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印坛盟主百年潮
刘火雄
1918年，李叔同看破红尘，在西湖旁的虎跑寺剃度出家，法号“弘一”。出家前，他将自己常用的93枚印章赠送给西泠印社，庋藏于山麓石壁上，以期“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庋藏点至今仍有摩崖石刻“印藏”两字，记取着当年风雅。“涛声听东浙，印学话西泠。”坐落于西子湖畔、孤山南麓的西泠印社，其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如墨染宣纸，早已融为中国印文化画卷上的平湖秋月：黛瓦粉墙见证岁月沧桑，金石红泥蕴涵中国古韵。可以说，西泠印社之于印学界，犹如少林寺之于武林中人。吴昌硕、张大千、黄宾虹、鲁迅、启功、泰戈尔等名流墨客，都曾在此留下历史的足音……
创社四英：丁仁、王禔、叶铭、吴隐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由西湖岳王庙向东，跨过西泠桥，游人不经意间峰回路转，便来到了静如处子的西泠印社。
西湖历来是人文荟萃之所，苏白遗韵，名妓风流。1904年夏天，精于金石篆刻的丁仁、叶铭等人到孤山避暑，他们的好友王禔在岳坟附近教书，课后常赶来做伴。西泠桥畔，他们品茗论艺，鉴赏古今印谱，深感篆刻艺术源远流长，名家辈出，清朝以丁敬为代表的浙派篆刻“西泠八家”，就曾烛照康乾以来的印坛。
众人切磋之余，一个宏愿萌发了：自发成立一个研究印学的专业社团，结交一批“唯印是求”的朋友，岂不快哉？这个想法得到了远在上海的好友吴隐的响应，“西泠印社”应运而生。
“创社四英”均为青年才俊。丁仁时年25岁，生于杭州世家，祖上是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八千卷楼楼主，他自幼饱读诗书，金石篆刻为其最爱。王禔比丁仁年长一岁，“书圣”王羲之为其先祖，父亲为杭州紫阳书院院长。王禔一生痴迷篆刻，自称“印佣”，其篆刻典雅工整，民国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印即出自他的刻刀。叶铭时年37岁，因刻碑而小有名气。他每天凌晨即起，必先刻完前天放于桌上的印石然后才吃早饭，这一习惯一直持续到晚年。吴隐与叶铭同龄，善制印泥，同样以刻碑出名。
文人结社首次得到官府认可
印社初成，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孤山枕倚西湖，景致幽绝，“创社四英”看中了这里的山水形胜。丁仁首先捐出自家数峰阁以西的土地，为印社开疆拓土。
众人接着各自拿出积蓄。“创社四英”中，吴隐颇有经营头脑，他可谓西泠印社的“财神爷”。创社后，吴隐在上海创办西泠印社书肆，整理出版印谱、印论，并自制印泥出售，所得款项大多用于印社购地、建房。社内不少建筑景观便以吴隐的字号命名，如“遁庵”、“潜泉”等。
1905年，“仰贤亭”建成。仰贤亭取“敬仰先贤”、“追踪往哲”之意。亭内石桌上镌刻着“创社四英”合作完成的作品。每年清明时节，西泠印社社员都要举行祭祀先贤的活动，希冀光大篆刻艺术。
仰贤亭建成之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在日本悄然成立，晚清朝廷则忙于废止科举制度。时局酝酿着新的动荡，创始人不得不为印社日后的发展未雨绸缪。1905年11月，丁仁等人联名上书官府，说明他们集资在孤山南簏购买荒地，建造房舍，结社为“西泠印社”，这些建筑都属于私人团体，希望官府能够准予他们结社，对这些建筑加以保护。
这样一份报告，在晚清动荡的时局中，竟然得到了两级官府批文，一份来自杭州府，一份来自钱塘县。杭州府认为：这些人“慕苏白余韵，仰先觉遗徽……为保存国粹、研求学问起见，事关公益，准予立案”。中国历史上，文人结社第一次得到了官府的正式认可。
现在看来，对于社址的选择、营建和保护，这绝对是远见卓识的举措。西泠印社现任副社长陈振濂认为：西泠印社存在百年而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大本营在。
供奉孙中山秘书“底奇峰”避险
然而，辛亥革命的枪声很快惊醒了文人雅士的清梦。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新缔造的民国政府随即颁布政令：收回原属于清政府的土地公产，西泠印社地产也在其中。
情急之下，丁仁、王禔等人请来了“底奇峰”这个救兵。底奇峰不但是同盟会会员。还擅长篆刻。他曾在上海经营一家名为“新世界”的刻字铺，实际上是同盟会成员的秘密集会场所。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时，底奇峰先后任孙中山秘书、南京总统府印铸局局长。1912年3月9日，底奇峰不幸在南京去世。底奇峰去世后，孙中山特赠1000银元，同时派卫队护送其灵柩返回上海。时任上海都督的陈其美也以500元相赠，并为其举办烈士追悼会。
西泠印社几位同仁很快通过上海金石界的朋友，将底奇峰的遗像供奉于“西泠印社”，并为逝者立下小传。西泠印社摇身一变，俨然成了革命家的专祠。
与此同时，一纸请求保全印社的呈文送交给了政府。1912年7月25日，杭州地方当局回复：西泠印社“于研求美术之中”蕴含着“敬礼先贤之意”，令人感佩。西泠印社有惊无险，保住了产业。
盛宣怀先告西泠印社后慷慨捐赠地产
经此一劫，印社同仁再次认识到，社团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才可潜心学问。正好印社附近有一处山丘，数十年来荒废已久，丁仁等请人在此开荒拓屋。出人意料的是，荒地竟然有主，而且是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盛宣怀。
盛宣怀早年因兴办洋务，为清政府提供财政来源，被慈禧看作是朝廷“不可缺少之人”。辛亥革命前几个月，盛宣怀已出任邮传部尚书（相当于铁道部和邮电部部长），因强势推进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导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受此牵连，盛宣怀作为替罪羊被清廷革职，其上海、杭州等地家产被抄。盛宣怀本人不得不出走日本，暂避风声。
1912年，盛宣怀悄然回到上海。回国前，他曾以赈灾名义，向袁世凯捐100万银元，并答应联系借款，条件是返还家产。盛宣怀虽在上海，听说杭州有人在太岁头上动土，占据了自家地产，很是不爽，于是立即派遣管家奔赴杭州打官司。盛家一纸诉状将西泠印社告上公堂。
好在有人及时将西泠印社的缘起告诉了盛宣怀。盛宣怀感佩西泠印社传承文脉的义举，不但撤诉，还慷慨捐献地产，西泠印社因祸得福。“创社四英”投桃报李，邀请盛宣怀为西泠印社的社员。一桩风波，成就了一段印坛佳话。当年，西泠印社将33位同仁题名用隶书刻写于碑石之上，并出台《西泠印社成立启》、《社约》，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印社声名日显。
创社以来，从建屋修亭，到疏浚泉眼，所需款项，一分一毫都来之不易。最初的资金由“创社四英”合捐，吴隐捐了490元大洋，丁仁252元，叶铭186元，王禔162元。当时丁家已家道中落，靠出售祖上藏书贴补家用。为开拓财源，西泠印社创始人设立了两种形式的社员：一是基本社员，需在金石、篆刻或字画方面有一定成就，另一种是赞助社员，能够为印社的发展出钱出物。社会各界人士的扶持，最终成就了西泠印社。如“小盘谷”是西泠印社摩崖石刻最集中的地方，其主人原为湖南人士李辅耀。清末，李辅耀卸任回归故里，他将小盘谷捐赠给西泠印社。
吴昌硕首任社长，印坛盟主气象显现
1913年春，规模相对完备的西泠印社，仿王羲之兰亭雅集逸事，于孤山召开了第一次社员雅集大会，并推举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为首任社长。多年以后，有人还拿此事开玩笑问王禔，“几位先生辛辛苦苦创办了西泠印社却不肯当社长，一定要请别人吗？”王禔笑答：“我们创办印社，并不是想当社长啊。”
吴昌硕时年已近古稀，他出任社长后，西泠印社更有了印坛盟主的气象。社员成倍增加，均为精擅篆刻、书画、鉴赏、考古等方面的专家，包括李叔同、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及日本篆刻家河井仙郎、长尾甲等。延请大师担任社长，从此成为印社传统。西泠印社的社长不过问具体社务，也不需常来杭州，其名人效应和号召力，却足以影响业界，一呼百应。
吴昌硕在社长任上做成一件大事，令西泠印社一举成名，这就是抢救“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咸丰年间，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土了一块石碑。经考证，这是一块东汉早年（公元52年）石碑，记载了一个汉朝人三世祖先的生辰、忌日及名讳，因此简称为“汉三老碑”。根据字体笔法、架构，石碑为隶书向楷书过渡提供了很好的物证，遂有“浙东第一石”之誉。
石碑出土，历经战乱，辗转来到上海。1921年，日本人欲以重金购得运往国外。吴昌硕、丁仁得知消息后非常着急，立即以西泠印社名义发动紧急募捐，60多位书画家参加义卖。清末民初著名金石家罗振玉闻知此事，也捐出了自己珍藏日久的“齐桓公吴王画像石刻”。最后，西泠印社终于用8000元银洋将它赎回，其后又花费四千多元建汉三老石室，专门保存此碑。
“可将印社交给共产党”
与“汉三老碑”的遭遇类似，西泠印社也历经磨难。1928年，宋美龄在杭州巡游至孤山时，向地方政府提议把孤山改为中山公园。听到这个消息，丁仁给远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马衡写信，商量解决办法。
马衡正参与成立“全国古物保护委员会”，恰巧1929年杭州将举办第一届西湖博览会，西泠印社、俞楼、广化寺等处被辟为卫生馆，历时半年之久。西湖博览会结束后，西泠印社立即挂起“全国古物保护委员会浙江分会”的牌子。谁也不清楚这块招牌是什么来头，可唬人还挺管用。后经多方交涉，西泠印社仍保留地盘，再次避免了被吞并的命运。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西泠印社卷入炮火的血雨腥风，之前的临湖听雨、把酒倾谈，转眼变成云烟。
12月24日，杭州沦陷。由于创始人吴隐和社长吴昌硕此前均已去世，西泠印社日常事务的主持者丁仁、王禔、叶铭相继离开杭州，避难上海，印社同仁一时星散。临走之前，他们做出一个决定：三人每月凑齐一笔费用，托人带到杭州孤山，作为印社留守人员叶秋生的生活费，请他务必照管好孤山社址。
与此同时，印社上下全力抢救文物，保存中华文化火种。丁仁让儿子从杭州赶赴上海，冒着炮火，绕过封锁，抢出大部分“西泠八家”的印章，而祖传“八千卷楼”藏书最终毁于战火。
1946年，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出任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1947年重阳日，因战事而错过的西泠印社成立四十周年纪念雅集在孤山举行。西泠印社数十名社员劫后相逢，恍如隔世。虽历经8年战火，社址除了宝印山房失火被毁以外，印社全貌基本无恙。丁仁、王禔见此光景，睹物思情，特地走到一中年男子面前，那男子正忙着替大家斟茶倒水。两人郑重作揖：“秋生，你辛苦了！”正是叶秋生及其全家19口人，抗战期间一直守护着印社。
1948年，81岁的印社创始人叶铭去世。一年后，另一位创始人丁仁也去世了。清明节那天，丁仁抱病由沪来杭，参加印社的春季雅集。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西泠印社。活动结束后，还没来得及回到家中，丁仁就被送往医院。王禔赶去看他，丁仁紧握住他的手：“龙华已经有炮声，我们创社的四个人，到如今印社的重担要由你一人承担了。解放以后，你可将印社交给共产党。”王禔泫然泪下。这一年7月12日，丁仁去世，享年71岁。
“文革”时期被打成黑窝
1951年夏，王禔和吴隐之子联名给在杭州的印社社员写信，请代为捐献西泠印社。所有的账本、财产、契约、文物全部捐给政府。他们只有一个要求：保留“西泠印社”的名称。9月，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接收，西泠印社的社团性质完成了由私而公的根本转变。
此后十年，西泠印社一度沉寂。1959年，西泠印社归杭州市文化局主管，同年9月，杭州市文化局以西泠印社为基础，成立浙江最大的艺术品商店——杭州书画社，专营古今书画名家真迹和复制品。期间恢复西泠印社的呼声不断，西泠印社筹备办公室也成立了。
1962年4月，社员张鲁庵病逝。西泠印社筹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赶赴上海，争取到张鲁庵家属的支持，接收了他的全部捐赠。在其捐赠的1525方历代印章中，秦汉时期的铜印就有305方，世所罕见，另有明清流派印1220方。捐赠的433部印谱中，不少是孤本或善本，有人估计价值亿元人民币，其文化历史价值，显然已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社员捐赠日后成西泠印社社藏文物的重要来源，这使得藏品总量突破万件，数以百计为国家一级文物。社员葛昌楹捐赠的明清刻印大家印章，如文彭“琴罢倚松玩鹤”，何震“听鹂深处”，邓石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等，均为印林所重。
1963年，西泠印社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杭州举行。大会第一次以选举的形式产生了首届理事会，推选张宗祥为社长，潘天寿、傅抱石等为副社长。张宗祥曾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他抄书快而工整，被鲁迅戏称为“打字机”。除“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之外，“兼及书画”也成为西泠印社的宗旨之一。
新生的西泠印社眼看就要开始新的辉煌，然而，“文革”的疾风暴雨，席卷了社会的各个角落。篆刻艺术，追崇秦汉风韵，在“破四旧”的洪流中，这种“复古”的艺术首当其冲被腰斩。“文革”爆发后，红卫兵成立了“专案组”，他们将“砸烂封资修黑店”的大字报贴到了书画社的橱窗上，西泠印社被打成“黑窝”、“裴多菲俱乐部”。篆刻艺术中浙派和皖派的代表人物丁敬、邓石如的石像被毁。
眼看更大的破坏即将降临，印社社员赶紧取下孤山社址上的楹联，藏入房间锁好，不能移动的则覆盖泥灰掩藏；员工自发将毛主席画像和语录张贴在“汉三老石室”铁门上，防止造反派砸毁这块稀世石刻；书画社的同仁还“自我革命”，撕毁、焚烧了一些艺术价值不太高的字画，以掩护名家真迹。经过努力，西泠印社的文物大部分幸运地躲过浩劫，保存了下来。
“文革”后期，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加，各地的文化景点逐步恢复。1972年，西泠印社接到通知，要求整修被损毁的印社建筑。不久，西泠印社对外开放，率先接待了日本访问团。“文革”结束后，西泠印社业务已涉及书画、裱画工场、文物、印刷和出版。
拥有国字号中国印学博物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泠印社坐看改革开放大潮汹涌而来，自身倒波澜不惊。期间，晚近印学界宗师沙孟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后担任印社第四、第五任社长。
赵朴初任社长期间，促成西泠印社建立了中国印学博物馆，1999年开馆。西泠印社从此拥有了国字号的博物馆。一个社团能拥有自己的国家级博物馆，这在国内外艺术社团中都算凤毛麟角。
2000年，赵朴初因病逝世。印社昔日的辉煌，也渐渐暗淡。西泠印社出版社靠卖书号过日子，选题没有报批就提前出版，结果换来的是停业整顿。杭州书画社以出租门面维持生计。西泠印社有2万多件文物，但文物库房“消防没有水”，“安全靠一条狗”，“监控靠一台黑白电视”，工作人员只有4个。珍贵的印章雪藏进抽屉里，价值连城的字画散落在地上。
西泠印社抱着金饭碗却四处化缘，患上了严重的“体制综合症”。从1984年起，此后20年，印社换了6任领导。最初，印社销售额达800多万元，最高实现年利润150万元。到新世纪初，印社却亏损了150万，职工工资发放只能靠银行贷款。西泠印社成了杭州市文化局下属单位中的一个“坑”，人们都说是“谁跳进谁死”，以致文化局的领导唯恐避之不及，谁也不愿被派到这里。
西泠拍卖：“江南第一槌”
浙江省政府了解西泠印社的现状后，对杭州市政府提出：这么个著名牌子，如果杭州市管理不好，就收回由省里来管……
杭州市政府很快将“西泠印社”升格为局级单位，由市里直接管理，同时成立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负责西泠印社的改革事宜。市政府每年提供近100万元，作为西泠印社专项文物保护经费。
2002年12月，正在杭州市经委工作的钱伯皓，被任命担任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主持转企改制工作。
钱伯皓后来回忆：当时的西泠印社核销不良资产270万，穷得只剩下一块牌子了。好在当时刚好拆迁湖滨路上的杭州书画社，西泠印社被补偿1600多万，这些钱成了改革的启动资金。改革按照杭州市相关文件进行，安置退休职工以及事业转企的补偿金达1300万，“如果没有这笔资金，我们的改革成本不知道用什么去支付”。
2003年，对于西泠印社来说是一道新的分水岭。当年11月，西泠印社迎来百年华诞，200多社员从世界各地再次孤山雅集，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受邀出任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长。启功2005年去世后，因大师难觅，西泠印社社长一职空缺至今。仅仅用了一年时间，西泠印社便完成了由事业单位向现代企业的转身。西泠印社出版社率先尝到改革甜头。出版社转企，社长担任法人，有独立的财务权人事权。出版社按照“专、精、特、新”的发展定位，先后策划组织《吴昌硕全集》、《沙孟海全集》等一批重点出版项目，承担国家大型文化工程《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的编辑出版任务，利润迅速突破百万。
面对风生水起的拍卖市场，2004年西泠印社拍卖公司应运而生。2005年西泠春拍，首次亮相便以1.96亿的成交额赢得了“江南第一槌”的美誉。此后，西泠拍卖芝麻开花节节高，2011年春，西泠印社春拍收官成交频破15亿，再次创下纪录并稳坐南方艺术品拍卖头把交椅。与此同时，西泠印社推出中国西泠网，拓展电子商务，顾客只需点点鼠标，就可以“畅游”印社。
西泠印社沉沦与复兴的历程，再次彰显了中华文脉的延绵不绝。西泠印社融诗、书、画、印于一体，如今约400名社员遍布世界，其中多为当代篆刻界的顶级名家。因其在国际印学界的影响，西泠印社也被同道中人尊为“天下第一名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