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发现第一人
王襄先生
“甲骨文之父”的来历
1949年前，《华北日报》有人撰文：1899年秋天，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因患疟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药店去抓药，从抓回的药中发现一味中药——龙骨上有许多刀刻的符号，既不是古籀又非篆字（当时人们所见籀篆，为最古老的文字），引起他的注意。王懿荣特意派人去达仁堂药店购回全部龙骨，认定这些文字比当时人们知道的籀、篆还要早。
王懿荣生前没有记录其得到甲骨的经过。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记载，王懿荣共买过三批甲骨。最初在古董商范维卿（字寿轩）处买到12片甲骨。1900年春，买到900多片甲骨。不久，他又从古董商赵执斋处买到几百片甲骨。一年时间里，王懿荣共买到1500多片甲骨。由此，王懿荣成了最早发现甲骨文的人，被称为“甲骨文之父”。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临危受命，最终以身殉国。之后，王懿荣的次子王翰甫为还债，变卖家中文物，刘鹗闻讯赶来，将王懿荣所藏的甲骨全部买走。刘鹗又从古董商赵执斋手中买到3000多片甲骨，还派二儿子赴河南安阳搜集到1000多片甲骨。刘鹗总共有5000多片甲骨，并称这些甲骨为“龟板”。1903年，刘鹗出版《铁云藏龟》，有人称之为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作”。故事至此，王懿荣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人、刘鹗出版了第一部甲骨文著作，似乎已成定局。
谁才是第一发现者
事实果真如此吗？一些人开始质疑。李鹤年是天津松茂堂药店的少东家，曾有过详细考证，认为上述并不属实：一是，当时药店在收购龙骨时，凡是上面刻有文字的，药店不收，一定要把字都磨掉后药店才肯收购。王懿荣发现大量带字的龙骨不可能。二是，达仁堂乐松声回忆，1900年以前北京根本不会有达仁堂。
既然《华北日报》关于王懿荣购买龙骨的记载不可信。那谁才是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
1898年，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来津，在与王襄闲聊中谈及河南出土有带字的龟板，当时孟广慧在场。孟广慧认为有可能是古代的简册。二人敦促范寿轩若再来津带一些。1899年秋，范寿轩携带龟板来到天津，住在城西马家店。这一段在龚望的《王纶阁先生事略》中有记载：“孟即约同王纶阁、马景含、王燮民等同看，四人所见略同，惊为神物。”
范寿轩看到四人的神情，心中暗喜，认为此物奇货可居，他当即决定：每字一两白银。一块龟板或兽骨上，少则几字，多则十几字，这着实让囊中羞涩的王襄为难，只得买些小块的龟板和兽骨。而孟广慧因得到叔父孟志清资助其去湖北旅行的银两，多买了一些。这些在王襄的《簠室殷契》一书中有记载。
严格地讲，甲骨文的发现者是四个人，因马景含、王燮民二人未曾收购，孟广慧又无著述，所以王襄为甲骨文发现第一人不为过誉。1903年，刘鹗的《铁云藏龟》并没有“甲骨”之说。至此，谁是发现甲骨文第一人已经明了。
王襄研究甲骨文70年
王襄竭力购求甲骨并整理、研究、编辑成书，前后近70年。
自1900年起，王襄将甲骨文陆续辑录成《贞卜文临本》，该书分三编，第一编为孟广慧所藏并于1900年摹写的330条。孟广慧在甲骨文方面无专著亦未保存其原始写本，因此王襄这一抄本尤显珍贵。从王襄的著作中，我们可知，1900年孟广慧摹写的甲骨文与1903年刘鹗出版的《铁云藏龟》相比较，其摹写的甲骨文当为我国第一部著作，只是未能及时出书罢了。
王襄的《簠室殷契类纂》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字汇，开创甲骨文字典先河，1920年12月由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出版。当时出版相当困难，王襄供职河南，正值大量甲骨出土之时．他节衣缩食，所获甚多。王襄每月为天津《河北博物院月刊》写稿，有时需用药墨写于透明纸上寄来，颇费周折。在发行时，预知销路不好只好印了三百部，以100部作为稿酬赠给王襄，其余200部积压许久才开始售出。王襄收藏的甲骨，计有数千片，其中一级珍品七八十片，二级甲骨亦有三四百片之多。
郭沫若曾为误解致歉
故事到此，本应结束，但围绕着王襄与甲骨又生出许多波澜。
1914年，为生活所计，王襄到长芦盐务稽核所石碑支所任职，开始长达25年的漂泊生涯。为研究甲骨文，王襄始终将其携带在身边。1934年他从湖北返津，铁路局托运行李将装有甲骨的木箱遗失，王襄十分着急。最终在张家口站找回，但箱盖已被撬开，所幸甲骨未失。从此，王襄再也不敢携带甲骨外出。天津沦陷期间，王襄失业在家，生活困难。古董商贩得知王襄生活窘迫，多次跑到其家中劝说将甲骨卖给日本人。王襄则以将甲骨存放内陆为借口，搪塞过去。解放初，甲骨学家董作宾从国外来信询问王襄如果有意出售所藏甲骨，可代为介绍。王襄阅后随即复信婉言谢绝。
王襄的著作中，所引甲骨或是临摹的作品或是精美的拓片。但这遭到许多人的非议，认为所用资料怪诞，此说尤以郭沫若为甚。然而王襄治学依然如故。等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出版后，大量引用了王襄的《簠室徵文》《簠室殷契类纂》等著作的内容时，人们才相信。后来，郭沫若见到王襄所藏甲骨，著文推翻自说并婉言向王襄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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