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研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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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创了世界现代文学的新品种

许淇

　　他首创了世界现代文学的新品种。

　　什么样的新品种——散文诗！

　　散文诗不产生自文艺复兴时代，不产生自古典主义、伪古典主义时代，不产生自浪漫主义时代，即使德国的浪漫主义狂飚运动，也没有突破传统形式的籓篱，只有在十九世纪以后，世界发展到进入了现代社会，才产生现代艺术。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诗集《恶之花》，首先具有现代艺术的先期特征，标志着现代派文学象征主义的出现，诗集出版以后，保守的贵族资产阶级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诗人送上法庭，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自由思想必然会取得胜利，此举反而对波特莱尔起到“炒作”的作用。

　　与此同时，波特莱尔读到一位默默无闻的无名作家贝尔特朗的作品，那位淹没在巴黎的人海中，终其一生才在死后方得出版的薄薄的小册子——《夜之卡斯帕尔》。这是什么？既不是小说，又不是散文，当然不是诗歌，他反反复复读到第二十遍，不禁拍案惊呼：这是一种新品种的雏形，这就是散文诗！

　　中国诗人徐志摩在《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原刊1929年12月《新月》第2卷第10期）一文中，译了波特莱尔关于散文诗一段重要的话，我曾读过这段话的多种译文，徐志摩的最美、最令人感动。也许并不是原文僵硬的直译。徐译波特莱尔说：“我们谁不曾，在志愿奢大的期间，梦想过一种诗的散文的奇迹，音乐的却没有节奏与韵，敏锐而脆响，正是以迹象性灵的抒情的动荡，沉思的迂回的轮廓，以及天良的俄然的激发？”

　　什么叫散文诗？这就是！波特莱尔在他的诗集的序言中写道：“大名鼎鼎的诗人长久以来分配着诗的领域的最华彩的省份……因此，我要做些别的事……”这别的事，就是他创造了“诗的散文的奇迹”。

　　于是，他首创了世界现代文学的新品种，第一个用“小散文诗”的名义完成并出版了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尽管受贝尔特朗《夜之卡斯帕尔》的影响，但贝尔特朗并没有自觉的文体意识，没有标明那是散文诗集，而《巴黎的忧郁》则旗帜鲜明：“这还是《恶之花》，但更自由、细腻和辛辣。”他的后继者、后期象征派诗人瓦雷里读后感叹道：“一切都是魅力、音乐、强力而抽象的官感……豪侈，形式和极乐。”大作家雨果总结性地赞美：“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战栗！”

　　波特莱尔是都市诗人，他生活在巴黎，在巴黎的中心，沉入深深的忧郁。《巴黎的忧郁》有巴黎各阶层人物的写照，尤其是“草根”平民、流浪者和乞丐，那些阴暗的角落，苦难和腐败的人生，歌吟诗人自己幻灭的灵魂的真实体验。哲学家本雅明著书分析波特莱尔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代表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浪子”。所谓“浪子”，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一个颓废主义者，丧失了祖国感、民族感，生活在城市底层，拔掉了乡土的“根”，一个世界流浪汉，一个赤裸裸的本质意义上的“人”，这就是我们选读的《外方人》的形象。

　　“外方人”，仿佛俄国同时代的“多余的人”，或现代曾经想象而未被证实的“外星人”，不，他就是波特莱尔本人。

　　“外方人”或译为“陌生人”，或可译为我国佛道的“方外人”，是波特莱尔夫子自道。他童年丧父，母亲改嫁，家庭瓦解，母亲始终不相信他，曾说：“我们多么吃惊，夏尔竟想当个作家！”因此，他写道：“我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姊妹，也没有兄弟。”波特莱尔即使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也视同陌路。一种深深的孤独感，侵入波特莱尔的骨髓。加之挥霍尽遗产后穷愁潦倒，在巴黎的陋巷啜饮生活的苦艾酒。他愿意自己摆脱掉这矛盾，成为一朵飘泊无定的即将消逝的云。

　　波特莱尔年轻时曾远渡重洋，日后在忧郁的巴黎，他幻游远方，幻见异域的亲近的熟稔的一切。他一再写《海港》，从海港起锚吧！看海港启碇、归航、集散、繁忙……是一种象征，是人生的开始与归宿。当他沉湎在那样心绪里，倦于搏击，间距地看港口桅樯林立，倒是美和协调的，船只穿梭，去者自去，来者忽至，芸芸众生为营利而奔忙，直觉得万念俱灰，这正是现代人的精神疲劳。

　　第一部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是属于现代人的。是波特莱尔用不朽的笔写了那些速朽的肉体和衰败的荣耀，以波特莱尔式的颓废和善恶观，在现代人的纤细的灵魂里找到了锐利的快乐和极限的痛苦。

战士

周庆荣

　　五十岁的战士，理论上应是一名将军。

　　指挥一次冲锋，只是常识性的问题。

　　乌云诡异或者火山灰冷却，像敌人的尸体。 天空的宽容，倒影悬浮。

　　作为将军，在地图前凝神。

　　江山如画。

　　庙算，可以是一生的等待。

　　从这个春天开始，我有了新的世界观：地球， 成了我们的祖国。

　　形容战士的责任，先如泰山，然后阿尔卑斯，再后来，也包括落基山脉。

　　庄稼地里怎样才能没有杂草？

　　这是战士眼前在思考的问题。

　　这一定是个伟大的战役——

如果有一天，这些杂草生长在人类的精神里……

　　【点评】

　　这章散文诗立意高远。“作为将军，在地图前凝神。/江山如画”，只两句，一个镜头，已将人物神态和心境表现得入木三分，这是真功夫。问题不仅止于此，令人想不到的是：“我有了新的世界观：地球，成了我的祖国”，这就极大地提升了诗的境界，这是诗人的思想升华所致。诗人的高度决定了诗的高度。只有在“地球村”已然形成，世界一体化的现实已露端倪的时代，这种思想才有其可信度。诗至此，仍未“完成”，“柳暗花明又一村”，忽又闪出了“庄稼地里怎样才能没有杂草”的问题，便又出现了从精神领域清除杂草的课题。“这一定是个伟大的战役”，诗人赋予“战士”的，是一个更为高远和持久的任务。我想，如此“抽象”的理念，在散文诗中得到如此简明而又精炼的体现，是很不容易的，庆荣以其举重若轻的笔墨，处理得如此干净、洗练，其经验值得借鉴。

波特莱尔散文诗两章

［法国］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外方人

　　告诉我，你谜样的人，你最爱谁？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姊妹，你的兄弟么？

　　“我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姊妹，也没有兄弟。”

　　那么你的朋友呢？“

　　你用这一个字，直到现在，在我是无意义。”

　　你的祖国呢？

　　“我不知道它所在的纬度。”

　　那么美呢？

　　“我很愿爱她，那不死的女神——！”

　　黄金呢？

　　“我憎恨他如你们憎恨你们的神。”

　　那么，奇异的游子，你爱什么呢？“

　　我爱那云，——那过去的云，——那边，那神异的云。”

海港

　　海港是一个倦于人生的狂暴的人的愉快的住处。天的丰满的深，云的流行的建筑，海的多变的色彩，灯台的火的闪烁，——造成一个分光景象，神异地适合于娱目而不使困倦。船舶的苗条的形体，带着复杂的帆绳，波浪使他们谐和地动摇，足以保养那喜欢谐调与美的趣味。而且此上又有一种神秘的贵族的悦乐，给那已经没有好奇与野心的人，去蹲在望楼上，或用肘弯支着防浪堤，观察那作为与举动的一切：那些去的，和那些来的，那些还有意志之力——去旅行的——想获利的。

　　周作人 译

　　——摘自《陀螺》（1925年新潮社）

昆仑陵园

王宗仁

　　阿尔顿曲克草原的夜

　　星星钻进雪山深处

　　悄悄地坟堆站在月亮和太阳中间，隐于远方的草原或记忆长河童年的往事

　　兵坟

　　方阵

　　守卫

　　窗口亮着灯

　　延长着守墓人的思想

　　窗下，一双淋湿了的布鞋

　　坟头的枯草

　　在一个夜晚开始说话

　　悄悄的绿着……

　　【点评】

　　王宗仁的这章散文诗，以高度的简洁和精炼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型。散文诗的诗性特征在于她极度节制地将最关键的情节、细节，以画龙点睛的方式，以暗示的方式呈现出来，供读者以想象来取得诗性领悟的审美收获。您看，草原之夜、陵园与坟堆，仅仅以兵坟、方阵、守卫这三个词语，切割分列，便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第二节写守墓人，以灯、布鞋这样的静物取代了人的正面表现：“窗口亮着灯/延长着守墓人的思想”，何等含蓄地说出了许多！“坟头的枯草/在一个夜晚开始说话/悄悄的绿着”，更是奇妙的诗意抒写。我以为，这章散文诗堪称现代散文诗的代表性作品。她告诉我们，散文诗最重要的艺术特征与表现手法，其优越性绝非那些铺叙式求全交代的散文化作品所能企及的。

郭风和他的散文诗

——李耕访谈录

李耕 箫风

　　李耕先生是当代散文诗大家，也是我心仪已久的前辈诗人。晚年的李耕疾病缠身，一直深居简出，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也很少接受采访。听说我在编选《叶笛诗韵——郭风与散文诗》一书，想请他谈谈关于郭风与散文诗的问题，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在十分简朴而溢满书香的“半瞎堂”，李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没想到我们竟然面对面谈了整整一天。

　　箫风：李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病中接受我的专访。我正在编选《叶笛诗韵——郭风与散文诗》一书，想收集整理郭风论散文诗、论郭风散文诗等方面的资料，为研究郭风散文诗提供一些便利。因为没有您这方面的文章，今天来就是想当面听听您对郭风及其散文诗的看法。

　　李耕：郭风是我敬重的前辈作家之一。郭风的散文诗是当代散文诗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是当代散文诗疆域中的一面旗帜，是一种郭风式散文诗风格的坐标，是值得研究的。您编《叶笛诗韵》，正适应这一研究需要，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程。

　　箫风：之所以做这件事，一是出于对郭风老师的感恩，二是出于对散文诗的热爱。郭风是中国现当代著名散文诗作家，为中国散文诗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令人尊敬，值得研究。

　　李耕：是的。郭风在为我的书所作的“序”中说：“对于长期坚持散文诗创作的作家，心中至为钦敬。”这句话也同样表达了我对郭风前辈的景仰。

　　我跟郭风相处过多次，最初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武夷山参加福建省文联组织的文学笔会。第二次相聚是1986年10月，在四川乐山就日峰，参加中国散文诗学会第二届年会，那次郭风和柯蓝、耿林莽、严阵、王尔碑等都去了。我们坐在清音阁聊了小半天，谈到散文诗时，我说：郭风老，你的散文诗就像这清音阁下的溪水，清纯而弯曲，流出了一种境界、一种情愫、一种自己的语言、一种深切的对草木生命的爱。怒吼或咆哮，不是你的风格。

　　郭风平易近人。他对人和蔼、真诚，接触时给人以亲切信实之感，能以平等待朋友和后辈。平民的品味，平民的交往，与他相处，就像读他的散文诗和散文，平和、舒坦而从容。郭风平时说话不多，为人谦虚，愿意帮助人，福建的不少诗友相告，和郭风交往，总会得到他的鼓励，得到他的关怀。

　　箫风：请您谈谈对郭风散文诗的印象。李耕：前面说过，我对郭风前辈是非常敬重的，包括他的人品和文品。一个作家再有才华，品格不好是成不了为后人敬重的作家的。

　　郭风的散文诗给我总的印象是清淡，无有繁嚣之燥及浮躁之躁，也就是无一些世俗的“火”气。诗有了火气就俗，诗一沦于“俗”，也便无诗了。郭风诗的清淡是有诗味的清淡，是有诗的意境的、寓平淡于极味的清淡。写白菜写紫云英，或者写水磨坊、避雨的豹，都能写出自己独有的风格和品味，都能以自己的笔触将自己的感情与感悟融入自己所写的种种，并以之让读者感染于他的“白菜”或避雨的豹。郭风的这种清淡，渗透着他对事物的深切体悟，这大概又与郭风为人的清淡风格不无关系。郭风的这个“淡”是“清淡”的淡，有深沉而温馨的感情之厚实却无“火气”的清淡，这正是郭风作品的“郭风风格”，是郭风将这种“清淡”写到了极致的一种清淡。当然，这与郭风的个性、与郭风的人生以及与郭风的气质有关。一朵小花一只小虫，都能被郭风写得如此真情、生动、感人，这是一种天赋。我读郭风的作品，便读出他诗的思维的丰盈和敏锐，读到他诗的语言的沉稳和贴近生活。我虽然也向“清淡”这方面求索过，但是我达不到郭风的这一境界，这可能与我的人生经历和艺术功力有关。我曾讲过，我的作品有“火”气，有“烟火气”。用有些人的理解来诠释“火气”，似觉是一种贴近生活的以之呈现生活气息的表达。若以这种评论评述郭风的作品无此种“火气”便认为是“清淡”了生活，这是不合乎艺术常规的。将自己的生活体验融入自己的思想感情经过诗的意象和意境的抽象，并与自己的艺术个性结合在一起表达，寓时代个性于个体个性，且又发挥到极致的层面，是非常不容易的。

　　箫风：郭风小时读过私塾，之后又受过良好的素质教育，有着很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他一直主张：“应该把我国古典散文诗的传统和五四以来的散文诗传统很好地继承下来和发扬起来。”在这方面，郭风为后学者树立了典范。

　　李耕：的确如此。郭风在传承的路子上，既继承了我国古代类散文诗的传统，又继承了鲁迅等一些前辈作家的现代传统。可以说，郭风的散文诗既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又具有浓郁的民族色泽。

　　中国的散文诗应该力求有自己的民族气度。我国古典诗词和一些可视为类散文诗的散文小品，及某些文典中的类散文诗片断，都是值得借鉴的。在这方面，郭风是我们的榜样。当然，郭风也很注意从国外优秀作品中吸收营养，比如波特莱尔、屠格涅夫、泰戈尔，还有阿左林、安徒生等等。

　　箫风：在外国散文诗作家中，他最尊崇屠氏的散文诗，称其为典范性之作。特别是郭风晚年的散文诗，受象征派、意象派的影响很明显，如《雪的变奏曲》、《十二属相》等。

　　李耕：诗歌的趋向、取向或去向是多元的，散文诗的发展也应该是多元的。古典或现代，沉雄或婉约，明朗或隐曲，只要寓独异于自己诗的构思，无论持何一流派何一观念写作，都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郭风的散文诗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他的语言是诗的语言且有强的内在节奏；有诗的凝练，又不失散文的某种舒放。耿林莽曾经讲过，郭风“为中国散文诗在诗化前提下吸纳和融化散文因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句话，精确概略了郭风在散文诗创造性开拓上所做出的努力，并以之示范出“散文诗”融入“散文因素”的可能与“经验”。

　　箫风：郭风的散文诗大多通俗易懂，特别是儿童散文诗，读起来令人轻松，也很亲切。但有人认为他的这种散文诗比较浅，艺术性不够强。请问您怎么看？

　　李耕：散文诗要提倡多样性。记得郭风曾提出过“一人一流派”，主张在散文诗创造性开拓上的多元化。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这里所指的“一人一流派”，无非是提倡每一作家都应具有自己的个体个性与艺术特点，每件作品都应是“这一个”，而不是重蹈前人或重复自己。其实有个性的独异于其他的作品，都是空前绝后的，都是“一人一流派”的。

　　不可排斥艺术表达方式上的“异己”。郭风的儿童散文诗我读过一些，郭风的这类作品不仅表达了他对孩子的真诚和对孩子们的爱，而且他把自己融入儿童的生存心态和生活感觉并用儿童的感情去写儿童，让人感到郭风老人的童心，闪光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郭风的散文诗能净化人的灵魂，能提高人的审美智慧，尤其是他写的儿童散文诗，小孩喜欢读，年轻人喜欢读，老人也喜欢读。

　　箫风：上世纪50年代后期，郭风也写过像《农具厂》、《致古巴》那样缺乏诗意的“报道性”散文诗。当然，这类作品只是极少数，也被他自己否定了。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李耕：郭风对“文革”前写的一些反映大跃进的作品，是持否定态度的。文学不宜去诠释当时的某些一时性政策，文学应该是“文学”的。

　　我在给耿林莽的信中有句话：“作家就是作家，需取的是人类与历史的高度。”作为一个作家来讲，应该站在历史和人类的高度。好的作家好的作品是属于时代的，也是属于任何时代的。

　　箫风：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如耿林莽老师在为《爝火之音》所作的序中讲的那样：“达到这样的高度，首要的是作家的人格力量。”

　　李耕：我觉得郭风是做到了这一点的。郭风的散文诗或散文，包括《叶笛》这样的作品，多在歌颂祖国，歌颂大自然，这样的歌颂，其实也是在歌颂人类的生存境况。郭风有一种善良的情怀，对小花小草常怀慈悲，这些，不是别人模仿得了的，也不是别人能学得到的，这便是郭风源于内心的智慧与良心的闪光，呈现的是个体的闪光的属于郭风的“一人一流派”。

　　散文诗创作的发展，路是宽的是多元的。郭风拓开的是郭风的路子，是郭风体的清淡、自然、朴素的路子，这是属于郭风散文诗的一爿风景。我曾经在一次诗会上讲过：我们应该继承传统，我们今天的作为，只要是创造性作为，也会成为未来的传统，郭风的散文诗便是可以传下去的创造性作为。

　　两个半天的访谈，在李耕老师娓娓道来中不知不觉度过了，除了谈论郭风与其散文诗，我还请他讲述了坎坷而不屈的人生经历，向他请教了散文诗的创作与发展等问题。多数时候都是我在静静地听他讲，谈起散文诗他就是这样滔滔不绝。从与李耕老师的谈话中，深深地感受到，他对散文诗那种宗教式的热爱，我仿佛又看到一位“钉在散文诗十字架上的人”。临别时，他拖着重病之躯把我送到门口，望着他虚弱的样子，我在心里默默祝福：“李老师，您要保重啊！”

　　（经李耕先生审定，有删节）

叶笛的回响

——简论郭风的散文诗

为纪念我国现当代著名作家郭风逝世两周年，特选发《郭风和他的散文诗》（名家访谈）、《叶笛的回响》和《郭风散文诗选》，以表达怀念之情。——编者

　　郭风上世纪40年代即开始散文诗创作。发表于40年代初的《桥》、《犁及其他》、《调色板》、《报春花》等散文诗组诗，着重描写乡土自然风物和劳动生活。他以自己对自然山水的钟爱和独到发现，去描绘自然生活。他在散文诗中构写了一幅幅隽永秀丽的图画，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图画，不是装饰画，不是作为起兴的媒介，也不仅仅是诗人情感的寄托物，而是执著于美的发掘和讴歌，抒发自己陶醉于美景的独特心境。这样，就使他的散文诗达到心灵与自然的契合，诗中流动着美好情思和诗意情境。郭风善于在自然风物和劳动生活中发现诗，发现音乐，他的散文诗常使人沉浸于山水美景之中，使人的心灵应和着自然山水的生命律脉而跳动。他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但在具体作品中，两者的配置比重是不同的。大体上说，早期散文诗作更倾向于理想主义，而40年代中后期，随着诗人阅历的增加，也由于战乱年代的磨练，诗人显得更加深沉。出现在他的散文诗中的意象，变得色调阴暗。泥泞的道路，倒塌的房屋，荒地上的瓦砾……无不留下战争萧条破败的痕迹。诗人的目光开始注视到被生活折磨得体弱、多病的不幸的人。这时期的散文诗显然现实主义成分更重一些。

　　建国后，郭风先后出版散文诗集《蒲公英和虹》、《叶笛集》、《你是普通的花》、《鲜花的早晨》、《小小的履印》等。诗人力图“通过不懈地、持续地运用诗篇来描绘自然风景美，以表达一个总的文学主题，即人的内心如何地感知自然美，内心有多少对于光明、欢乐和美的渴望，不止的追求”（杂文集[C].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P10）。这样的创作思想，使他的散文诗作感情奔放，格调高昂，抒发了作者对祖国由衷之爱和在巨大成就面前的喜悦之情。在“大跃进”那感情狂热而失去理智的年代里，时代的劲风夹杂着喧闹的声响，也闯入诗人的童话境界，使诗人失去了自我风格。但郭风毕竟是一个有自己的艺术追求的作家。写于此时的大多数作品，仍保持了他一贯的清新自然的风格，以《叶笛集》为代表确立了用自己的方式歌唱自然与乡情的“叶笛诗人”的形象。诗人将故乡的景物美、生活美、人情美，融进时代的主旋律。《叶笛集》以清丽的文笔，奇特的想象，隽永的诗意，柔美的情韵，以及富于乐感和色彩的语言，奠定了郭风作为一个散文诗人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也代表了郭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散文诗创作的特色。

　　上世纪80年代，郭风的创作进入又一个丰收季节。短短十几年间，先后出版了《晴窗小札》、《灯火集》等20多种作品集。郭风笔力的重心悄悄从生活的牧歌转向人生的沉思和感悟。在他的散文诗中，作为人生经历和智慧的浓缩，出现许多启人心智的哲理和议论。内心感悟的自言自语代替了情感的直抒。诗意从表面进入肌质，这就使激扬的热情和飞跃的想象凝定为本真诗意的自然流露。诗人的着眼点不再是优美的牧歌情趣，而是对过往的省思，有着丰富的人生意味和人格色彩。这种着眼点的转移，与作家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人生经验和人生智慧的积累密切相关。他的《宗教》、《十二属相》中对人性中某些根本问题的探讨，都具有现代思维的深度，触及人类生存现实的一些根本纠结，在深层次上揭示了人类生活中的某种病态。诗人收入《你是普通的花》第五辑的散文诗，所描写的仍然是自然，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些由雪、霜、暗绿的山影、光秃的枝杈、清冷的月色、倔强的小花小草等自然意象所构成的艺术境界，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再是明朗的天空和欢快的情绪，而是一个在世界的混乱和内心的焦虑中，寻求心灵宁静和人格完整的独语者形象。他以深沉和冷静，将思索和坚定的信念交融在一起，把社会、国家、人民和自己的痛苦、欢乐融化在心灵的微妙感应中，借大自然的抒写曲折地传达出来。即使也有忧伤、有愤慨，但他很少金刚怒目式的抒写。

　　郭风的散文诗大都具有优美或柔美的意境。郭风把他对美的发现，用生花妙笔描绘出一幅幅散发着泥土芳香的风俗画和风景画，构成意境美。他所描绘的风俗画和风景画具有色彩美、构图美。他用一支吸饱水粉的彩笔，借鉴中国古代“随类赋彩”、“随物赋形”的画艺，加以创造性运用，抓住事物的特点、个性作传神勾勒、点染，再现客观景物的色彩美和情态美。这是郭风一贯追求的美学目标。郭风善于运用色彩的对比和反衬来表现自己心灵上的感受和情绪的变化。

　　郭风着意追求散文诗的凝练美。他的散文诗真正做到了“咫尺千里”，达到了“一芥藏世界，花上凝人情”的艺术境界。他力求在最简洁的文字里包含尽可能深厚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内容，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凭着自己高度概括的艺术才能，在短小的篇幅中写一个细节，或绘一种景物，从而寄托一种感情，形成了格局娇小、玲珑剔透的特色。朴素清新的语言是形成郭风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郭风的语言平易自然，通俗晓畅，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雕琢的痕迹，力求做到文从字顺，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郭风十分重视散文诗的音乐美。这表现在对旋律美和节奏美的追求。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对郭风的散文诗创作产生深刻影响。民歌重言复沓的咏叹调的形式，被郭风吸收并加以创造性运用，构成了散文诗的旋律美。在一些篇章中，他努力寻找出作为全篇主调的句子，让这些句子在诗篇中反复出现，构成一种内在的旋律，取得音乐的效果。有时他将复沓和排比结合起来运用，使作品缭绕着一种微妙的音乐旋律，如《叶笛》、《夜霜》等。郭风还有一些散文诗既没有整齐的句式和韵脚，也没有主调的复沓和回旋，但仍表现出音乐美的特质，这主要因为郭风注重抒情语言的内在节奏，这种内在节奏根据作家的内心感觉和想象，听凭思想感情的引领，顺乎内心波流起伏跌宕的律动，于变化中显出统一，于参差中表现出和谐，在不规则的句式中标出一种曲折深致的情绪曲线，它们既是郭风艺术感觉的有秩序的组织，又是情绪本身的波动。

郭风散文诗选

郭风（1918－2010），原名郭嘉桂，回族，1918年1月29日出生于福建莆田。现当代著名散文、散文诗、儿童文学作家。1933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已出版作品集60多部，部分作品被选入大中小学教材，并被译介到国外，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鲁迅文学奖等全国性奖项。历任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文联副主席、文学院院长，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1991年，首批被国务院授予“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7年，荣获“中国散文诗终生艺术成就奖”。

廊檐的灯

从窄小的窗口望出去，我看见廊檐下面悬吊一盏灯。这公寓里是寂静的。

　　起初我还能听到一点声息，那是迟归的友人的声音。后来一切都归于寂静。只有夜更浓黑下去，深到不能探测的程度。

　　那盏灯，白天里我也能够见到它挂在那里，在甬道的廊檐下面。我还见到在它的系钩和梁木之间，挂着一张残破的蛛网。那蜘蛛不为人注意地补缀自己的家。

　　怎样地我想起了，有许多事情都为我所忽略，忽地我有那么一份心情，去注意一些细小的事情。

　　怎样地又使我想起来，在这个公寓里，白天里有许多喧闹，有许多凌乱。人们重重地踏响甬道上的地板，以致灰尘不断地飞扬起来，使照进这里的阳光也显得浑浊。大致我还记得，我曾和一位友人说过，这座房屋迟早会和那使人鄙夷的日子一同倾跌下去。

　　这公寓每到黄昏，便暗得可怕。这城市里电力严重不足，随时停电。我不记得在什么时候，在这互相漠不关心的时日里，有人在廊檐下面悬挂一盏灯。我不记得在什么时候，我开始注意一些细小的事情。

　　现在，那盏灯成为我所关心的一项事物。有时，我望着它，心中感到一阵温暖。

　　我曾见到一个很小的孩子，站在一只倾斜的木凳上，举起小手在那盏灯里添了油。他的举动使我欢喜极了。

　　便是这个小孩和檐下的那盏灯，竟会在我心中生出一种鼓舞的力量。在那座住着各样各色的人的公寓里，我虽然只住了很短的一段时日，以后便不得不搬开了；但是一有机会，我都记起那盏灯和那个小孩，并使我想到，当下，这个世界是可诅咒的，但我不相信，它是没有希望的。

　　一九四四年

叶笛

　　呵，故乡的叶笛。

　　那只是两片绿叶。把它放在嘴唇上，于是像我们的祖先一样，

　　吹出了对于乡土的深沉的眷恋，吹出了对于故乡景色的激越的赞美；

　　吹出了对于生活的爱，吹出自由的歌，劳动的歌，火焰似的燃烧的青春的歌；

　　像民歌那么朴素。

　　像抒情诗那样单纯。

　　比酒还强烈。

　　呵，故乡的叶笛。

　　那只是两片绿叶。把它放在嘴唇上，于是，从肺腑里，从心的深处，

　　吹出了劳动的胜利的激情，吹出了万人的喜悦和对于太阳的赞歌；

　　吹出了对于人民的权力的礼赞；吹出了光明的歌，幸福的歌，太阳似的升在空中的旗帜的歌；

　　那笛声里，有故乡绿色平原上青草的香味，

　　有四月的龙眼花的香味，

　　有太阳的光明。

　　一九五七年

夜霜

　　我沿着溪边的小径，要走回到村里去。

　　我看见稻草垛上，凝结着白霜。

　　我看见池沼边的草地上，凝结着白霜。

　　我看见村庄的木栅、篱笆，凝结着白霜。

　　我看见溪岸上的乌桕树上、梅树上，凝结着白霜。

　　月亮好像一枚冰冷的黄玫瑰。北斗好像几颗冰冷的宝石。我看见月光和星光把乌桕树和梅树的树枝，画出树影来，画在溪岸的草地上。

　　我受到深深的感动了。可真是的，我看见溪岸上的草地，凝结着白霜，好像一块无尽铺展的，白色画布，上面画出了非常美丽的树影，好像墨笔画出来的浓墨色的树影，淡墨色的树影。

　　这一刻间，我忽地无缘无故地思念起一位友人，一位刻苦的、勤奋的、谦逊而又有点固执的画家来了。

一九七八年改

雪的变奏曲

——荒诞派散文诗仿作

　　它是百合花。

　　它是铃兰。它是白云。它是泡沫。它是一只在荒原上旅行的野鸽的翅膀。

　　它是烟碟上一缕烟和岩石上的水草。

　　根据鲁迅先生的感觉，它是雨的精魂。

　　——它还是一床唐朝的席。它是收录机播出的蓝色音乐。它是祭文。

　　它还是一只酒杯。一辆马车。一条电鳗。一朵火焰。一把雨伞。

　　它归入泥土。

　　一九八六年

宗教

　　夏历九月十一日。有时觉得可笑。人有时成为一位精神瘸子，拄着一根宗教的拐杖在人生道路上行走。

　　阿Q也信奉宗教。这是他自己建立的宗教，即阿Q精神。阿Q拄着这根拐杖行路和处世，直到他受刑之日。不过他的子孙满天下。

　　一九八七年

豆浆

　　那里，有豆浆。

　　那里，当然没有果子酱，

　　不会有乳酪。那里，有豆浆，

　　便会有中国的砂糖和油条，

　　——把砂糖放进去，让它溶化，于是，沾着油条，吃下去；

　　那里，人们吃下去的是具有东方古老传统的、素淡的乳汁，是具有中国血统的饮料。那里，这乳汁，这饮料和坐在一条小巷路边摊前小凳上用一只磁碗喝这乳汁，喝这饮料的人一起，和油条一起，都是在这古老的曙光来临之际所照耀的、若干世纪以前一直持续下来的民俗的精粹、中国的古意和一种平淡的、深刻的、富于影响力的民间智慧……

　　一九九〇年

寂寞的攀登者

王幅明

　　五年来，散文诗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其标志便是作家们的文化自觉和文体自觉，在创作上有了明显的突破。

　　文化自觉表现在作家们的社会担当意识的觉醒，对人文精神和社会良知的坚守。

　　老一代作家起到了表率和引领的作用。说起前辈作家，我们不能不提到耿林莽、李耕、许淇、王尔碑几位。之所以让晚辈肃然起敬，是因为他们对人文精神和社会良知的坚守，以及在表现形式上的不懈追求。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思想和艺术上，都代表了当代散文诗所达到的高度。除此，从刘虔、王宗仁、邹岳汉、冯明德、周庆荣、黄恩鹏、方文竹、韩嘉川、谢明洲、李松璋、桂兴华、陈计会、沉沙、陈劲松等许多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周庆荣受到关注和好评的《我们》、《有理想的人》，具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是中年作家的代表性作品。

　　近些年散文诗关注民生和民族前途的作品多了，出现了一批表现乡村世相，社会疼痛和心灵异化，体现对普通人的终极关怀的作品。有的作品渗透着宗教和哲学的意蕴，表现了作家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

　　文体自觉表现在对散文诗诗性本质的领悟和坚守。

　　散文诗属于诗，是诗的家族的一员，这应该是所有散文诗作家的共识。诺贝尔文学奖中的散文诗获奖，都是以诗的名义获奖。相对于自由体的白话诗，相对于格律诗，相对于散文，散文诗是一个独立的文体，因为她有区别于三者的表现形式和审美特征。但这并不妨碍她作为诗的家族的一员。许多散文诗作家的作品，向世人显示了他们的文体自觉，不少作品达到了较高的美学境界，令人刮目。

　　除此，还有一个重要景观，也是散文诗能够可持续发展，或最终能成为大气候的基石，即：散文诗拥有一批真诚热爱她的默默的耕耘者，苦苦的坚守者，无私的奉献者。如耿林莽、李耕、许淇、海梦、邹岳汉、徐成淼、夏马、冯明德、宓月、王剑冰、赵宏兴、周庆荣、灵焚、亚楠、喻子涵、唐朝晖、箫风、崔国发、黄永健、陈惠琼、王成钊、黄恩鹏、方文竹、沉沙、范如虹、栾承舟、爱斐儿、温陵氏（菲）、姚园（美）等等，他们都为散文诗的发展，作出过独特的贡献。他们的坚守和无私奉献，感染和激励着更多的散文诗作家，为散文诗的繁荣而不懈努力。

　　当然，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散文诗客现上还存在着不足和无奈。有些人对生活的关注一直停留在社会和生命的表层；有些人耐不住寂寞，喜欢做应景文章，追求数量而艺术平庸；有些人格局太小，走不出个人悲欢的小情怀，不时表现出矫情或颓废。

　　散文诗虽然篇幅短小，作为文学的一脉，她有着与其他文学形式相同的历史使命。一些人把她看作花边文学，或者小花小草类的摆设，是无知和肤浅。

　　其实，散文诗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其奠基之作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批判意识，其作品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负有严肃的历史使命，在艺术上显示出高度的审美价值，在文学史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既是法国散文诗的奠基之作，也可称之为世界散文诗的发轫之作。请看他在书的扉页上的题词：“总之，这还是《恶之花》，但更自由、细腻、辛辣。”他的50篇散文诗，对肮脏畸形病态的社会现实进行淋漓尽致、疾恶如仇的嘲讽，对腐朽的世俗习气给予无情鞭挞，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但同时，因为他的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我们在这些作品中能够欣赏到病态的鲜花，独特的艺术美。

　　鲁迅的《野草》是公认的中国散文诗的奠基之作。《野草》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的高度，时至今日尚无人能够超越。《野草》只有3万字，可研究《野草》的著作已多达数百万字，大有“说不尽的《野草》”之势，其研究者不仅仅在海峡两岸，也包括日、韩及欧洲国家的专家。

　　因散文诗受到尊重并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光辉一页的，还有贝尔特朗、兰波、洛特雷阿蒙、勒纳尔、泰戈尔、屠格涅夫、史密斯、纪伯伦、普里什文、希梅内斯、圣琼·佩斯、米修、蓬热、纪德等，其中，泰戈尔、希梅内斯、圣琼·佩斯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高尔基的《海燕》、柯罗连科的《火光》，曾经在几代人中传诵。

　　散文诗的诞生不是偶然的现象，有其深刻的必然因素。散文诗在当代中国生机盎然，同样有必然的因素，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作为一支文学的奇葩，她深深植根在中国的土壤里，受到读者的喜爱。作为一种自觉的文体，她虽然诞生在法国，但与中国古代的文赋有精神上和文体上的双重渊源。在所有文体中，她是最具包容性也是最开放的一种（她的散文形态，不是狭义的散文，而是广义的散文，是与韵文相对应的，包括韵文以外的所有文体），符合中国人崇尚自由的审美天性。所以，老中青三代读者都陶醉其中。一些中老年作家不因它常常受到冷落而远离她，恰恰相反，他们选择散文诗作为毕生的创作方式，甘愿忍受寂寞。

　　中国当代最具探索精神的前辈诗人彭燕郊先生，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散文诗曾经被视为处于两个遥远的极端而被人为地凑合在一起的异物，传统观念习惯于把它当作无足轻重的'小道’，今天，经过诗人们的努力，它已发展到不仅包容了自由诗，而且像圣琼·佩斯的《航标》、《阿纳巴斯》、《流亡》，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卡第绪》所显示的那样，有着将在很大限度上取代自由诗的趋向。它是否会像自由诗战胜格律诗那样，成为诗歌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呢？诗歌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场巨大变化正在悄悄地然而不可遏止地进行着，这已是现代诗人面临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了。”（《现代散文诗名著名译·总序》，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版）3年前，我读到灵焚的论文《散文诗，作为一场新的文学运动被历史传承的可能性》，深有同感。他的见解与彭老的预见不谋而合。

　　寂寞，是攀登者的最好阶梯。上天会酬谢那些在寂寞中默默前行的志士们。历史将会作出证明，在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攀登中，最终登上绝顶的一群人，肯定会有散文诗的登山者。

高难度的现代舞

——再谈散文诗的特征及应注意的问题

王剑冰

一

　　散文诗是介于散文和诗之间的一种文体，如果用舞台做比，说诗是舞蹈中的芭蕾，散文是民族舞的话，散文诗就是现代舞。

　　许多人熟悉了芭蕾舞，看惯了民族舞，猛一下会对现代舞有种排斥感。体悟进去，会发现现代舞的舞蹈语汇与思想，有一种诗性特征，其同散文诗便是一种同样的效果。如果说现代舞是芭蕾舞和民族舞的换代舞种，散文诗就是散文和诗歌的升级文本。

　　能够欣赏散文诗是高品位的阅读。多读一读散文诗会提升精神，增长知性，锤炼语言。

二

　　现在来看，除了诗可以明确区分以外，有些散文、散文诗却是融在一起的。除非你硬性的将他们区分开，如果不是在散文诗专门的刊物上刊登作品，作家和编辑们也不大会认真计较。今天的写作是一种自由的写作，各自的喜爱却是个硬道理。

　　散文诗具有雍容、高雅、凝练、细腻的个性特征，同时又具有深邃、哲理、精神的思想内涵。如此，写散文可以随意而不拘形式，写诗要求凝练而具有韵致，散文诗的创作就在两者的相交点上，或者说边缘上：一方面有散文的自由，一方面有诗的韵致。

　　我们读散文诗，总是能读出散文的随意和诗的意味来。

　　按照经验说，一个写散文的人不一定会写诗，但是一个诗人却能写散文。而诗人的散文也就更容易具有诗性特征，把这样的散文看作散文诗也未尝不可。查一查散文诗作者的写作历程，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是以诗起家的。

三

　　实际上，好的散文诗真不多也真不好写，好的散文诗不是让你如读诗那样朗朗上口，也不是如读散文那样自由随说。好的散文诗论事入木三分，论理雄辩深邃，用词经典高妙，总是会让你的心猛然一动，让你的眼睛猛然一亮。

　　有些经典的散文诗，我们仍然记忆犹新，像普里什文的《欢乐》：“痛苦在一颗心中淤积愈多，就会在晴朗的一天像干草一样燃烧起来，放出一团无比欢乐的烈焰而统统燃尽。”

　　而有些作家的散文诗却并非是一些短制，如高尔基的《人》、歌德的《自然》、纪伯伦的《先知园》、普鲁斯特的《梦》，圣琼·佩斯的《进军》等，都写得较长。我们在界定散文诗的时候，也不能将一些稍长点的带有很浓郁的散文诗色彩的文章拒之门外。这样有助于散文诗的建设。

四

　　散文诗的创作应该注意的问题：

　　1．从篇幅上讲，散文诗当是极精短的，但也不必在篇幅上十分在意，长的当然应当尽量避免，太短也不一定是它的方向，最合适的，是千字文。这样就好读，好容纳，好从散文中超脱出来。

　　2．散文诗还是要讲求内涵，所谓内涵，就是思想、精神。这种思想、精神应当是启迪作用、感染作用。

　　3．美感，应当是散文诗的龙骨，必须有美感，有可读性，有可感性。美感包括文字的美感、讲述的美感、事情本身的美感、韵律的美感等。

　　4．不一定韵律太强。韵律太强是一种老手法。韵律太强了会显出雕琢痕迹，虽上口，但余味不强。

　　5．不少的散文诗模式化，语言不鲜活。这还不是主要的，最让人乏味的是刻意地升华，硬性地拔高自我境界。

　　6．视野还应继续扩大，选材要更广泛些；有情节、煽感情、精文字、深哲理的写作，应是散文诗的方向。

当代散文诗理论需关注的问题

皇泯

　　散文诗理论，不仅仅需要对一件作品或一种现象的评介，散文诗理论更需要对散文诗历史的、现实的、纵向的、横向的、流派的、地域的、国内国外的比较、边缘文体的借鉴等多角度、多方位的深入研究。最近，温永东先生利用业余时间，不辞劳苦，付出多年心血，选编的《叶笛诗韵——郭风与散文诗》，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对散文诗历史钩沉和理论研究必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散文诗，我曾多次谈到：散文诗虽然穿着散文的外衣，蕴藏的却是诗的灵与肉。如果说散文诗滴着的是散文的泪，更多的则是淌着诗的血。散文诗本身就是诗的延伸，其立足点是诗，其本质是诗。散文诗为自由而生，打破了上千年来诗歌平平仄仄的外部框架，以行云流水般的内在韵律，以精美而隽永的语言，架起了诗人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桥梁。

　　我以为，在所有的文体中，还没有哪一种文体能比散文诗更自由更随心所欲地表现当代人的生活、抒发当代人的情感、展示当代人的心灵。这是散文诗艺术的魅力，这也是当代散文诗人的魔方。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散文诗创作走入了好像只是小花小草小情感、哲理唯美的误区，在这里我不是说这些不是散文诗，而是说散文诗不仅仅是这些。上世纪末以来，许多散文诗人切入社会，介入现实，深入灵魂，敢于担当，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对国计、民生、现实的关注，对重大事件的呈现，对历史题材的挖掘，对人性与灵魂的叩问，使散文诗创作，题材更丰富，视野更广阔，尤其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多角度、多方位拓展与延伸，更具文学性、更具当代性。

　　新世纪以来，许多散文诗人在艺术表现上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我曾在2002年于青岛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散文诗笔会上，与耿林莽老先生不约而同的提出了“散文诗突围”这个说法，许多散文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成为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们大胆的创新和不懈的努力，正在实现着散文诗的突围。

　　首先是老诗人们在凸显艺术风格的同时，寻求自我超越。其次是中年散文诗人们日渐成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再者是青年散文诗人们，尤其是“70后”、“80后”、“90后”，一个年代比一个年代的诗人更新锐。

　　老中青三代散文诗人们，有的追求干净的语言，有的呈现地域的特色，有的袒露灵魂的颤栗，有的扩张想象的空间，有的注重理性的思辨，有的强调审美的纯粹。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是散文诗事业繁荣与发展最重要的标志。

　　面对当下散文诗艺术的现状，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而且迫切需要我们加以高度重视：一是散文诗创作的无意识复写，需要散文诗理论的警醒；二是伪散文诗庸俗化的干扰，需要散文诗理论的正本清源。

《巴黎的忧郁》：诗的散文的奇迹

龙彼德

　　1857年，在法国首都巴黎，一部大胆而奇特的诗集《恶之花》，一出版就引起激烈的争议。尽管著名作家雨果赞扬它如“光辉夺目的星星”，给法国诗坛带来了“新的颤栗”，官方舆论却对它大加挞伐，直至提出公诉。这场风波大大提高了作者———诗人波德莱尔的知名度，法国诗歌因波德莱尔的出现而成为一个欧洲事件，兰波、魏尔伦、马拉美等就是沿着他的足迹前进的。

　　波德莱尔的另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是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又名《小散文诗》。正如他给特鲁巴的信中所言：“依然是《恶之花》，但是具有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讽。”《巴黎的忧郁》既是《恶之花》的姐妹篇，同样来自诗人穿行巴黎所得的见闻、感受、梦幻和深思，但又不仅仅是《恶之花》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意境、寓意、细节等方面都有所深化，特别是克服了诗歌不擅长细节描写的缺欠，强化了作品的讥讽功能。尽管贝尔特朗，还有发表过《半人半马怪物》和《酒神女祭司》的莫里斯·德·盖兰，在他之前就已经写作过散文诗，但此二人都处于尝试、草创阶段，并没有多少影响。直到波德莱尔的作品横空出世，“把散文诗从贝尔特朗和盖兰工作过的实验室里解放出来”，众诗人纷纷仿效，散文诗才定型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称波德莱尔为散文诗的先驱，一点儿也不过分。

　　《巴黎的忧郁》共收散文诗50篇，大部分写于1857年后的七八年间，多发表在1862年以后。这正是波德莱尔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精神压抑、身患疾病的时期。然而，任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他的意志，更扼制不住他对现代性的追求和创造性想象的能力。波德莱尔深知，忧愁只有在歌吟中才会冰释，痛苦只能在转化为高度形式化的语言之后才得以净化，所以他的写作并未停止，反而以另一种新的形式呈现。遗憾的是，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散文诗集，他生前并没有看到，而是在他辞世后的1869年出版。《巴黎的忧郁》有以下三点特别值得我们珍视：

　　第一，规范了散文诗的大致格式。除了前文中的“具有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讽。”“描绘一种现代的，更抽象的生活。”在《巴黎的忧郁》的献词中，波德莱尔还这样写道：

　　在这雄心勃勃的日子里，我们谁没有梦想过创造那种诗的散文的奇迹呢？它没有节律和韵脚，非常柔和，相当灵活，对比性强，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

　　就是这三段话，规范了散文诗的大致的格式，奠定了这一新文体的最初的形态，创造了兼而有之的“诗的散文的奇迹”。

　　第二，提供了一种既整合又独立的结构。

　　与《恶之花》一样，《巴黎的忧郁》全书贯注一种主题脉络，这种脉络使其成为一种集中的有机体，甚至是一个体系，但它又机动、灵活，每篇都可以独立。这使人想到蛇，更确切地说是超现实的蛇：“这里所有的篇章都同时是首，也是尾，而且每篇都互为首尾。”诗人在献词中，接着说，“去掉一节'椎骨’吧！您将发现这支幻想曲的两端会毫不费劲地联接起来，把它砍成无数小段吧！您也会发现它们每段都可以独立存在，自成一体。”通读全书，谁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叹：真是一个天才的架构！

　　第三，留下了不少新鲜的艺术经验。直截了当地刻画丑陋，将其作为“美”的对立面，作为上升至理想状态的突破口，“从丑陋中唤醒了一种新的魔力”。如：《美丽的多罗泰》写多罗泰走在麻木、昏睡的人群中，“像太阳一样强壮和骄傲”，因为这强烈的反差，“美”从丑陋中被挖掘出来，显得罕有而珍贵。

　　关注底层，探讨国民性，解剖人的灵魂。如：《讨好者》写一位油头粉面的男子脱帽向驴子鞠躬，作者十分气愤，“我觉得他集中地体现了法兰西的整个精神”。

　　多种手法的运用，多种样式的探索。手法有通感，如《头发中的世界》，把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等感觉连通；象征，如《已经》中的“海”，既是现实的海，又是人生的象征、生活的象征。样式上，尽管波德莱尔已对“散文诗”这种诗与散文的结合体作了规范，但他仍未停止探索的脚步，如《诱惑，或者色、财以及荣誉》偏重于议论，《计划》偏重于叙事，《暮色》偏重于抒情，《仙女的礼物》像童话，《狗和香水瓶》似寓言，《陶醉吧》从内容到分行排列都是诗……这说明波德莱尔终其一生都在为散文诗的完美而奋斗。

“但我坦然，欣然……”

许淇

　　《野草》，是中国散文诗的里程碑。

　　《野草》，我私下认为，是鲁迅所有作品中，艺术性最高且最独特的一部。

　　如果说，散文诗是世界现代文学新品种，若将中国散文诗置于世界现代文学发展的洪流中去考察，我们有了鲁迅的《野草》，是我们的骄傲；《野草》可归入世界散文诗名著一类而决不逊色。《野草》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现代文学的新品种，是值得我们继承其精神的经典散文诗文本。

　　鲁迅先生从浙江故乡“北漂”北京，起初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那是只有三间房的破旧的院落，院中的槐树据传曾吊死过一个女人。鲁迅借住其中的一间，得闲抄古碑遣兴。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

　　（生活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其实，抄古碑不仅研究了历史，且对“书法家”的鲁迅打下了必不可少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在这“补树书屋”里寂寞的生活，酝酿了诗的灵感。

　　1919年，鲁迅搬到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住宅居住。这年夏天，他发表了散文诗作《自言自语》七章。他创造了一种文体形式，是新诗么？却不完全是，是散文么？更不同于《朝花夕拾》集中的那些篇章。他读过并于后来干脆译过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断章以及日本森鸥外的《沉默之塔》；译过西班牙巴罗哈的《山民牧唱》；甚至译过法国“立体未来派”诗人阿波里奈尔的《跳蚤》……可见他对二十世纪初世界流行的现代文学是熟悉的，并且是同步的。在《国民公报》上登刊的《火的冰》散文诗，第一句便是：“流动的火，是熔化的珊瑚么？”鲜活的意象，用以比拟吾心的热与冷，“火的冰”即是鲁迅自身的写照。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他不断地写出他自认为“小感触”却是重大的瑰丽奇崛的散文诗。

　　1926年，鲁迅离开了北京，到厦门大学担任文科教授。他住在三层楼的一间宿舍，面对大海和鼓浪屿，他在一张照片上题记：“昨夜发飓风，拔木发屋，但我没有受损害。”热带飓风虽然可怕，更为可怕的是政治风暴席卷时人的形形色色的嘴脸。

　　（……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在厦门，鲁迅还在郊外一丛热带植物的后面，拍摄了一帧坐像；再后面，隐约一座孤坟，似乎成了此帧肖像的背景。

　　（……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厦大的人事和环境令人憎恶，鲁迅愤而辞职，移教于广州的中山大学。他说：“约略一个多月之后，我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到了广州，……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在这高高的钟楼上，他做着噩梦。“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毒气和鬼气”来自时局的风云突变，现实的黑暗和苦难，以及反动的屠刀和前驱者的血……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交叉着有希望的爱与美的梦，有《雪》、有《好的故事》，有……

　　就在这1927年，散文诗集《野草》出版了。鲁迅自言，这是“苦痛的喊叫！”当即被评为“最典型最深刻的人生的血书”。全书运用超现实的象征的手法，东方壁画的奇兀色彩，古代寓言典故的再创造，意识流的抒情独白，构筑一篇篇动人心弦的散文诗。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岂止是“作证”，而且实实在在地“证明”：中国有鲁迅的《野草》，证明中国有散文诗的高峰。

散文诗理论建设亟待加强

——谢冕访谈录

谢冕 箫风

　　谢冕先生是当代著名诗歌评论家，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新诗评论》主编、《诗探索》编委会主任。作为诗歌评论界的领军人物，从上世纪80年代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到最近的《一个世纪的背影》，他始终关注着诗歌理论建设。2月1日上午，笔者来到他在北京昌平海德堡花园的寓所，就散文诗创作和理论建设问题进行了访谈。

　　箫风：谢老师新年好！非常感谢您百忙中接受我的专访。您作序的《叶笛诗韵——郭风与散文诗》一书已经出版，我给您带来了。书里收了您几篇评郭风散文诗的文章。

　　谢冕：谢谢您专程来访！（翻阅之后）这套书编得很好，您花了三年时间，下这么大工夫，不容易。这不仅是为郭风先生，也是为散文诗做了一件大好事。

　　箫风：谢老师过奖了，我只是想为散文诗做点实实在在的事。今年，我与《文学报》合作，主编了《散文诗研究》专刊，这是第一期，请您指教！

　　谢冕：（仔细翻阅后）内容很丰富啊，办得不错。

　　箫风：主编这个专刊，是想为散文诗研究搭建一个发表平台，为散文诗理论建设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郭风先生就指出“散文诗理论建设未能与创作实际相协调”的问题。我感到，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散文诗理论建设亟待加强。这也是我创办《散文诗研究》专刊的目的所在。

　　谢冕：的确如此。这几年散文诗创作的步子，比理论研究要大、要快，理论研究和批评明显滞后。您现在编的这个专刊，尽管篇幅不大，又是在报纸上，但这是国内唯一的散文诗理论刊物，看到这个我非常高兴。现在发散文诗作品的刊物不少，但是专发散文诗理论文章的没有。我感到，首先要把它坚持下来。“五四”以来很多新文学刊物都是这样，办好以后抽出来变成合订本，就是一个很好的资料。您这个头开得很好，将来会留下一份很珍贵的资料。

　　我觉得，要像重视诗歌和小说研究一样，重视散文诗理论研究，当然包括批评。散文诗的地位在文学界始终没得到确认，既有创作上精品不多的原因，也与理论研究没跟上有关。既然现在有这么多人在写，而且散文诗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很值得好好研究。鲁迅先生的《野草》到现在都没有人能超过，是开山之作，经典之作，我们应该不辜负前辈开创的事业。我希望理论界特别研究诗歌和散文的有志之士都来做这件事，一起推动散文诗理论建设。

　　箫风：您是当代著名诗歌评论家，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中国新诗史和新诗理论研究，80年代率先为“朦胧诗”呐喊助威，多年来一直站在当代诗歌评论的前沿，关注着诗歌的健康发展。同时，您对散文诗创作和理论研究也很关注，少年时就发表散文诗，您的《北京书简——关于散文诗》、《散文诗的世界》等论文，对散文诗的诗性特征等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今天读来仍感十分精辟。谢冕：“著名”不敢当啊，对散文诗研究关注也不够。我学生时代就喜欢散文诗，处女作《公园之秋》发表在1948年11月25日《中央日报》，当时只有16岁。那篇《北京书简》，是我与郭风先生的通信，1979年刊登在《福建文艺》上。记得，我在那篇文章里讲过：散文诗与其说是散文的诗化，不如说是诗的变体。散文诗只是散文的近邻，而确是诗的近亲，它和诗有血缘关系。我至今仍然这么认为。

　　从写作的层面来讲，用写诗的方法来写散文，在拥有散文形体特点的时候，应该想到它的核心是诗。散文诗首先要有诗的凝练，同时又比诗更自由，这个自由首先应该是形体上的自由，格式上的自由。诗是作茧自缚，把自由约束在里头，散文诗不受这个约束，它是很自由的。在《散文诗的世界》一文中我曾讲到，散文诗的“两栖性”，使它有可能兼采诗和散文之所长，而摒除其所短。我感到，这个特点还是存在的。我自己写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诗我是不敢写的，要是把这个分行取消了，我就得到一种安慰，那种紧张的状态就没有了，写得很放松，但我又是按照诗的特性来写的。这是我的感受。

　　箫风：中国散文诗与新诗同时诞生，至今已走过90多年风雨历程，可以说充满坎坷和磨难。新世纪以来，散文诗创作出现了喜人的景象，但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请问您对散文诗创作的现状怎么看？

　　谢冕：这几年，写散文诗的人的确多起来，发散文诗的刊物也比较多，还有一些学术研讨活动（前不久，首都师范大学刚刚举办了“当代散文诗的发展”研讨会），包括你现在正做的一些工作，说明不少人为散文诗投入了很多的热情。对散文诗创作现状的看法，因为我读得少，很难讲得准。应该说，当前的散文诗创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提升，但真正让人看过“眼前一亮”的并不多。我觉得，郭风、柯蓝等前辈的创作实践和大力倡导，的确给当代散文诗写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他们开创了一个伟业，我们正在继承他们的遗产。特别是郭风先生有非常独特的风格，很纯净，很清新，他不用浓墨重彩，和他的为人风格一样。当然，我们要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所有的文学都应该贴近当代，应该有时代的气息，时代的氛围，时代的特色，散文诗写作应该考虑这个问题。要是我们现在还像郭风、柯蓝先生那样写，就可能离时代远了，因为他们是属于“那个”时代的。而当今，生活节奏很快，色彩很浓烈，社会很喧嚣，我们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把它往前发展，怎么样把时代精神充分表现出来，这是必须思考的。我们不能墨守成规，不能自我封闭，不能定格在那种很轻柔的调子里，散文诗应该是多样性的。我当评委的时候就讲，让他表现一下“沉重”看看，轻松是我们的本领，沉重怎么表现呢？批判又怎么表现呢？这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新诗做到了这一点，而散文诗没有做到。

　　我当评委后读了一些作品，每每有一种缺憾的感觉，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这不仅是题材上，而是在审美上出现了问题。波德莱尔的《老妇人的绝望》全文仅三百余字，却写尽了人类感情的复杂性，把那种深刻的悲哀写得震撼人心，让人体味到生活的沉重感。我们欠缺的正是这种凝重感，正是这种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体察。散文诗不能脱离时代，不能一味地“喃喃自语”，应该关注民生，体现社会担当精神。

　　箫风：散文诗的创作实践呼唤着理论来总结、来指导。我感到，当前很重要的是把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搞清楚，否则就会影响散文诗健康发展，尤其是容易误导初学者。《散文诗研究》专刊准备从第2期开始，就散文诗文体的诗性、独立性等“共同话题”展开讨论。

　　谢冕：这样做很好。散文诗发展要突破，离不开理论的引导。中国散文诗草创时期，创作与理论几乎是并驾齐驱的，1922年初《文学旬刊》就组织了散文诗专题讨论。上世纪80年代散文诗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理论研究也有长足发展，出现了王光明的《散文诗的世界》等理论专著。新世纪以来，散文诗创作成绩斐然，理论研究更趋活跃。但总的看，散文诗理论与创作相比仍显薄弱，与诗论相比更为逊色。散文诗理论建设的确亟待加强。

　　空谈无用，重在行动。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园地，要让它充分发挥作用，可以约请一些真正喜欢散文诗的有志之士，围绕一些亟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共同研讨。比如，在突出诗性特征、拓展题材领域、丰富艺术手法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深度研究。我比较推崇短的文章，在一两千字的篇幅里把道理说透，就很好。报纸版面有限，应多发些短而精的文章，力求团结更多人，共同推进散文诗理论建设。

　　箫风：谢谢您的指教和鼓励。我一定努力把《散文诗研究》办好！希望谢老继续关心散文诗理论建设，《散文诗研究》期待着您的大作！

　　谢冕：也感谢您给了我一次交流的机会。我对散文诗的前途是乐观的，相信《散文诗研究》会越办越好！

　　谢老虽然已八十高龄，但依然神采奕奕，笑声朗朗，谈起诗歌还是那么慷慨激昂。与笔者一起拜访谢老的还有诗友沉沙，我们一起倾听谢老畅谈人生经历，一起向谢老请教散文诗发展问题。访谈结束已是十二点半，谢老和夫人陈素琰老师坚持请我们共进午餐。看着谢老大快朵颐的样子，我忽生一个奇怪的念头：面对诗歌，谢老不也是一位高明的“美食家”么？

中国散文诗史话（之一）

邹岳汉

刘半农率先诗体引进沈尹默试作史上留名

　　当我们探讨中国散文诗发展史的时候，先要明了：作为一种新兴的现代诗体，散文诗是上世纪初从外国引进的。散文诗最初发生在法国。诗人波特莱尔（Baude-Laire,1821-1867）受路易·贝尔特朗（Aloysius Bertrand,1807-1841）的《夜之卡斯帕尔》的影响，于1867年发表与他的著名诗集《恶之花》齐名的《小散文诗·巴黎的忧郁》，并在献词中提出散文诗“没有节律和韵脚，非常柔和，相当灵活，对比性强，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基本的文体特征，从名称到文本奠定了散文诗作为一种现代文体的地位。

　　散文诗引进中国之后，很快与本土的传统文化及新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散文诗的特色；但其产生的源头，不宜勉强到中国古代去寻找。

　　最早将散文诗这一文体引进中国的是刘半农。1915年7月，他用文言翻译了总题为《杜瑾纳夫之名著》（屠格涅夫散文诗作品）共四章，发表在《中华小说界》2卷7号。1918年，他用白话译介印度歌者拉坦·德维的《我行雪中》，发表在《新青年》4卷第5号，附译的“导言”称该诗为“结构精密的散文诗”。

　　刘半农的译介，是与他的“文学改良观”相呼应的。他在《新青年》1917年3卷第3号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最早提出“不限音节不押韵之散文诗”的概念，并提出“增多诗体”“于有韵诗之外，别增无韵之诗”、“更造他种诗体”等具有前瞻性的，在开放、多元的格局中建设中国新诗的主张，对于包括散文诗在内的中国新诗的理论建设，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他也是我国最早尝试写作散文诗的诗人之一。1918年5月15日，他发表在《新青年》4卷第5号上的《卖萝卜人》的题记标明“这是半农做'无韵诗’的初次实验”，开中国诗人自觉地写作散文诗之滥觞。

　　而最早开始散文诗试作的是沈尹默。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1号，破天荒地首次刊登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9章，揭开了中国近现代“新诗”发展史的第一页。其中沈尹默的《鸽子》、《人力车夫》、《月夜》，绝大部分是采取的分段而不分行、较为自由的散文句式（虽然还带着韵脚的痕迹），可说是我国最早的散文诗试作。

　　1918年8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5卷第2号上刊载的刘半农的《晓》、沈尹默的《三弦》，则是公认的中国散文诗早期成熟的代表性作品。经过刘、沈二人持续的开拓性的努力，散文诗作为一种与“有韵诗”相对应的新兴诗体，在中国诗坛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并逐渐形成它既不同于古体诗词、也有别于一般讲究分行、押韵的“新诗”的艺术特色。

中国散文诗史话（之二）

革新与守旧两派间大交锋郑振铎为散文诗理论奠基

　　上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最先是以包括散文诗在内的白话诗狂飙式的突进引人注目。《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等报刊相继发表包括散文诗在内的“白话诗”，文学革新派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引来称之为“学衡派”的守旧人士的质疑和反对。1919年4月起，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月刊》《学衡》等报刊发表文章，坚持作诗必须押韵、无韵则不成诗，讥笑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包括散文诗）“毫无诗意存于其间，真可覆瓿（盖酱缸）矣”。针对这一形势，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在其主办的《文学旬刊》上开展了一场关于散文诗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是否“无韵则非诗”？能不能用散文的形式作诗？《文学旬刊》从1922年1月起，连续几期发表了西谛、王平陵、滕固等人谈散文诗的文章，对守旧人士的观点进行批驳。其中尤以西谛（即郑振铎）的《论散文诗》立论明晰，论据确凿，逻辑严密，言词犀利。他的这篇文章，为中国散文诗作为一种新兴诗体的合理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中国散文诗理论体系的建设做了最早的奠基。

　　西谛以大量中外诗歌发展史上的事实，否定了“无韵则非诗”狭隘、过时的诗歌观念，主张“诗的要素，在于诗的情绪与诗的想象的有无，而决不在于韵的有无”，“有诗的本质——诗的情绪与诗的想象——而用散文来表现的是'诗’；没有诗的本质，而用韵文来表现的，决不是诗。”说明“诗”是可以用散文的形式来表现的。

　　那么，用散文的形式来写诗，会不会导致散文诗与散文混淆呢？西谛的回答是：“诗则多是直接引起读者的情绪。并且，诗的想象，另外有一种感化力，使我们看了，就知道他是诗，决不是小说，或论文或戏曲。”他提出诗较之于散文，有“更相宜于智慧的创造”、“偏于文学的个人主义”、“偏于暗示”等五个方面的区别。

　　王平陵在《读了<论散文诗>以后》中认定：“由韵文诗而进为散文诗，是诗体的解放”；滕固在《论散文诗》里认定：“散文诗是诗中的一体，有独立艺术的存在”，大体都是对西谛文章的支持或补充。

　　西谛在文章中所列举的外国诗人鲍多莱耳（波德莱尔）、屠格涅夫、泰戈尔的作品，都是过去和现在公认的典型的“散文诗体”。西谛还将散文诗与一般新诗（自由诗）作了明确的区分：“近来的新诗（白话诗）不都是散文诗”。滕固说得更明白：“我国新诗，大部分是自由诗，散文诗极少。……在此我不得不希望有真的散文诗出现，于诗坛上开一新纪元”。他们二位及其同时代人，对这两种不同诗体的认知是很清醒的。近来，有论者以为西谛等人的文章仅仅是为当时的白话诗辩护，并不是为散文诗文体立论，这是不确切的。

　　在初创时期的白话诗既包括分行的新诗、也包括散文诗的情势下，西谛他们的文章既是为散文诗立论，也是为当时的白话诗辩护，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如果说，他们立论如此明确的文章，竟然与作为新诗之一体的“散文诗”无关，则毫无依据。

　　西谛散文诗理论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是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之初提出的“中国近代的新诗运动可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这一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散文诗就是诗体大解放的产物。在国外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

精品选读

耿林莽主持

一只鸟

许淇

　　一只鸟在草原上唱歌。

　　它在哪里？我看不见它的身影。

　　是鸟之魂么？发声如脆碎的晶体，尖锐地锯噬着，

　　而世界遂焕发起来。

　　而当一只鸟沉默的时候，大地也噤声。

　　语言系统出现障碍，诗歌于是断绝。

　　鸟啜饮蔚蓝。呼吸。高峰体验。稀薄的大气。

　　鸟的歌形而上，抽象似太阳的光环。

　　于是我期盼甘露如雨霖，濡湿了银白的翅羽。

　　我盼来的却是一支响如沉雷的暗箭。

　　鸟像一粒被击中的小石子迅疾地坠落；垂直如子午线，激起生命的一圈圈涟漪。

　　雷击着鼓。羽翼扩大，草原上一片阴影。

　　鸟之尸腐烂成土，风吹绒毛如蒲公英飞，

　　鸟之魂化作一株草，渐渐蔓延；

　　于是我听见整个草原像鸟一般地呻吟……

　　【点评】“一只鸟在草原上唱歌”，是感觉，抑或幻觉？诗人不过是从想象中“虚构”了它，其目的在于追踪“鸟之魂”。

　　鸟之魂，是什么呢？诗人告诉我们：“鸟啜饮蔚蓝。呼吸。高峰体验。稀薄的大气。”———是大自然赋予了鸟的歌声的源泉，鸟之魂，不过是自由的化身。

　　诗人的构思是丰满的，且层次分明。由于对鸟之歌的追踪，引出了“语言系统出现障碍，诗歌于是断绝”的延伸，诗的境界便拓宽了一环；“我盼来的却是一支响如沉雷的暗箭”，诗的境界则更深了一步。“雷击着鼓。羽翼扩大，草原上一片阴影。”至此，由鸟之歌遭遇的厄运，达到了顶点。

　　诗人所写的是“一只鸟”，然而其中蕴含的联想空间是很宽的。鸟之魂是自由的象征。她化作“一株草”，在蔓延，是自由的“种子”在蔓延：“我听见整个草原……”

　　这才是散文诗。在有限的“象”中，包藏着无限的“意”。意味无穷，提供读者去体味。

声　音

唐朝晖

　　一种声音远远传来，轻柔、幽怨。

　　天空暗了下来。城市的灯突然退隐，建筑物也黑魆魆地下陷。声音还在继续，我们倾谈着，深感血在体内流动，一些沙石和苔藓从身上掉落。我裸着倾谈。墓地的碑文开始自吟，一株株草木开始适度地游向我。她的嘴空荡的，无舌无唇，但语言掷地有声，每字每句都在岩石上溅起火花，亮光让我震颤。声音魔力万千地继续，我试着用空荡言说。我惊讶于自己直接置身触摸于言说的语言实物中。

　　声音还在继续，黑色一层层淹过来，颜色一层层加浓，我却越发清晰地看见言说的石头和草木的形姿。种种灵光，在无忧的时空里烁闪。我彻底迷醉于这声音，我涉足于这世界，我学会了言说。

　　声音，从手中流出……

　　【点评】唐朝晖的散文诗富有创意，很现代。这一章《声音》便是写幻境的。“一种声音远远传来”，然而那声音却是“莫须有”的，或者，不过是诗人在城市灯火隐暗，一片黑魆魆地朦胧中产生的物的通感，和幻觉的有声有色地展开。所谓“倾谈”，其对象仍是碑文、草木等等。“她的嘴空荡的，无舌无唇”，便形象地描绘出了声音之幻。然而，诗的魅力却正在于这幻中之真，由于诗人语言的功夫，使人感到比真实的声音更加动听和感人：“语言掷地有声”，“在岩石上溅起火花，亮光让我震颤”，何其神奇乃尔。更为出色的是，诗人进一步将声音的幻象“具象化”，看见了“言说的石头和草木的形姿”，并且，“我学会了言说”，“声音，从手中流出……”

　　我以为，朝晖的这章作品给我们的最大启发，在于展示了散文诗艺术特色的一个方面，不仅仅可以从现实，而且可以从幻觉，从超现实，从魔幻中发掘诗的迷人的火花，散文诗通向无限的门为我们打开着，等待勇敢者的进入。

动物园的马

崔国发

　　伫立或停蹄：狂奔之于马，词语的变奏，痛失它题中的应有之义。

　　天马行空，叱咤风云。寓言中的马匹，宜在闪电中居住，纵驰或嘶吼，在动感的草原上，打破天地的静寂。

　　风吹云起。马匹中的英雄，在此已无用武之地。

　　英雄的马匹，最渴望在一望无际的旷原上，做最好的自己：

　　血的奔涌，方显出英雄本色；

　　力的凯旋，才能尽情地展示它无限的威仪。

　　安栖或休憩：动物园的马，透过铁栅外面游客的视线，孓然而无奈地于岁月的风尘中笃行，在自己的脚步声里，踩着深秋的孤独。

　　鞭长莫及。身陷困境，落魄的游魂，如落叶般扫地，它的辽阔与自由。

　　（这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

　　“世人啊，你们自己在追寻生存的意义，为何又在压抑——

　　我的疾飞的信念，炽热的情感和精神的策励。

　　此生有涯，快放我出去吧，且让我甩一甩蓬勃的尾翼，

　　让我在太阳涌动时，再生一回出征的勇气。”

　　马的诉说，暮霭里的一闪，你听不见。

　　马在动物园里，在即不在。曾经的不羁之蹄，是否还会在梦中腾起透骨的霹雳。

　　【点评】崔国发是写马的能手，这一次面对的却是动物园里的马。“狂奔之于马”，“是题中应有之义”，开端便点出了题旨。诗人运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在正面抒写“英雄已无用武之地”的马的形态时，先将那“天马行空”的雄姿拓开一笔，这就为那失去了旷原的马准备了“失落”的背景：“在自己的脚步声里，踩着深秋的孤独”的马，“这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这一句看似直白，却有深沉的力度。这种“反诘”，便将全诗歌颂自由的主题突现了。末段以马的自白进一步加深了这一意向，也是好的，只是，如简洁一点，更好。而最为给力的一句，则是“马在动物园里，在即不在。”这句话，雄辩地将自由对于生命的价值，提升到哲理性的高度，可说是“一语胜千言”了。

车站上的小偷

郭文阁

　　把每一辆车当成一个个口袋。

　　总想伸进手去。迅速地、闪电般插入。

　　左手开弓，右手抒情。“

　　这样的一双手干什么都好，干什么都能干好。”

　　把手又伸进去了。

　　被一个漂亮的女孩一双白嫩的手握住了。握得很紧。

　　你的手装进了五指的栏栅里。

　　女孩握痛了你。瞬间你的脸沉了下来，像天上正要下雨的那块云……

　　这一握，暖了袖口多年的香。

　　【点评】写小偷的散文诗不多，郭文阁的这章作品，既非批判，也无谴责，一个“奇妙”的情节充满了喜剧性的轻松和幽默，却也发人深省。漂亮女孩的手构成的“五指的栏栅”，具有特殊的内涵，从“人性”的角度给予一个年轻小偷的“感应”是复杂的、多面的，诗中没有点明，却有许多暗示。“你的脸沉了下来”是一种；“暖了袖口多年的香”是又一种。到底给了这个小偷以多少影响，没说明，这种含蓄正是此诗的妙处。她提供给我们散文诗中罕见的喜剧性效果，和轻松与严肃相协调的风格特征。

永不消逝的“叶笛”

王幅明

　　郭风（1918―2010）是新中国散文诗的开拓者和主要领军人物。作品集获“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国图书奖”、“冰心文学奖”等全国性大奖。2007年，荣获“中国散文诗终生艺术成就奖”。对郭风的散文诗评论家们已多有论述，本文侧重介绍他对中国散文诗发展的独特贡献。

儿童散文诗的开拓者

　　郭风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是新中国儿童散文诗的开山人。1957年12月出版的《蒲公英和虹》，是新中国也是“五四”后第一部儿童散文诗集。之后的几十年间，他相继出版了《早晨的钟声》、《红菇们的旅行》、《蒲公英的小屋》、《竹叶上的珍珠》等10余本儿童散文诗集。在当代中国从事儿童散文诗创作的作家中，无论创作数量和影响，郭风都堪称第一人。

　　郭风的儿童散文诗创作起点高，影响大，得益于他深厚的修养积累。他在此前已出过多部童话诗集和童话集，也创作过一定数量的散文诗，编辑过儿童刊物，在家乡的小学和中学任教多年，熟悉儿童生活和心理。这些都使他一有灵感，拿起笔来便水到渠成。郭风关于儿童散文诗的一些创作谈，来自创作实践，既朴素又深刻。他说：“在为孩子们写作作品时，我自己有个想法：自己既然写散文诗，何不为孩子们写些散文诗呢？……这种文体，一般说来，比较短小，有内在的诗的节奏感，富于诗意，富于与诗相联系的想象力以及语言朴实，行文流畅，等等。因此，它对于帮助儿童提高审美和阅读能力、增强儿童关心世事和自然现象的注意力，以及对于道德、情操的陶冶，可以产生特殊效果。”“在儿童散文诗中，审美的要求应该和道德的要求融合无间地、和谐地溶化于一个艺术整体内。我们奉献给孩子们的理所当然的是各种有助于滋补儿童心灵的精美的点心。”（《儿童散文诗漫笔》）

　　这些见解，值得有志于儿童散文诗创作的朋友们认真思索并运用。

民族化道路的坚守者

　　关于中国散文诗的源头，郭风坚持古已有之的看法，还专门编译了一本《中国古典散文诗译注》。他在该书前言中说：“我所以不揣谫陋，编选、译注这么一本书，私心以为这也许可以开拓当前散文诗界的视界，开拓作者的创作思路……我有个不成熟的、乃至偏颇的看法，当代少数散文诗，太过于依靠外域的作品，譬如意象派啊，自白派等等外国流派的散文诗或诗歌。太过了，往往成为一个圈套，把自己套住或束缚住，欲求自己作品之有所突破，难乎。读读本国散文诗，从本国古典散文诗的遗产中吸取营养，颇为必要。”

　　他在多篇谈论散文诗的文章中谈到民族化的问题。1984年3月，在《谈谈散文诗》中说：“我国的散文诗传统可以远溯到以屈原为代表的文学年代。我自己在许多场合，提及五四时期以鲁迅的《野草》为代表的散文诗传统……我们需要认真发扬我国散文诗的优秀传统，使我们的作品既具有作家个人的独创性，又具有浓重的民族色彩。当然，我们需要向全人类的文学遗产吸取营养，这是不用多谈的。”

　　郭风是大自然的歌手，真善美的歌手，同对又是故乡的歌手和民族的歌手，他的歌声里总是飘散着闽南山水田园的芬芳和阳光，给人以深深的感染。他在《我与散文诗》中谈到：“从小在家乡接触到的乡土戏、庙社和里巷间的笙歌，里巷间流浪的盲乐师的歌唱以及村野间、果园间吹出来的、往往是即兴的叶笛声、麦笛声……这种艺术熏陶所培育的艺术趣味，在尔后我的创作实践中，总是给我以某种提醒，某种召唤，某种启示：应该尽自己力之所及，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具有民间的、乡亲的情绪。”

　　郭风是民族化道路的鼓吹者和坚守者。不少有成就的散文诗作家，都赞成他的观点，并从他的创作实践中汲取过营养。

德艺双馨的引路人

　　郭风是散文诗界，乃至整个文学界广受尊敬的长者和仁者。2003年和2007年，福建省文学艺术界隆重举办了祝贺郭风文学创作70周年暨“德艺双馨”授牌仪式和祝贺郭风90华诞活动。郭风逝世后，引发文学界对他崇高人品和艺德的深切缅怀。曾任福建省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的著名散文家陈章武，用诗意的语言为逝者画了一幅绝妙的素描：“一位温柔敦厚的长者。一位学贯中西的智者。一位白发苍苍的儿童。一位勤劳俭朴的老农。……一位充满幻想的诗人……一位从不请人写序，却为许多年轻人写序的人。一位不善交际而朋友遍天下的人，一位不爱在公众场合讲话，但却常常妙语连珠、语惊四座的演说家。一位把生命牢牢钉在文学十字架上的人，一位著作等身但却拒绝炒作的成功者……”

　　作家们对郭风的爱戴，是发自肺腑的，完全出自对他的人品和文品的钦敬。1984年10月，中国散文诗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郭风因故未能到会，但代表们仍推举他担任会长（另一位会长为柯蓝先生）。同样受人尊敬的散文诗前辈耿林莽在回忆往事时写道：“与谦虚相偕，是他的对人、对物一以贯之的温暖、亲和的态度，可以说，一种自由、平等与宽容、博爱的精神，十分自然地体现在他的作品和他对日常生活的应对中。”（《郭风的“风”》）

　　郭风曾对友人说，他一生只做过一件事，即写作，可见他把写作看作如同生命一样重要。其实，他没有当过专业作家，虽然担任省作协领导多年，但他的真正职业是编辑，是名副其实的编辑家。除长期主编《福建文艺》（后更名为《福建文学》）外，还先后主编《榕树文学丛刊》、《中国百家散文诗选》、《外国百家散文诗选》、《中学生文库·散文诗选》，参与主编《曙前散文诗丛书》、《黎明散文诗丛书》、《中国儿童散文诗丛书》等，并结合创作实践写下大量散文诗创作谈，为中国当代散文诗发展和年轻散文诗作家培养做出重要贡献。经他培育过的青年作家，不计其数。受他影响成为编辑家的，也大有人在。

　　不少作家随着离世，甚至尚未离世，所写的东西已被人们遗忘。郭风不属于这类作家。当然，他也有不能传世的作品，但他那些独具个性的代表作，注定会超越时空。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我坚信，他那只曾感动过几代人的叶笛，永远不会消逝。

关于散文诗的“诗性”

编者按：2011年11月5日，在《中国当代散文诗》编辑部、《散文诗》杂志社、《青年文学》编辑部、吴江市文联主办的“首届中国当代散文诗理论研讨高端峰会”上，著名散文诗作家、编辑家邹岳汉先生鲜明地提出了散文诗的“诗性”问题，并明确指出：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系散文诗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本刊“共同话题”专栏从本期起，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欢迎大家踊跃来稿（邮件：[e-mail]）。本期推出邹岳汉、崔国发的文章。

中国散文诗的现状与未来

这是个大题目。我只能站在现实的低处，就推动散文诗发展的实际工作和最基本的理论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

　　讲到当代散文诗的实际工作，我要提到两个人。

　　一个是赵宏兴先生。在我的记忆里，每年一本的《中国当代散文诗》，是从2004年开始的，至今已连续出版6卷，丰富了中国散文诗的发表园地。而每一卷从组稿、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到经费的筹措，几乎全凭他一人之力。他是把这套丛书当做他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事业来做的。

　　另一位是箫风先生。很早以前，就读过他明朗优美而富有生活气息的散文诗作品。大概前年，从电话中得知，他正在编选一本关于郭风与散文诗的书，颇有点出乎意料。现在，三卷本的《叶笛诗韵——郭风与散文诗》，已由海风出版社出版。这着实令人震惊：一部研究当代散文诗大家郭风的规模宏大的文集，竟由一位从事业余写作的军旅诗人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想，他们身上都体现出当代散文诗人所特有的坚忍不拔的执着精神。从这一批脚踏实地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散文诗发展令人鼓舞的现状和它充满希望的未来。

　　散文诗文体的“诗性”问题，据说是一个“早已解决不需要再费时讨论的老话题”。可在我看来，这又是当下中国散文诗界绕不过去的，一个十分现实的，甚至有点紧迫的、关系重大的问题。

　　2010年，我曾分别在丹江口、川岛两地举行的散文诗笔会上发言，都提到散文诗的本质是诗，并引起相当热烈的讨论。《散文诗》和《散文诗世界》、《青岛文学》等刊物，也都相继发表好些文章，表示各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看法是：“散文诗就是散文诗”，它既不属于散文，也不属于诗，它是独立于二者之外的一种特殊文体，还担心散文诗归属于诗之后，会影响到它的“独立性”。

　　其实，我们讲散文诗属于诗，只是让散文诗回归到它固有的本质属性，并不妨碍它与分行新诗相比较而产生的独立性———它既与新诗一起共存于当代诗的大范畴之内，又与一般分行的新诗在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与新诗既有共同的诗性，又有各自不同、不可相互取代的艺术特性。正如小小说虽然与长、中、短篇小说同属于小说的大范畴，但它仍不失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小说体式一样。

　　当然，在诗的大范畴内，散文诗的“独立性”万万不可缺少；缺少了，散文诗就会失去它存在的价值。但如果把“独立性”扩展到诗的范畴之外——离开了“诗性”的基本规范，散文诗将失去与散文小品相区隔的最后边界，散文诗也将丧失自己的家园。

　　另一种误解则来自个别新诗的写作者或研究者，他们或以为散文诗比新诗低一层次，称不上是“诗”，不屑与之为伍，从而采取排拒的态度。

　　对此，我们只须回顾一下：新诗、散文诗两种诗体，都是在上世纪初以“写白话文”、“做白话诗”为先导的新文学运动中大致同时地产生的；后来，又在长时期里平行或交叉发展，都为中国当代诗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曾在《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60年散文诗精选》一书的“引言”中写过如下一段话：“散文诗是中国当代诗不可或缺的一翼，散文诗和新诗一起发展，共同构筑了中国当代诗的繁荣。”两种现代诗体共存共荣，只有形式的不同，并无高下之分。

　　还有一种认识：只管写出好的散文诗作品，不必在它的属性上过多地讨论。这种认识，忽略了理论在文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有一位知名的台湾诗人曾说，动笔写散文诗之前，先要告诫自己：这是在写诗。散文诗写作者内心是否有这样一个指引，其写出来的作品会截然不同。

　　对于一个散文诗书刊的编者而言，“诗性”的强弱也是他最终决定作品取舍的一把尺子。这把尺子放松了，让大量非诗的东西涌进来，散文诗的园地就会显得芜杂、不那么纯净了。本人创办《散文诗》杂志并任该刊主编15年，随后主编《中国年度散文诗》

　　12年，要说有点什么感悟或是贡献的话，就是坚守了散文诗的“诗性”原则。当然，对于“诗性”的把握很多时候是趋于感性的，不可能做得很圆满，但这27年来，总是朝着这个方向不懈地去努力。现在，散文诗受到某种贬损、歧视，或一些作品、一些出版物不尽人意，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散文诗作者、编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放松了对散文诗作品“诗性”的要求，掺入了大量非诗的“散文诗”所致；脱离诗的范畴，去追求所谓散文诗“独立文体”的身份，必将事与愿违。散文诗的独立性只能在诗性的基础上去寻找；离开这一点，“散文诗”文体将自我迷失。

　　散文诗对于读者来说，最大的吸引力也在于它的“诗性”———在无拘束的散文形式下释放出的，浓浓的诗性；失去“诗性”的散文诗，也就会失去钟情于散文诗的广大读者。

　　因此说，散文诗的“诗性”原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系作者怎么写、编者怎么编、读者怎么定位，以至散文诗向什么方向发展等关系重大的实践问题，也关系到散文诗文体的生存和它将来的健康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散文诗将来的发展，一靠有一大批有担当的散文诗人和编辑家们韧性的坚守和锐意的探索；二靠散文诗界进一步加深对散文诗固有的“诗性”本质及其现代性的认识、探讨，并以此指导我们的实践。有了群体和个人的推进，又有明确的努力方向，中国散文诗就有走向更加繁荣的希望。

诗性的凝聚与迸发

散文诗自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便向世人昭示着，它是诗体革命的产物。在诗歌创造的秩序中，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散文诗虽在诗体上的分野却并非脱离其诗性审美本质的一致性。对此，一些散文诗作家和理论家纷纷表达他们对散文诗的看法，诸如“诗的变体”、“诗的发展和延伸”、“诗的支脉”、“诗之一翼”、“诗的内核”、“诗的灵魂”、“诗形式的再造”、“诗的散文的奇迹”、“淌着诗的血”、“作为诗的家族的一员”、“是大诗歌的一种”，甚至著名诗人彭燕郊还提出，散文诗是否会“像自由诗战胜格律诗那样，成为诗歌形式发展的必然趋势”等等。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契入了一个亮眼耀目的“诗”字。这不仅体现诗人或诗评家的文体自觉，更在于他们从骨子里脉动着诗的血液，表现在对散文诗诗性本质的固守。

　　我是非常赞同以上观点的。在我看来，诗性是散文诗的本质属性，是散文诗的一个鲜明的标识。如果丧失了诗性品质，散文诗的文体特征便无从谈起，散文诗的独立性亦不复存在。如果诗性泯灭，我们不禁要问，这难道还是散文诗吗？它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大可不必以“散文诗”冠名。纵观波德莱尔、屠格涅夫、兰波、勒内尔、希门内斯、圣琼·佩斯、泰戈尔、纪伯伦、帕斯等世界著名作家的散文诗精品，无不具有纯正的诗质与诗的真性，诗的内在的情韵和一种诗化的美。诗体的解放与变革，诗意的充溢与激荡，诗性的凝聚与迸发，不正是散文诗引人入胜、撼人心魄的魅力与奥秘所在么？那么，散文诗的诗性，应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要体现在“思想的诗化”上。这种思想的表达，不同于散文式的哲理书写，而是融入并自然流露在作品的血液之中，鲁迅寓意深远的《野草》之所以成为经典之作，就是因为“思想的诗化”构成了作品的“诗境”、“梦境”与“思境”，其所传达的是人的灵魂，是心音，是鲁迅的生命哲学和诗化哲学。《野草》的诗哲化，成为散文诗诗性特质的一个典范。

　　二要体现在“情绪的诗化”上。这种情绪的诗化，也并非抒情散文式对客观事物的触发与感应，散文诗的诗性凝聚却必须建立在抒情、叙事的基础之上。其精神内核必然呈现诗性的抒情，即如著名作家耿林莽所说的“以抒情手法叙事，将情节、细节、人物等经诗化处理后，融为一体。”这种“诗、史（事实）与思的一体化”，实际上就是“情绪的诗化”。如耿林莽的《窗口鲜花》、《红头绳，白头绳》、许淇的《名片》、《陌生女郎》、李耕的《蝈蝈》等，都是从现实生活素材中提炼诗意，像诗一样抒情地反映生活，表现诗意的生活，抒写生活的诗意。为此，我想起了波德莱尔说的话：“够得上艺术品的诗，它所写的一切，都是诗人从生活中选择来，用自己思想去冶炼，感情去浸泡，想象去插上翅膀。”经过这样的“诗化”，散文诗的本质特征于此可见一斑。

　　三要体现在“内容的诗化”上。散文诗内容的虚与实，对诗人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难度写作。如果凌空蹈虚，就显得抽象，干巴巴而无诗味；如果避虚就实，就显得堆垛，死沉沉而无生气。为此，只有解决好虚实关系，化虚为实，虚实结合，才能彰显散文诗的诗性。如屠格涅夫的《门槛》就是通过“梦”的虚幻情景和一个整体象征的情境，抒写有诗意的实景细节，表现了一个姑娘的坚定信仰和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门槛》就是采用虚实相生的方法，让作者的思想与感情通过想象暗示而得到诗意的呈现。

　　四要体现在“语言的诗化”上。这种语言的淬炼，并非矫饰、空泛、堆砌或华而不实的词藻，而是蕴藉、含蓄、精炼、干净的那种。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梅洛庞蒂说，语词是世界的血肉。对于散文诗人而言，语词是诗人用语言建构这个世界的血肉。诗化的语言，一方面来自诗人的思想感情，另一方面还要从生活感受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修炼得到。如李耕《蛾的誓言》仅此两行：“不蹈火而死，成不了光辉的战士。/（蝴蝶困惑：没有其他的选择吗？）”如此来自生活感悟的诗化语言，透着人生的真谛与太多的深意。

　　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独立诗体的散文诗，只有真正实现思想、情绪、内容和语言的诗化，才能使其诗性的本质落到实处；散文诗也只有对“诗性”的沛然拥有，才能自出机杼，卓然自立，独树一帜，开辟新的艺术境界。

耿林莽致秦兆基

兆基兄：

　　您好！

　　这次的挂号很快收到，这真是一篇十分厚重的宏文（指《芦白枫青秋水含痕———耿林莽散文诗的风格美》———编者注），读后十分感动。您花了巨大精力为我写这样规模和分量的评文，的确是一次艰苦的劳作，远非一句感谢所可以表达的，在我所读到的评论文中，是很重要的一篇力作。

　　过去对我的评文，大都重点谈意义，思想解说多，艺术分析少，是一个弱项。兄这篇将重点放在艺术风格上，便是很大的一个特色，也是我所企盼的。您以秋水、芦枫来概括，的确很准。这个“先天”的特色与入世后的“忧郁”结合，便形成了我的“特色”，您对此抓得准。您的评论文风也好，不生硬，不取一般枯燥言说的方式，而写得优美流畅，也是一个特色。结构也是谨严的。我以为，阐述单一性、复合性的部分，写得最为充实，是全文的主体部分。其中，关于“复调”问题的提出，是个新鲜的课题，我近日正在思考巴赫金的这个观点，想如何运用于散文诗？兄是评论家，是否有兴趣就此专题作些研究，以散文诗已有的实践，作些分析和指导，或可对散文诗人更好地运用这一新的理论以丰富散文诗的表现力上有所启发？请考虑（我也想进行一些探讨）。

　　此文充分体现了兄的学术修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美的文风，对于一些引文的评论都是中肯的，我就不多谈了，由于文章长，进入“感性与智性审视的统一”和“艺术方法的执一与求变的统一”阶段，似已难充分展开（由于具体引证分析已在前面谈过），这或是篇幅所限，也与结构有关。“悲剧性、柔弱性、忧郁性……成为创作通病”的提法，似可再酌一下，因悲剧性、忧郁性或不能笼统列为“病”，怎样提法更好，请酌。……

　　十分感谢兄的厚赐。有一本新集子《鼓声遥远》，可能春节后不久印出，届时当即寄上请兄赐教。

　　春节期近，提前向您拜个早年，向夫人及全家拜年。

　　顺祝

文安

　　　　　　耿林莽

　　（2011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