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赫维奇的“机制设计”
听风楼主
斯宾塞（A.Michael Spence）的信号发送理论一经问世，即成为信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将信号发送理论引入中文世界的学者，也就优先获得对信号发送理论的诠释资格。经济学家们偏爱引用的一个“信号发送”案例，是所罗门王断案。案例颇含故事性，在真实信息完全被掩蔽的状态下，所罗门王究竟怎样发现真实信息的？经济学家们仅简单归结为所罗门王“信息甄别”的智慧。在我看，如此简单图解，不仅似是而非，而且其中一个关键的“机制设置”过程，也就被轻易抹去了。所罗门王断案所包含的智慧，全在于面对信息被隐蔽，有一个巧妙的“机制设置”过程，即使当事人在浑然不觉的状态下发送出真实信号，从而使隐蔽已深的信息浮出水面。2007年美国诺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Leonid Hurwicz），正是信息经济学中“机制设计”理论的开创者。
所罗门王断案的故事，源自《旧约全书》中“列王纪”内的一段，说的是某日两名妓女找到所罗门王要求主持公道，其中一女指着对方向王诉说：我和这妇人同住一处，没有第三人在一起，数日前我在房中产下男孩，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谁知夜间睡熟她压死了自己的孩子，并趁夜深人静将死婴放置我的怀里同时将我的孩子偷抱去，天亮时我才发现怀里的孩子非我所生。另一女也不甘示弱，细说了她的一通理由，证明死去的孩子不是自己所生，活着的孩子才是自己生的孩子。究竟谁是孩子真正的生母？如果听凭二人争论，真相只能永远被隐蔽。没有现代人的亲子鉴定技术, 被隐蔽的信息如何甄别?
所罗门王的“机制设置”是，先大声下令，命手下准备用刀将孩子一分为二，意思是二女各得二分之一。两名女子在这样的“机制”刺激下，各自不由自主地发送出真实信号：其中一女立刻自动认输，甘愿放弃争夺孩子机会，只要不危害孩子，求王将孩子判给对方算了。于是真相大白，愿意放弃孩子的女人，恰恰是孩子真正的生母，至于另一方也就无需赘言了。简言之，只有“机制设置”在先，尔后当事人才发送出真实信号，使隐蔽信息得以露出水面。当事人的真实信号发送，取决于所罗门王的“机制设计”。在这个故事中，智者所罗门王既是一种激励“机制”的设计者，又是真实信号的接受者。这就是赫维奇的“机制设计”。
通过激励的“机制设计”，使当事人发送真实信号的断案方法，在中国也有同样有趣的故事。我至今记得少年时，在连环画上读到的关于包公断案的一则小故事，与所罗门王的“机制设置”堪称异曲同工。故事说某下雨天二人共用一把雨伞一同进城，入城后雨停了，二人却为这雨伞发生争吵——二人都称自己是这雨伞的真正主人，因行方便才让对方和自己暂时合用。二人吵闹到开封府大堂，包公听二人各有各的理，为了激使二人发送真实信号，也有一个“机制设计”：包公先喝令王朝当即将伞撕成两半，二人各分得一半破伞被赶出开封府，然后又令马汉暗中尾随二人而去。出得开封府这二人便立即在浑然不知的状态下自动发送信号。其中一人开口大骂：“什么包青天，原来是黑白不分的老糊涂，这半把破伞判给我还有什么用？”另一人却幸灾乐祸，声称不许诬陷公正的包大人。马汉听了，随即将二人重新带回击鼓升堂。当包公坐在公堂上大喝一声：“是谁大胆出了开封府就骂人？”那幸灾乐祸的老兄竟然还揭发遨功，一时还没明白正是自已的信号发送，已使原来被隐蔽的信息水落石出。同样，包公在这里既是“机制设置”的策划者，又是真实信号的接受者。
L.赫维奇的“机制设计”理论，早期雏形可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前后，时值米塞斯、哈耶克与O.兰格之间关于计划经济的大论战。兰格当时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可以借助对市场的“机制设计”（模仿）方法获取信息，以解决资源配置的难题。兰格在经济学上擅长数理方法，当年在芝加哥大学是著名的“数学三剑客”之一，他与米塞斯、哈耶克拉开的这场世纪大论战，早随苏东解体而画上句号。L.赫维奇曾是兰格的研究助理，令兰格始料未及的是，他为计划经济辩护所假设的“机制设计”理论，几十年后竟歪打正着——让赫维奇因引人信息经济学而绽放异彩。
利用“机制设计”让人发送真实信号，其实是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最常见的如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是这样的“机制设计”——所有考生在这一“机制设计”的激励下，根据既定游戏规则走进考场，目的就是发送一个能体现自己学习能力的信号（考分）。没有这样的“机制设计”，也就没有考生的“信号发送”。光凭考生自己说我的成绩最好，应当进某某名校某某专业，岂不天下大乱？拍卖喊价制度也属此类机制设计，目的在于激使参与者通过举牌发送出“我愿成交”的信号。熟悉苏俄名曲“山楂树”吗？那旋律优美且带有一层淡淡的忧郁，因为“山楂树”表现一名少女，遇到两位看上去同样真诚而又洒脱的小伙子的追求。少女的忧郁源自她缺乏“机制设计”，无法激使两个小伙子发送更真实的信号，从而让她作出最优抉择。
生活中是否有女孩子懂得设置这样的激励机制呢？当然有！“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除66届外，还包括67、68、69届。北京某69届女大学生，“文革”后期分配到边远农场，差不多同时遇到两名也是分配到农场的求爱者。令这女学生举棋不定而生烦恼的是，二位追求者不仅人品相当才华也不相上下。不过姑娘是聪明的，她知道如何安排一个“机制设计”，然后等着求爱者发出更有价值的信号。她选择了一个合适时间，同时把两名求爱者约到风清月明的小河边，沉默了一阵后她低下头说出自己的心事：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已遭“揭发”，至今被关押在监狱，我不能不说明白，何去何从二位悉听尊便。沉默有顷，两名求爱者分别发送出信号。甲认真地说：“请让我再考虑一下，至少还应向组织作个汇报……。”乙则当即坚定表明：“我完全没有当官的欲望，你父亲的遭遇，我除了同情外根本就不在乎。”
当然，这以后的事毋需我在此饶舌。如同所罗门王不可能真的用刀劈小孩一样，那女学生尽管家庭政治背景被排斥在“红色”门槛之外，但她所设置的机制中称“父亲的历史问题”却是虚假的。应当看到，一个巧妙的“机制设计”，以即使对方所发送真实的“信号”，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智慧而又有趣的过程，这就不是仅用简单的“信息甄别”四字，就能传达清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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