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把困苦的日子过成诗
苏轼像。
苏轼行迹图。
《洞庭春色赋 中山松醪赋》手卷及细节放大图。
本报记者 吴 限
手记
我们为何惊喜
本报记者 吴 限
看《洞庭春色赋 中山松醪赋》，从心底里泛出“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兴奋。
它虽然历经岁月沧桑，却依然墨色如新，那份浓郁的诗意未减分毫。我特别想知道，当年苏轼在贬谪途中写下这件作品时，是怎样的一番心境？
采访结束，我再一次被这件国宝的曲折经历所震撼，为我能欣赏到这件历经朝代的更迭、战火的洗礼而幸存下来的国宝感到幸运。确实，每一座博物馆都是民族文化宝库，每一件文物的生命轨迹都让人为之叹服。我们应该感谢无私捐赠国宝的刘刚，我们更不应该忘记那些为寻找国宝、守护国宝而默默付出的文博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付出和无私捐赠，我们今天才有了一睹旷世国宝风采的机会。
杨仁恺曾说：“国宝的沉浮和历史的沉浮是一样的，乱世里流失，盛世里才能回归。没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文化的复兴。”我深以为然。
《洞庭春色赋 中山松醪赋》就像一座宝库，不同的人在其中会得到不一样的宝物。不过，他们获得的喜悦应该是一样的：只要能够见其真身，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杨仁恺当年在第一次观看《洞庭春色赋 中山松醪赋》真迹后，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他当时非同寻常的“满足感”：“此两赋既能直观其笔墨酣畅，而文辞又铮铮有声，如此国宝，岂能以金钱论价哉！”我们今天有幸见到这件历经磨难而回归的国宝，赏玩追摹，想到当年帝王得到它时的欣喜，大概也不过如此。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对国宝承载的人文价值有着更深刻的认知：“我们经过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都缩短了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应该放慢脚步，思考我们是谁，整个民族的认知是什么，谁能给予我们精神上的滋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让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孩子们需要去思考，我们更是如此。基于此，我们从浩如烟海的馆藏文物中，甄选了这些文物，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让观众对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有更深刻的体悟，同时也让更多人爱上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宝。”
作为参与此次报道的记者，我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国宝本身并不会说话，这就需要我们记者深入地挖掘、解读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及文物本身传递给我们的精神内涵。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做到以这些文物为连接点，激活“唐宋八大家”的“前世传奇”与“今生故事”，带领观众认识、触碰文物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自信。
提示TISHI
在辽博“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上展出了一件国宝——《洞庭春色赋 中山松醪赋》手卷，此卷是苏轼手书的两篇赋文，为目前所见苏轼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的一篇，讲述的是苏轼被贬后，自己酿酒的方法和酒文化。而作为吉林省博物院镇院之宝，围绕《洞庭春色赋 中山松醪赋》的流传、发现、鉴定、入藏有着不同寻常的曲折经历。
被贬路上誊写两篇名赋
《洞庭春色赋 中山松醪赋》（以下简称“《洞庭中山》二赋”）由7张白麻纸接装而成长卷，横306.3厘米、纵28.3厘米。《洞庭春色赋》在前，有苏轼行书32行287字；《中山松醪赋》在后，有苏轼行书35行312字，两赋末端为苏轼自题跋文，10行85字，前后总计684字。
该作品书写于1094年，那一年苏轼59岁。他在被贬岭南时因雨受阻于襄邑(今河南睢县)，当即兴致勃勃，挥毫将以前写过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誊写于手卷上。《洞庭中山》二赋既是写酒，又是抒怀，抒发因仕途坎坷而郁结在心中的不平。文章豪放畅达，想象丰富，书法沉雄劲健，一气呵成，珠联璧合，堪称双绝。
据吉林省博物院陈列部主任张磊介绍，作为“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上颇具分量的一件展品，《洞庭中山》二赋是第一次与辽宁观众见面。展品在辽宁省博物馆只展出20天。
苏轼《洞庭中山》二赋究竟写的是什么内容呢？“要是只看题目，你会不会以为是在写景？”张磊接着说，“其实‘洞庭春色’和‘中山松醪’是两种黄酒的名称，苏轼在这件作品里写的是这两种黄酒的酿造方法以及酒文化。”
为什么像苏轼这样一位大才子，用了近700字的笔墨去写酒、颂酒，对中国的酒文化这么情有独钟呢？
1080年，45岁的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半年，幸得范镇等人营救，才被释放出狱，被贬黄州。到了黄州后，他心如止水，把贵贱、毁誉、得失乃至生死都置之度外，于是他游山水、烹美食、酿酒……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评价：“苏轼的一生本就拥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散文作家，他是士大夫，也是酿酒实验家……”苏轼不但喝酒，还尝试酿酒。在黄州，他酿过蜜酒；在颍州，酿过天门冬酒；在惠州，酿过桂酒；在海南，为了去除三尸虫，轻身益气，他酿了天门冬酒发放给当地人饮用。这种酒在唐代就有，据唐人王焘《外台秘要》说，天门冬酒“疗五脏六腑大风，洞泄虚弱，五劳七伤，症结滞气，冷热诸风痫恶疾，耳聋头风，四肢拘挛猥退，历节风，万病皆主之，久服延年轻身，齿落更生发。”
后来，苏轼总结多年酿酒经验还写了《东坡酒经》。
“洞庭春色”是以黄柑酿就的一种酒，为安定郡王所发明。自唐开始，酒也称“春”。因为当时还没有掌握现代的蒸馏技术，所以那时候造出来的酒，不仅酒精度低，而且色也不纯，颜色呈黄绿色，很像早春嫩芽初发的颜色，就以春代称酒。如古籍中提到的金陵春、竹叶春、曲米春、抛青春、梨花春、若下春、石冻春、土窟春、烧春、松醪春等都是酒名。苏轼在赋中所写的“洞庭春”是宋代时的一种酒。苏轼不仅有《洞庭春色赋》，他还写过《洞庭春色诗》，说这酒“瓶开香浮座，盏凸光照牖”，足见他对这种酒的喜欢。
在定州任上，苏轼开始酿中山松醪酒，并写下《中山松醪赋》。他对松醪酒进行了创新，通过烹煮松节取出枝中脂，跟黍米、麦子一起煮熟，然后以此为原料酿酒。酿出的酒，味道甘甜，余味略苦，酒体幽雅，独具风味。据说，苏轼喝了自酿的松醪酒，可以把拐杖扔了走路，也不用小童每天捶背按摩了。《中山松醪赋》就是讲述他酿中山松醪酒的经过。在中国古代，给中山松醪酒作赋的，只有苏东坡一人。
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受后人仰慕
苏轼的一生，历经坎坷。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苏轼被取消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两职称号，罢免了定州知州的官职，被贬往更偏远的岭南地区。
在《洞庭中山》二赋长卷的自题中，苏轼这样写道：“始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戏为作赋。后予为中山守，以松节酿酒，复以赋之。以其事同而文类，故录为一卷。绍圣元年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东坡居士记。”此处记述了苏轼写此卷的时间和成因。
十几年来，张磊和他的同事们整天研究苏轼，这也让他成为研究苏轼以及苏轼书法的专家。他告诉记者。苏轼一生政治上不得志，却把日子过成诗，与山水相亲，与佳肴美食相伴，一生豁达、淡雅。说起书法的特点，他说：“在宋代的书坛，苏轼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其行书、楷书得力于李邕、颜真卿和杨凝式而能自成一家。后人把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北宋四大家’。现今尚能见到的苏轼真迹原本已不多了。”
“苏轼在书写《洞庭中山》二赋之时59岁，正是笔力鼎盛、老辣之时。整幅长卷结体短肥，笔意相通，闲雅飘逸。有人评其字‘如棉裹铁’，又如‘老熊当道’，在平实、朴素中汪洋浩荡。展现出的是一种悠然自得、不温不火，看破红尘、参透生死的超脱，很难相信这种恬淡的心境，出自于一位贬谪途中的犯人之手。”张磊说。
当年的苏轼怎么也想不到，他在被贬途中即兴书写的长卷，历经近千年竟让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为之倾倒。清乾隆皇帝十分喜爱《洞庭中山》二赋，曾4次在此卷上题跋，赞曰：“精气盘郁豪楮间，首尾丽富，信东坡书中所不多觏。”此外，该卷拖尾处有元人张孔孙，明人黄蒙、李东阳、王辞登、王世懋、王世贞、张孝思的题跋和题诗。明代书法大家张孝思题赞二赋跋曰：“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明代书画鉴藏家王世贞则称：“此不惟以古雅胜，且姿态百出，而结构谨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观者毋以墨猪迹之可也。”
国宝曾失踪30多年
宋代苏轼的墨迹何以跨越近千年的时光，“闯关东”成为今天吉林省博物院镇院之宝呢？
据史料记载，苏轼《洞庭中山》二赋成卷之后，曾由金末元初时郭仲日所收藏，到了明代，先后由郑达、李东阳、陈朋思等人递藏，清代又由梁清标、张应甲、安仪周等人所得，乾隆时入藏清内府，刻入《三希堂法帖》。溥仪出宫时将此卷携出，藏于长春伪皇宫，1945年遭哄抢，部分书画流失。
1952年，吉林省博物馆成立以后，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清宫散佚书画进行调查、寻访、征集，经过业务人员的不懈努力，一部分散佚书画已陆续收归国有，但流传有序的宋代苏轼《洞庭中山》二赋却始终没有下落。
1981年12月上旬的一天，吉林省博物馆收到了吉林市书画家金意庵的来信。信中告知，苏轼《洞庭中山》二赋墨迹在吉林市一名叫刘刚的中学教师家中。吉林省博物馆立即派人前往吉林市联系此事。当刘刚把所藏的苏轼手卷徐徐展开时，在场的专家们无不欣喜若狂，那自然天成、得心应手的清新字迹，那白麻质地、气色如新的七纸接装，那66枚鉴赏收藏的朱印，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此卷除前隔水、引首在散佚时被人撕掉，正文首行略有残缺外，其余皆完好无损。
经调查得知，刘刚的父亲刘忠汉系伪满洲皇宫的下级军官。1945年8月的一个夜晚，溥仪丢下他的皇帝宝座和伪皇宫小白楼内收藏的1300多件国宝落荒而逃。当天晚上，伪皇宫的禁卫军拥至小白楼，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许多珍贵的绢本字画被撕裂，装书的囊匣和珍藏善本册页散落了一地……当时，刘忠汉在混乱中得到了一幅被撕断了的手卷和几件伪皇宫内的餐具，他慌忙地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并叮嘱妻子，一定要好好保存。战乱时，刘忠汉匆忙离开长春，从此杳无音信。
交到刘忠汉妻子手上的长卷就是苏轼当年在大雨中书写的，为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帝王将相所倾倒的《洞庭中山》二赋，刘忠汉妻子精心保存了30多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之后，出于对国家重要文物的保护，刘刚拿出珍藏多年的手卷请人鉴定。当他得知该卷是苏轼的手书真迹后，主动提出要捐献给国家。1983年1月26日，吉林省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入藏仪式，并奖励了刘刚及为此件国宝回归作出贡献的相关人员。
苏轼手卷重现的消息很快轰动了国内书画界。为了确定《洞庭中山》二赋的真实性，1983年6月23日，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刘九庵和副院长肖正文专程来长春鉴赏国宝。他们共同鉴定此卷墨迹为苏轼真迹无疑，同时确定了它就是当年溥仪从故宫盗出来、1954年又在长春伪皇宫遗失的那件国宝。
“张墨李笺成五合，精光照眼一惊呼。”徐邦达先生这样描述他看见苏轼墨迹重现的喜悦。（辽博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