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掇英 | 周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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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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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剑初
文 / 周剑初
备受书坛关注的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已画上圆满句号。此展从组织层面来说，无论是评审规则的宏观设计，还是具体组织实施，均科学、严谨、细致。我先后参与了篆刻监审和面试评审，既感荣幸，更知责任重大。回顾十多天的评审工作，记忆犹新，值得回味，启人深思。
十二届“国展”有三个方面的创举：一是重铸书法审美，二是强化艺文兼备，三是推动“五体”兼善。近期在绍兴举办的“渊流·时代——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前书法创作论坛”，主要是探讨二王学和探索学术与当代书法创作如何对接，提出重铸书法理想，这关系到书法的发展繁荣，理所当然成为十二届国展的主题。“渊流·时代”当代篇——“我书我心”，则要求参展作者书写自作诗文，这与十二届国展提倡的“笔墨与文辞兼善，优先选择自撰作品”的要求是一致的，并增设文字审查委员会，加强对书写内容、文字、字法正误审查的力度，体现了“艺文兼备”的评审和创作导向。
十二届国展最大的亮点，是首次提出“五体兼善”，就是鼓励作者可多书体（含篆刻、刻字）同时投稿，每种书体限投一件。据不完全统计，共有8名作者三种书体、65名作者两种书体同时入展。这对此次展览不设奖项，而多种书体入展的作者，无疑是新的“聚焦点”和关注对象。聚焦也好，关注也罢，这不是我想说的重点，而是对于“五体兼善”的举措，引发了我的思考，并由此开来，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其实“五体”并不只是十二届“国展”的“专利”，历届全国书展中均有不同的呈现。
1980年5月，在中国书协尚未成立的情况下，由北京书学研究会、上海书画出版社等13家单位联合倡议，在辽宁省举办了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展览展出了许多已故书法名家的翰墨，如郭沬若、沈尹默、白蕉、胡小石、高二适、潘天寿等先生的作品，以及老书法家和年高德隆的社会名人佳作，他们书法功力深厚，“五体”俱全，个性凸显，代表其时书坛的创作高度。还有一部分中年作者和少数青年书家作品参展，由于功力不逮前辈，作品未臻佳境，尽管书宗“五体”，有不少仍停留在临摹古人作品的水平上。
1984年9月，全国第二届书法篆刻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是中国书协成立之后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大型书法展览。与第一届相似，老书家依旧是展览的“主力军”，舒同、赵朴初、启功、林散之、沙孟海、王蘧常、萧娴、费新我等皆有作品参展，书风沿袭了清末民国书法的脉络，显得平和持重，老一辈书家精湛的学识修养为中青年作者提供了学习良机。
全国第三届书法篆刻展览于1987年举办，在评审中提倡既要有深厚扎实的传统功力，又要有个人风格的新意之作，力求传统内蕴与创新求变相结合。这种机制的改变和评审创作导向，使一大批思想活跃的优秀中青年书家脱颖而出，新人不断涌现。他们善于从“五体”经典中汲取营养，又展现出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及地域书风的特色与魅力。
第四至第七届“国展”贡献给当代书坛最突出的有三点：一是允许作者自由投稿，二是首次设立“全国奖”，三是作品尺幅加大。这些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书法作者的创造性和参与热情，中青年书家占据主力，书作“五体”争艳，追求展厅效应。经过十多年的打造，“国展”在当代书坛的影响力愈益扩大，特别是第六、七届“国展”，应征稿件均突破两万，印证了当代书法人特别是中青年作者高涨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
第八、九届“国展”，伴随着当代书法的推进，书风渐趋多样，书法作品的形式不断翻新，每一届的投稿人数也从36630人到55319人节节攀升，入展作品也分别达到1000幅、1200幅。评审上开始实行分书体评选，同时加大监审团和新闻媒体观察团的监督力度，确保评选的公正性。八届“国展”按打分制分书体评出获奖作者，谢国启、龚勋、孙勇、谢少承、陈海良、顾建全分获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和篆刻“得分王”而备受书坛瞩目。而九届“国展”分等级分书体评奖，龙开胜、童孝镛、陈靖、李守银、李国胜分获行书、草书、篆刻、隶书、楷书一等奖，成为名符其实的书体“状元”而受人追捧。
第十届“国展”开始实行分书体异地举办，草书、楷书、隶书作品在上海展出，广西展示篆书、行书、篆刻、刻字作品，并选取两地部分优秀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不再设等级奖，而是改为优秀、优秀提名作品奖，此两项获奖人数分别达到57、68名，获奖的光环不再聚焦。作品形式更加考究，由于展览不收册页、长卷，拼接风开始盛行。
第十一届“国展”在征稿启事中明确将投稿作品分为书法、篆刻、刻字三个部分。在42572件来稿中，篆书、篆刻2600余件，书体的来稿近4万件，其中行草书2万余件，占“半壁江山”。在评审上有着更为严谨和规范的机制，各书体入展获奖数量根据来稿数形成最后占比，评出679件入展作品，41件获优秀作品奖。评奖不设等级，通过打分制排序产生，张志庆行书册页获得最高分。此次评审的亮点是增加入展获奖作者面试环节和学术媒体的介入，这有利于杜绝“代笔”和客观真实地对外公布报道展况。
应该说，从全国第三届书法篆刻展览起，“国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境况，一大批书法中坚形成主体力量，阶梯式人才队伍逐步形成，地域书风渐入端倪，书法的形式美和展厅效应越来越受到青睐，评审机制也得以不断完善。每一届“国展”都呈现出鲜明特色，形成了“根植传统、鼓励创新、艺文兼备、多样包容”的评审与创作指导方针，为中国书法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回看第十一届“国展”，经过四年的沉淀，十二届“国展”可以更为理性和客观地审视展览面临的现状和问题。重铸书法审美理想，强化艺文兼备，是从精神和文化上进行灌输和“补钙”，而提倡“五体兼善”，则是对当下书法技法的缺失，书法基础的薄弱，书法乱象的“拔乱反正”而提供的“灵丹妙药”。
说到这个问题，我想谈谈自己在五体书法学习上的经历。
2008年10月，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周剑初五体书法展”。因为此展的举办，居然使得习书30余载的我渐渐被书界友人所熟知，并相继在首届册页展、第二届青年书法篆刻展、第三届扇面书法艺术展、第十届“国展”中摘金夺银，在中书协举办的“三名”书法工程、“现状与理想”学术批评展、“源流·时代”等一系列展览及学术活动中均榜上有名。故常有书友问及我学书心得，我的回答是：书家当习“五体”。
为何要习“五体”？
从生活角度而言，犹如人不仅要食“五谷”杂粮，还要晕素搭配。光吃肉必缺维生素，反之，吃素多了定缺蛋白质，导致营养不良。
从书法本体而言，也自有道理和根据。
其一，书法发展到今天，实用功能逐渐退却，审美功能凸显，书法人群除业余爱好者修心养性外，多数已视书法为毕生挚爱而定为主业。书法学习创作，若只攻一体，千篇一律，长久循环往复，就算形成自己的风格面貌，也难免会感到单调乏味，产生视觉疲劳。至于笔法、结字之变化，谋篇、布局之创新，也将无能为力，无计可施。
其二，“五体”虽各体独立，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苏东坡云：“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周密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这段话，就道出了书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比如，习楷书，难在姿态飘扬书写放松，减少规矩束缚，字的姿态应尽多横生自然之趣，体现天真的流露。有的人写楷书几十年，功力不可谓不深，但拘谨呆板，毫无生气。若融篆隶入楷，字里行间则可透出生拙的金石意趣；若加行草入楷，书写则会自然流畅，拘谨呆板姿态顿可化解。有的人写小字得心应手，可写大字却神采全无，究其原因，小字写大，需对字形重新整合，如练魏碑，便可迎刃而解。还有，更多的人对草书情有独钟，尤其是大草，最能抒发书者之性情。当今草书创作，主流是好的，但无视经典、自我作古、任笔为体、狂涂乱抹之现象充斥书坛。解决的办法，除了多读书多临帖外，重要的一条是在取法上要“博”。融篆隶可解决草书线质之轻飘浮滑，习行书可使书写自然轻松、结字美观大方，习楷书尤其是小楷，可使书者关照书作之细节。
其三，习“五体”突出的是“习”字，就是要对“五体”加以涉猎，潜心练习。古来今来，兼涉“五体”之书家并不乏人，然“五体”皆精却是屈指可数。盖因天分、禀性、志趣、学养以及时间、精力等等人各有异，故选择和结果也就迥然不同。世称赵孟頫精于六体，然其真正建树却在于楷书和行书。其它书体对于赵孟頫而言，虽能熟练写来，应规入钜，然殊乏个性，艺术境界并不高。可见“日数万字”而彪炳书史的一代宗师赵孟頫尚且如此，何况常人呢？不过兼习各体的好处则在于各种书体之间可以互相生发，习之既久，锋毫起伏之间或可得神鬼莫测之机，却又非以毕生之力专攻一体者所能体悟的。所以，习“五体”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夯实根基，打好基础，好比习武站桩、唱歌吊嗓，习“五体”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由“专”向“博”再向“专”过程中的必要手段、重要过程，“五体”积淀融合越深，更有利于我们个人书风的健康形成。
对这个问题，我想分两步来谈，先谈谈“能不能”的问题。
不少朋友有这样的担心：人生时间与精力有限，学书当主攻一体，万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以防“肉多嚼不烂”，终而一事无成。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历览古今书法大家，“五体”皆能者不多，“五体”书作能流播于世者甚少。但我认为，书家不能“五体”，不见得不涉“五体”，前贤五体书作流播于后世者少，不见得不习“五体”。往远看，古贤如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怀素等作书乃“余事”，为实用，以书名世无不在行政、从军、为文、传教诸方面绩伟功丰，且琴棋书画诸艺兼能，或诗书画印数项融通，其时间精力并未见匮乏。近者说，一代伟人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同时也是杰出的书法家。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从没有放弃对书法的阅览和练习，建国后，即使日理万机，尚有余闲读书习字，终成当代杰出草书大家。相比之下，我等如能穷毕生之功，极全部精力，兼攻“五体”，实不至于就那么高不可攀，深不可测。
至于能不能“学好”，这取决于一个人的天份、方法、勤奋、文化及做人等综合素养，需要尽毕生精力去追求和体悟。五体书法是一个浩翰的宝库，面对经典，我们如何去取舍，如何去深入，如何为我所用，是每一个学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近期，专家学者与评委围绕“国展”评审谈了很多书法学习与创作中的基础性问题，我不再赘述。结合自身学习体会，有“两句话”供大家参考体会：
一是“思考比书写更重要”。
有这样一种现象，在学书中，有的人临帖很像，创作作品却是自己的东西。创作时不会将临帖所学经验“拿来”为我所用，存在着脱节现状。临帖非常刻苦，收效却甚微，究其原因，是漫无目的，没有思考，不加分析，写完后脑中一片空白，或只保留书写的感觉，记住的东西很少。不思考，拿起笔就写，时间精力都被浪费了，不值得。所以，思考一定是在下笔前。
我归纳总结临帖四字要诀：察、写、比、改。“察”即观察，是读帖的过程；“写”即把察后胸中之形再现纸上，凭记忆将范字“复制”，愈像愈佳；“比”即对比、比较，每临完一字，应与字帖范字对比，比较两字在形状、大小、位置和神态上的异同；“改”即修正，通过对临字与范字比较，查找不足，再以范字为基再度临写，改正初临所犯缺点。“察”与“比”既是心摹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如忽略思考，就变成抄帖了。
临帖尚且如此，具体到五体书法的学习中，更要用心动脑、勤于思考，善于归纳总结，探索特点规律。如习篆书，就可用“线”和“圆”来概括；习隶书可用“正大气象、体成横势、笔笔断开、因势赋形”来归纳；对楷书特别是小楷可用“古、正、挺、清、雅”来提炼；而行草书，因其动态的体势，可用辩证法来判断对立统一的规律，通过奇与正、大与小、长与短、疏与密、浓与淡、润与枯诸种矛盾，最后达至和谐的空间构成及自然书写。
二是“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爱因斯坦说过很多深奥的话，唯独这句话最令人印象深刻：“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社会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艺术是造型表现力和艺术想象力的结合。书法是抽象的艺术，不仅需要造型和情感，意象思维的想象力更是书法艺术创作活动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环。优秀的书法家必须具备丰富活跃的审美思维活动， 方能写出气韵生动的书法艺术作品。
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论后书法》说道：“夫欲书者，多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思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先，然后作书” ，“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结果成矣”。论证了书法创作的时序，想象力的意象思维活动应在书法创作之前。而明代项穆的“想象化栽”、“笔随意发” 则论述了想象力的二步范畴：先是用意象思维进行通篇的谋篇布白安排及剪裁， 后才是运用技巧工夫跟随心中的意象进行创作。从王羲之的“意” 、项穆的“心相” 到今天书法美学的“想象力”、充分说明从古到今的书学理论上，非常重视书法创作的意象思维作用。给想象力纵横驰骋的宏观空间，书法艺术的创作则是书法家精神活动在书法作品上的体现。书法抒情达意的作用比功力强、比法度更精彩。
刘洪彪先生在“渊流·时代”绍兴论坛的即兴发言中说道：在书法史上，秦以前是篆书冠军，汉朝是隶书冠军，晋唐是楷书冠军，晋以后行草书都保持着高水平，而我们这个时代则有望成为“全能冠军”。
厘清书史脉络，明辨书体关系，锤炼诸体技法，这是进入艺术时代后的书法从事者应该实施的工程。新的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迎难而上，溯源开流，在“五体”领域跬步前行，集腋成裘，再创书法艺术高峰，成为名符其实的“全能冠军”。
2019年10月10日于京北抱阳阁
佳 作 欣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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