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建筑之文化与心理意象（十三）

佛教在印度有三种建筑形式，分别为窣堵波（塔）、毗柯罗（寺院）与支提（窟）；随着佛教东传，这三种建筑形式逐渐成为典型并皆得以广泛传播。其中，石窟开凿于山崖壁上，其最早很可能起源于古埃及中王国时期（约西元前2133-1786年）之岩窟墓，而在新王国时期（西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演变为石窟；在西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又经波斯传入古印度；古印度佛教将其与自身之支提相结合，并加以发展。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窣堵波（塔）、毗柯罗（寺院）与支提（窟）同时随佛法进入中华大地。从此，轰轰烈烈之塑佛像、造寺院与凿石窟运动便登上了中国之历史舞台。

在道教，石窟则并没有可圈点之处。历来隐居者，山居环境多数十分简陋，往往是依势就形地择一可容身之处，几乎都未大规模开凿。随着修行者或离开或仙去，石窟很快便被淹没在大自然里。流传至今，稍有影响力者，可能仅剩山西龙山石窟了。

佛教石窟或石窟寺融雕刻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佛徒栖身地于一身，为佛教文化域艺术之发扬与传承提供了物质保障与精神载体，并成为佛教艺术极为重要之组成部分。此外，《晋书·隐逸传·郭瑀》有言：“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唐）段成式在其笔记小说《酉阳杂俎·物异》中有言：“儛溪古岸石窟有方镜，径丈余。”（南宋）戴复古《光泽溪上》诗曰：“风林无鸟宿，石窟有龙蟠。”不难看出，石窟在古代也曾被道教隐逸人士作为修真之场所，但其石窟历来过于隐秘、简陋，不适合修行者群居，也不适合信众朝拜，久而久之，多随历史淹没。

中国版图上最早之佛教石窟分布于汉代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拜城、新和一带）与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鄯善一带）等地；魏晋南北朝至盛唐时期，中国北方先后产生了两次造像高峰；西元八世纪中后期，长江流域出现了又一次造像高峰。

石窟或石窟寺最初是释迦牟尼及众弟子坐禅之场所，早期称为“石室”。东晋高僧法显（西元约337-422年）去印度求法，于西元399-412年间历游印度与斯里兰卡，并写下《佛国记》一书，其中记载了许多石室或石窟，如：

那竭城南半由延有石室，搏删西南向，佛留影于此。去十余步观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着，转近转微，仿佛如有。（《佛国记·北天竺·到那竭国·僧伽梨精舍》）

从此东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头有石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天帝释将天乐般遮弹琴乐佛处。（《佛国记·中天竺·到摩竭提国·小孤石山》）

第一段说明那竭城南半由延之处有一石室，靠近山之西南方向，佛祖留影于此。第二段说明再向东南行走九由延路程，可至小孤石山，山顶有一石室，门洞面朝南方；当年佛陀曾坐于内，天帝释带着乐神般遮来此石窟为佛演奏音乐，使佛愉悦。

随后在唐太宗时期，玄奘法师因求法而远游天竺，其所撰之《大唐西域记》亦记载了大量石室，多为佛与弟子之坐禅场所；其中记述摩揭国王舍城附近之“石室”时，有言：

伽蓝北岭上有数石室，质子习定之处也。其中多藏杂宝，其侧有铭，药叉守卫。（《大唐西域记·迦毕试国·质子伽蓝》）

中国石窟（寺）兴起于东晋十六国时期（西元304-439年，又称五胡十六国时期），至南北朝时期（西元420-589年）达到历史顶峰。各地之石窟不但对古印度石窟造型既有继承，更有发展，窟形类别与洞窟题材要比印度多很多，内容也更丰富；此外，由于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窟主群体也较为复杂，其石窟寺造像功用思想亦比印度石室要复杂得多。

另一方面，佛教初传时，为谋生存发展，不得不杂糅中国故有之神仙信仰与仙道文化，并逐渐融合儒家之忠孝等思想，这在佛教石窟造像中皆或多或少有所反映。北朝时期，中国北方佛教界盛行禅修活动。由于习禅需要观像，故众多洞窟之开凿造像是为僧人观像需要而设，同时佛、千佛、故事画等造像也均属观像之内容。而洞窟图像之表现，显示出这一时期洞窟严密之思想性与功能性实践特征。

由于地质与宗教教义等原因，石窟在世界上主要分布于亚洲。

亚洲佛教石窟分布图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非民居石窟建筑遗址共有十一处，分别位于五个国家。这十一处石窟，有四处位于中国境内，分别为甘肃敦煌莫高窟（1987年12月入选）、重庆大足石刻（1999年12月入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2001年12月入选）、河南洛阳龙门石窟（2000年11月入选）；有四处位于印度境内，分别为阿旃陀石窟群（1983年入选）、埃洛拉石窟群（1983年入选）、埃勒凡塔石窟（1987年入选）、温迪亚山脉比莫贝卡特石窟（2003年入选）；其他三处分别为柬埔寨吴哥窟（1992年入选）、韩国石窟庵（1995年入选）以及北非国家利比亚之塔德拉尔特·阿卡库斯石窟（1982年入选）。

中国佛教石窟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