会场人山人海,群情激愤。

王逸涛何许人也?

王逸涛是叙永县黄泥乡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名震遐迩,叙永县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名虽不如黄季陆、徐中齐、王公亮、傅钟等人的名气大,但其恶行,曾使叙永人闻风丧胆。五十年代初,大人吓唬小孩:“别哭,王逸涛来了!”小孩竟会噤声,可见其霸道。

据公判大会后张贴的布告说:

王逸涛1903年生,早年外出参加共产党革命,是共产党的要人之一。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在涪陵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游击队总指挥,该部在石柱县被杨森部围剿失利,潜回叙永老家重组叙永特区游击队。1935年2月中央红军北上,经过叙永,王逸涛得到彭德怀的面见,并派人、赠枪(重机枪6挺、步枪50支),支援王所领导的游击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王任司令员。

王转战云南威信及叙永一带,与政府军多次交手,受创。后其妻安硕甫被捕,乃受政府招安,公开叛党,并受蒋介石电准,委王逸涛为“川南招抚特派员”。王出卖党组织和同志,清查红军游击队,派人杀害地下党人。叙永解放前后任“叙蔺宋剿匪司令官”、“中央救国军”总指挥,与共产党为敌。

195O年3月16日,派匪首周少云率匪众攻打两河区政府,洗劫两河镇,其势益张,使叙永县城一日数惊。后清匪反霸运动中,其部被清剿,王逸涛于195O年11月15日晚被捕,1952年2月公审后枪毙。此个危害叙永二十五年的罪魁伏法,人人称快。

当时母亲尚在,对我说:民国二十六年夏天,王逸涛曾派人来找过父亲,动员参加游击队。那时父母亲已结婚两年,有家室的父亲便婉拒了。民国二十八年冬,祖父动员父亲参军抗日,王逸涛再没有派人来过。

王逸涛任特派员时,曾在叙永南门郊外修有庄园一座,豪华气派,大门扁额书有“逸涛”二字,人们称为“逸园”。王死后,“逸园”被没收,王尚有两个未成年子女,被孤儿院收养。我母亲去世后,三弟、四妹也进了孤儿院,与王逸涛子女同学习、同劳动。

叙永定水中学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图书馆,是我课余去得最多的地方,除了借书,便是读报。我的堂叔刘开泰在朝鲜作战,我对朝鲜战争状况尤为关心。开泰叔叔负伤回叙永后,朝鲜战争我也在关注。我从开泰叔叔口中得知,我方以“小米加步枪”对抗“飞机加大炮”的联合国军,虽打胜仗却伤亡惨重。与报上所载,我方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有差距。

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交换战俘,比例为1:5,我方给敌方1名战俘,敌方还给我方5名战俘。我才开始怀疑报上的消息未免真实,开始了我读书不尽信书、读报不尽信报的人生。却因此吃了太多的苦头,给我的亲人们带来太多的苦难,令我愧疚不已。

每到寒暑假,我无家可归,便住在学校。假期没有助学金,学校里和我一样假期无家可归的有好几人。学校东挪西凑,挤出点钱给我们几人假期助学金照发,使我不至于去挑煤养活自己。

我便利用假期,大量借阅中外名著。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普希金、契柯夫、托尔斯泰……都成了我的精神导师。他们的著作我爱不释手,废寝忘食地阅读。莎士比亚全集有好几种译本,我最爱读朱生豪先生的,他翻译的莎氏剧本,以诗的抒情语言,行云流水般的笔法,我百读不厌,胜过当年读《红楼梦》的痴迷。

在假期留校的几个同学中,有一位同年级女15班的同学,叫陈明书,与我年龄相仿。她的嗓音特别好,是音乐老师胡世伟的爱徒,曾主演歌剧《果园姐妹》,名震全县。她的父母亲都是旧政权官员,1951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刑,双双入狱。她的弟妹也在孤儿教养院,其情况略似于我。假期天天吃饭在一桌,便渐渐熟悉起来,有“同病相怜”之感。

初中毕业时,她动员我和她一道报考泸州师范,三年后工作,好扶养弟妹。老师们则动员我上高中,将来读大学,对国家贡献更大,我亦心动。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我便去找三弟商量。

三弟说:“母亲和我们弟妹都寄希望于你。二哥,你上高中、读大学,我拼死拼活都资助你。”那时,年仅14岁的三弟,进叙永耐火材料厂当了童工,每天定额打耐火砖300块,月工资18元。

我听从了三弟的建议,未读师范,报考了高中。以后上高中三年,三弟每月将所挣的血汗钱按时给我5元(假期则每月10元),使我顺利读完高中。我当时想,我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北京大学,将来当教授,挣了钱好好报答三弟。汉淮阴侯韩信尚能“一饭千金”报答漂母,将来我功成名就发达之时一定会如韩信,十倍百倍报答。哪知,荒诞一生的我,竟成了忘恩负义之人,未报三弟于万一!

高中刚考罢,尚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我便信心满满,搬进了官井坝,住进叙永中学的宿舍。学校也奇怪,竟然收留了我。以后才得知,官学文主任曾向高中推荐,原来如此。

叙永中学,历史悠久。初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名永宁中学堂,校址即今官井坝。民国元年(1912),改为永宁联合中学校,民国二十年(1931)增设女生部(我母亲才有幸就读)。民国二十四年,更名永属联立初级中学校。民国二十九年,为省立叙永中学,同时增设高中部,招收男女生。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有初中三个班、高中八个班。

叙永现代许多名人,如陆更夫、张子玉、杨伯谦、曾缄、张颐、李铁夫、袁牧华、徐中齐、傅钟……等都出自该中学。名人岳选青,曾担过永宁中学堂监学,写《婉容词》而名扬全国的白屋诗人吴方吉,也曾在该校任教。总之,当之时,名师荟萃,人才辈出。

1954年秋,我上高中时,不少老师已调到大学任教,叙永中学有初中六个班,高中三个班。叙永中学当时是川南叙、蔺、宋三县的最高学府,我们班当年招收57名学生,便来自三个县的四所中学。男生34名、女生23名,皆朝气蓬勃,青春焕发,勤奋好学。其中,来自定水中学的男女生14名,当班干部的一个也没有,班干部被来自古宋中学、古蔺中学及来自本校初中的几个人瓜分。班上有几个团员,成立了团小组。

高中三年,我没有当过班干部,更没有当过学校学生会的干部,但学校当时的校刊黑板报几乎全是我主编。班上各科有科代表,协助老师收发作业,我也仅当过语文、英语两科科代表。但学期的各科总成绩,我总在前三名之列。

古宋中学来的一个男生叫陈志华,惊异于我的学习成绩,曾问过有何窍门?我便把我的学习方法毫无保留地告知,他成绩提高很快。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云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在攀枝花某中学当化学老师。他用我的学习方法开导他的同学和学生,他教的学生一直非常优秀。

上高一第二学期,由于我学习成绩好,肯帮助同学,团支部便邀请我去听团课,培养我入团。我去上过一次课,主讲人说:“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共青团员要听党的话,忠于党,作党的驯服工具。”

我自幼养成了一个怪脾气:书上的话、报上的话、家人的话,我认为对的,我就听;我认为不对的,便不听。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承认;但党不是圣人完人,说的每句话都对,作的每件事都正确。叫我听话,我尚可以接受大半,叫我作“工具”还要“驯服”,我坚决不干。于是我再不打算入团入党,这就为我的人生开启了苦难之门。

1955年初,中国新闻代表团受邀访问南斯拉夫,发回的报道,称铁托是南斯拉夫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朋友,我很吃惊。我读过的政治书上赫然写着铁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把南斯拉夫变成了修正主义的邪国,怎么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我向《人民日报》社写信询问,信被转到学校,校长便在全校大会上宣布给我“记大过”一次处分,给了我当头一棒。过了一年,“记大过”处分才撤销。

叙永中学高57级“星河球队”留影

高中三年,也留给我许多美好记忆,同学们都勤奋好学、努力上进,同学间无论在学习上生活上都能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班上的团小组,并未因我不争取入团而厌弃我,冬天还动员班上女团员给没有鞋穿的同学纳鞋底做布鞋。

团员陈务本同学,是班上五朵金花之一,心地善良,她曾受团小组委派,冬天给我做过布鞋。她纳鞋底时,麻线在她冻红的手上勒出一道白痕,其情其境几十年过去,我记忆犹新。我的外衣、运动衣、被盖、床单,三年间一直是一位叫任运仙的女同学抢着洗。她是我的同桌,学习上我也尽心尽力帮助她。

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全社会开始粮食定量供应。学校也由原来“放开肚皮吃饭”变成了计划供应,我们称之为“缩食”。就餐时,由原来在大甑子里自由取饭,改为每桌分饭。饭盛在一个大饭盆中,平分为八份。每桌五男三女,男生的饭量大,我的饭量尤大,平分的饭只能吃个六七分饱。

女同学们几乎每一个都是把她们那份饭、那份菜,分出一部分让给男生。那时都是正长身体的时候,女同学们省吃支援男生,多么难能可贵!我至今仍然感激,提起就泪流满面。

我上高二时,曾得过一场怪病,在医院住了四十多天,得到过老师、同学们无微不至的照顾。生病期间,同学们几乎每天都把他们的听课笔记带来床前,给我补课。回校后,有的老师还把我叫到家中,一边让我喝鸡汤,一边给我讲课,使我期考成绩仍列前三。至今难忘当年师生、同学情谊。

上高二下学期开始,学校开展“劳卫制”体育锻炼。我平时除喜爱读书之外,也喜欢运动,爱打篮球、排球,也爱当裁判。我是班上的篮排球代表队成员,我们的球队有人建议名“健勇”,我却建议名“星河”,为什么?我说,我们每个队员都是一颗星,我们球队由众星汇成,故名“星河”,全班一致同意。

学校开展“劳卫制”活动,全校热气腾腾,力争上游。而我班最先通过“劳卫制”考核。发“劳卫制”证章那天,县上的樊县长亲来祝贺,并与我们班同学合影留念。校长、班主任、老师也参加合影。

开会、合影的排位极讲究,前排正中是樊县长,他的右边是金世俊校长,再右是班主任彭忠褀;樊县长左边,老师同学一致推荐我,紧靠樊县长坐。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惭愧,但给了我莫大鼓舞。

樊县长到校颁发"劳卫制”证章与师生留影

教我们的老师,大多德才兼备。有的老师过去曾在大学教过书,因种种原因留了下来。我来上高中之前两年,有将近十位老师调去大学任教,以致叙永高中由原来的八个班,降到而今三个年级三个班,大不如前了。

教我们三角函数和制图学的郑祖修老师,教学经验丰富,他在黑板上无论画方画圆,从不用规矩,画平面、立体图亦然。使我们既惊叹更佩服,没有一课不着迷。上历史课的蹇士珍老师,把本来枯燥无味的历史,如数家珍一样,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讲得生动有趣,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教英语的胡庸老师,课讲得好,对学生要求极严。那时英语课文用的是林汉达编的本子,较深。胡老师每课都要求我们熟背,课堂上只准讲英语。严师出高徒,县上举办英语讲演、英语比赛,我班必得冠军。

相比较而言,教我们语文的黄行知老师较弱一点。他本是南下干部,我读定水中学时,他教我们英语;我上高中时,他调来教语文。他的语文讲得好,对学生作文也要求极严,批的多、改的少,对我的作文启发很大。他讲古诗词、古文,稍显功力不足。

有一次全校语文老师及校长、主任要来听他的公开课,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备课时,他叫我去协助备课,听讲,提意见。我花了整整一夜未睡。公开课获得成功,他还特地买了一支金笔给我。这事,我后来忘得一干二净。

2O12年冬,我和作曲家朱肇玉到攀枝花市过冬,受邀到陈志华家拜望。陈老师夫妇热情接待了我们,陈还向朱介绍我高中时如何优秀,就提及我帮黄老师备课一事,我才记起。我在他家住了三天,高中往事,无论巨细,他都历历道来,如在昨日。而我在“文革”期间坐过七年牢,一次冬天差点被一氧化碳要了命,从此记忆力大减。

教物理的郑洪铭老师,我上初中时便教我们物理。我上高中,他也调来教我们物理。我觉得物理课是中学最好学的课,初中到高中,无论期中期末考试,我都提前交卷,都是满分100分。但有一次例外,得99分,让我哭过一次。

那是我上初三时,班上有个同学名叫蒲春才,物理学得特别好,每次考试都和我一样100分,不分高下。我总想超过他,暗暗较劲。考试分数一样,那就比速度。初三上学期中考,45分钟的题,我不到30分钟做完,交了头卷。心中暗喜,这回看你蒲春才认不认输?试卷发下来,他得满分,我得了99分。

原来我是贪快,试卷上不慎有个墨迹,被扣1分。我自尊心大挫,当众哭了一回。蒲春才反而劝我说,我比他提前15分钟交卷,仍是平手,我才止住了哭。此事至今和老同学见面,仍为笑谈。从此以后,每种考试,我再不争交头卷。

高中三年毕业,面临高考,郑祖修老师上高二时便鼓励我将来报考南开大学数学系。到我临毕业时,郑祖修老师成了右派,从课堂上被抓走,再也未坚持让我报考南开大学。

黄行知老师、蹇士珍老师都劝我考北大。黄老师建议报考北大中文系,蹇老师建议报考北大历史系。他曾鼓励我说:“你不读北大,有几人能读北大?”报考时每人可填九个志愿,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中文系,第二志愿北大历史系。

谁知我运交华盖。毕业时,全国正掀起反右运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高考先要经过学校政治审查,我们考生蒙在鼓里哪里知道?考试结果,我和班上十来个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竟没有一个考上,我仍不知究竟。未考上,以为自己临场发挥不佳,那就明年再考。

1958年大跃进,高校也大跃进。当年招生名额扩招许多。我降了等级,不敢报考北大,只报考四川大学。心想,今年定能考上。

结果依然名落孙山!我心灰意冷,我歌我哭我笑。我拏云的少年心事,如花凋零,香消玉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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