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巾帼闹学堂敌区巧转圜

｜每周五更新／廉克飞（撰文）｜

杨祖彤

杨祖彤的祖籍安徽寿县，祖父杨歧珍逝世后，祖母卖去田产，携子女迁居扬州。祖父母共生七个子女。老五夫妇没有生孩子，老四夫妇便和他们商定，将尚在母腹中的第三个孩子给他们继承，这个孩子就是杨祖彤。杨祖彤出生的第二天就被五叔抱过去抚养了。五叔五婶成了杨祖彤的父母，他们对这个女儿百般疼爱，视如掌上明珠，自她五岁时，便给她请了一位家教老师。自小杨祖彤就女扮男装，一切任性随意，按父亲定的规矩，杨祖彤每天到从私塾回来之后，都要向父母以男性礼仪作揖打拱。可是平时杨祖彤和男孩玩耍时全然不顾斯文礼仪，她经常同男孩厮闹，甚至搂抱在一起打闹，由于她平时只和男孩子来往，久之，在心理上也就滋生了男性化的意识。有一次，她随母亲赴宴，自然被安排在女宾席上，杨祖彤却羞得面红耳赤，低下头不敢正视。就这样，杨祖彤渐渐养成男孩子的性格：大胆、泼辣、粗犷。

杨祖彤9岁时母亲去世。父亲用一千块银元买了一个“小姨娘”，才15岁。自从来到杨家，这个“小姨娘”就成了父亲的“出气筒”。杨祖彤很同情“小姨娘”的遭遇。因为立有“卖身契约”，“小姨娘”的母亲只得暗自来看望她。“小姨娘”乘人不备，“偷”点米和钱悄悄给母亲。杨祖彤遇到这种情况，就故意避开装作看不见。

杨祖彤15岁时，已跟老师学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左传》，初步打下了国学基础。这一年，杨父又专门请了一位黄先生来家为杨祖彤授课。但是有一段时间黄先生接连几天没有来，父亲叫杨祖彤前去探望他。杨祖彤来到黄先生家中，大吃一惊。只见黄先生躺在用板凳搁置的木板床上，盖一条破棉被，黄师母坐在一张小木凳上，旁边一张破桌子和一个锅腔子，几乎是家徒四壁。当时她在感情上受到强烈冲击，不由想起杜甫诗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她虽自幼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由于性格开放，敢于大胆思索，继而产生了同情穷苦人的朦胧意识和正义感。

杨祖彤17 岁时考取了私扬高中，此时她开始对社会现实产生不满。私扬高中有位校领导经常吸鸦片烟，有一次上课时，杨祖彤发出“嘘”声。这位领导很气愤，责问：“谁嘘的？”杨祖彤大胆应道：“是我嘘的。"这位领导气坏了，但又无可奈何。学校每天有升国旗仪式。有一天，杨祖彤将升旗绳子的一端系在一个小孩身上闹着玩，结果把国旗拉脱下来。这位领导正好借题发挥，宣布“杨祖彤侮辱国旗，立即开除学籍”。这显然是公报私仇，舆论哗然。镇江《三三日报》发表评论，认为这样处理不当。这位领导慌了手脚，设法将杨祖彤转学到镇江师范，以此了结。

杨祖彤到镇江师范后，家道中落，已难以接济她生活费用。于是她利用课余时间，向《三三日报》副刊投稿，署名“蛀虫”，每千字稿费一元，既可挣些日用零钱，又能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这个学校是实行男女生分班制学习，女生班学生家境多半宽裕，但学习多不认真，而男生班有一些学生与特务有关系，情况比较复杂。男女两班时有矛盾发生，渐渐形成对立。

男生班把以杨祖彤为首的华士桢、朱风樵、伍崇毅称为“四大金刚”。有一次，学生自治会选举，女生准备争当主席。杨祖彤预先组织女生，提前入席。却发现男生已先坐进了礼堂，大会为他们所掌握。男生中一个与特务有关的学生当选了主席，杨祖彤当选了学习委员，女生竞选失败了。不久，男生提出“妇女回到家庭去”的口号，遭到女生反对。于是双方展开了论战，写文章贴在墙上，各抒己见。杨祖彤率领“四大金刚"自是带头论战。双方互不相让。最后由校长曹镇出来“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草草了结此事。

1935 年“一二·九”运动发生后，杨祖彤、华士桢等几个人商量，准备发动镇师学生罢课，要求抗日，结果又被男生中的少数人以“学生自治会”名义给破坏了。自此以后，杨相彤经常发现自己被人盯梢，信件有被检查的迹象。她决计走出镇师去陕北上红军大学。华士桢等都因故走不开，于是约扬州的邱生凡同往，信的内容全用暗话。

几天后一个晚上，杨祖彤从自修室回寝室的路上，忽然窜出一个人掏出手枪顶住她的胸口：“跟我走！”杨祖彤被捕后，方知邱生凡在六圩过江的轮渡上也被捕了。杨祖彤被带到国民党省党部去“谈话”，杨祖彤坚决不承认有“越轨”行为。接着，学校把她保释出来，但不允许再回宿舍去。原来这是特务的圈套，准备“放长线钓大鱼”。几天后，杨祖彤又被关在一个小房间内。她听到看守说“里面关的是政治犯”。她还是什么也不承认。最后，由杨祖彤的家中保释出来。此时，已放暑假了，学校照样发给她毕业文凭。杨祖彤回扬州后，分派到小学任地理教师。

1938 年上半年，经人介绍，杨祖彤去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学习，取名“杨玫”。经办人错写成“杨玖”，于是大家叫她“杨玖”。讲习所内均由著名人士讲课，如孙冶方讲《论持久战》等。后来动员学员到新四军军部去，杨祖彤首先报了名。正在积极准备时，邱生凡从嘉定来沪，他是向上海地下党要人去嘉定工作的。于是杨祖彤等1938 年11 月随邱生凡去了嘉定的“淞沪人民抗日自卫队”。杨祖彤先在政训处任服务团团长，后调直属一分队任指导员。当时嘉定一带游击队很多，其中有些并不抗日，群众讥为“游吃队”。杨祖彤所在部队提出反伪化斗争，对之进行分化瓦解。

后来，杨祖彤和一分队在“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领导下，配合“江抗”攻打八泗桥。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最后这一仗打胜了，俘虏了不少日寇和伪军，缴获好多枪支弹药。后来“江抗”奉命西进，一分队划归“江抗”。杨祖彤等六位政工骨干留了下来，他们奉命就地坚持做群众工作。但群众见大部队走了，心里害怕，不敢和他们接近，工作很难开展。

1939年12月，组织上决定杨祖彤他们转移到常熟地区，在“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领导下工作。当时这里尚无正式地方政权组织，就是“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领导下的三个组织：武装民抗、财经委员会、教育委员会。

1940 年 2月，杨祖彤调任教育委员会主任。该会领导下有四个中心小学，校长均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同时她们还办起师资训练班，吸收当地知识青年参训，每期训练40天左右，教育内容有形势教育、统战政策、教育学等。

根据当时形势，教委提出“走出课堂去”、“教育群众化”的口号。各小学全是青年教师，思想开放，肯吃苦。在敌人“扫荡”时把学生带到偏僻地方坚持教学。教委还成立儿童团，组织联络网，以学校为据点，四处密布。一有情况，就一站一站递送下去，得以主动掌握消息。教委编印的教材等，也通过儿童团传递，各学校能及时使用。由于常熟地区教育工作发展快，有成绩，1940年6月，领导上决定把教育工作推及苏州、太仓部分地区，改称苏常太教育委员会，杨祖彤任主任。

1941年3月，杨祖彤被调到澄锡虞地区工作。当时苏南地区的工作，由谭震林负责的苏南党政军联合委员会领导，正当工作有所开展时，1941年8月，敌人开始向澄锡虞地区“清乡”。

苏南党政军联合委员会总结苏常太地区反“清乡”的经验教训，有计划有准备地组织大部分同志撤退、转移，只留下县级以上精练干部80多人，携带短枪，组成“大武工队”，坚持在澄锡虞地区斗争。后因形势需要，又化整为零，两个人一组分到各地领导群众坚持斗争。杨祖彤和一个同志分到锡北县。后来终因形势紧急，谭震林亲自召见留下坚持的五位女同志谈话，决定让她们暂时先设法撤离，然后由组织上派人就地联系，每人发给路费几十元。其中四位暂先去沪，杨祖彤回扬州家中。杨祖彤摘下眼镜，化妆绕道上海返回扬州，时为 1941 年9月底。当时杨父已去世，弟妹四人已经去了解放区工作，只有生母和一个小弟租住扬州旧城九巷27号一间陋室，穷困潦倒，一无所有。杨祖彤暂时隐居家中，等待组织上的联系。

1941年10月，组织上派人来与杨祖彤取得了联系。杨祖彤秘密去了扬州东乡，杨祖彤到扬州东乡后，通过关系，谋到了江都县民众教育馆内一项工作，是帮助编写伪《县长言行录》。由于她很有写作十分有文采，深得馆长的信任。杨祖彤考虑为能更多地教育、团结求进步的青年，经缜密策划，促动馆长出面，以民众教育馆名义办了一个“读书会”。杨祖彤对吸收读书会成员很慎重，参加者都是可靠的亲朋好友，也有少数是在校的中学生。

读书会主要由杨祖彤讲课。采取“有形”与“无形”两套做法。“有形”的是公开印发文化教育内容的材料；“无形"的是口头宣讲抗日的道理，激发青年的抗日爱国热情。由于发展慎重，因此“安全”一直没问题。但是到了1942年夏季，读书会里面开始混进了“女特务”，这个女特务在读书会里面鼓吹青年学员应该到大后方去，为此，上级组织指示杨祖彤动员读书会成员到解放区去。于是杨祖彤分别动员了三批青年去解放区，可是由于在这期间，有青年学生被捕，杨祖彤和读书会立马陷入危险的境地，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杨祖彤临危不乱，有组织有秩序的作出果断而恰切的撤退安排，保证了扬州城区地下工作不受影响。1942年7月7日，杨祖彤秘密转移去了江都解放区。在解放区，她真正施展开了手脚，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待续…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