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R上事件研究+DID做得真出神入化, 国内很多大牛都借此学习到该方法的精髓！ / 四六文摘

稿件：econometrics66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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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方文字内容，作者：杨青清，湖南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经济所，通信邮箱：mikiyqq@163.com

作者之前的文章：①父母为什么要买学区房? Top经济学家告诉你背后原因！②中国博导要求掌握的RDD方法实证运用范文(配code), 不然就不要用RDD做实证研究！③火了! 携程网梁建章Top5上的文章在COVID-19期间火遍欧美学术界! ④前沿: 出生时一丁点污染暴露, 负面影响会伴随你终生且不可逆！

Fuest, Clemens, Andreas Peichl, and Sebastian Siegloch. 2018. "Do Higher Corporate Taxes Reduce Wages? Micro Evidence from German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 (2): 393-418.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incidence of corporate taxes on wages using a 20-year panel of German municipalities exploiting 6,800 tax changes for identification. Using event study designs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s, we find that workers bear about one-half of the total tax burden. Administrative link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allow us to estimate heterogeneous firm and worker effects. Our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profit-shift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cidence of corporate taxes on wages. Moreover, we show that low-skilled, young, and female employees bear a larger share of the tax burden. This has important distributive implications.

较高的公司税会减少工资吗？来自德国的微观证据

本文使用事件研究设计和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公司税负变化对员工工资的影响，以及工资对于公司税负的承担率。由于德国税收设置的独特性，本文以德国为例，利用1993年至2012年20年间市政府提出的约6800次税率变化以及1999年至2008年间与行政关联的雇主-雇员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员工承担了约一半的公司税负。另外，本文也对企业和工人的异质性进行分析，发现劳动力市场机构与利润的转移机会对于工资对公司税负承担率的重要性，以及低技能员工、年轻员工和女性员工承担着较大的税收负担。

Introduction

企业税负是税收政策辩论中的关键问题。根据调查，大部分的人认为资本所有者承担了企业的税负；而一些企业说客认为，税收减少了投资，从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大多数经济学家持中立态度，他们认为税负在劳动力与资本两者共同分担。然而，究竟有多少税负要转移给劳动者这一问题，始终存在分歧，主要原因是缺乏工资与企业税收因果关系的可靠实证证据。因此，本文将重新探讨企业税如何影响工资这一问题。

文章主要关注德国市政地方营业税（local business tax，LBT），选择这一税种有两个原因：首先，地方一级的税收存在很大差异。从1993年到2012年，平均约有10％的市镇每年调整其LBT税率，结果便是在1993年至2012年之间10,001个市镇进行了17,999项税收变更。第二，市镇只能更改LBT税率。税基的定义和关于哪些类型的公司应纳税的规则是在联邦一级确定的。本文将德国市政领域的行政面板数据与来自社会保障记录、与行政关联的雇主-雇员的微观数据相结合进行分析，观测了3,522个城市的公司，从而确定了6,802项税收变化。

在计量方法上，首先使用非参事件研究设计（nonparametric event study designs）来说明税收增加显著地减少了工资，而在税制改革前是工资没有反应的；另外，使用事件研究法也表明，税收改革不是由当地商业周期推动的。平坦的预趋势（flat pre-trend）用以支持本文的识别假设以及所估计的因果解释。在此基础上，作者建立了DID 模型以量化工资受影响的程度。我们对所有涉及到LBT的公司进行平均，发现员工承担着大约51%的税收负担，而这一发现在不同的聚集水平上是稳健的。最后，作者考虑了公司和工人效应的异质性，并根据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理论，分析估计结果。

Ø 本文的贡献：

1.利用德国的制度设定提供了关于工资税负承担率的新估计值；

2.虽然单一国家的研究设计可以更简单的建立一个有效的控制组，但是现有的大多数单一国家税负的变化不仅由政策改革驱动，还取决于企业的选择。德国制度设定的优点是，在税率变化的数量和大小方面提供了更大的变化；

3.分析了驱动这些变化的经济因素。劳动力市场机构在工资税负承担方面至关重要。集体谈判协议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工资是通过公司一级的集体谈判确定的，则其工资的反应大于在部门一级设定工资或没有集体谈判的情况下。企业和工人需要分担的租金越高，转嫁给工资的部分就越多。工资对利润更高公司的税收变化更为敏感。然而，对于大公司、外资企业以及在多个司法管辖区运营的公司，工资的反应接近于零。这可以通过这些公司拥有更好的利润转移能力来解释;

4.对公司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市场机构、避税机会和税率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工资的反应程度，而这一发现可以推广至其他国家;

5.本文增加了对公司税收负担分配的讨论。较高的税收更多的降低了低技能工人、女性以及年轻工人的工资。

I.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and Data

A. Business Taxation in Germany

德国有三项营业利润税，分别是市政地方营业税（municipal local business tax, municipal LBT）、公司所得税（CIT, corporate income tax）和个人所得税（personal income tax, PIT）。这里重点介绍市政地方营业税，其他两种税的介绍则在原文的附录中。

地方营业税应用于公司企业与非公司企业，但是大多数农业和公共部门的企业不涉及该税。该税的税基基本上是营业利润，债务融资的成本是可扣除的，但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股权融资的成本则不能。在一个以上城市设有营业场所的企业的应税利润基于工资份额并根据公式在各市间进行分配。重点是，虽然地方政府无法更改税基或责任标准，但却可以更改税率。

B. Municipal Data and Tax Rate Variation

本文使用德国16个联邦州统计局提供的关于所有11,441个市镇财政状况的行政统计数据, 以及德国联邦就业机构编制的县级GDP和失业率，构建了从1993年至2012年的10,001个市政当局的面板数据（删掉了合并的市）。Figure 1展示了地方营业税率的截面与时间变化情况。Panel A 为2003年

的截面变化情况；Panel B 则显示了1993年至2012年间每个市政当局变化

的次数。在10,001个非合并城市中，一共观察到17,999次税率变化。

C. Link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接下来将上述市政数据与雇主雇员数据（LIAB）结合在一起，其中雇主雇员数据结合了行政工作人员数据与公司级数据。在公司级数据方面，作者从中提取以下变量：雇员人数，行业，工会地位（部门或企业一级的工资谈判或无集体协议），自我评估的盈利能力，企业结构（单工厂或多工厂公司）以及所有者的居住地（国内或国外）。员工的数据来自德国联邦职业介绍所的行政就业登记册，涵盖了所有支付社会保障缴费的员工，占德国所有就业人员的80％以上。其中包括工资，年龄，性别，职业，就业类型（全职或兼职）和技能等信息。

D. Samp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本文选用1999-2008年十年的行政工资面板数据。在雇员雇主数据中，观测到3522个未合并市，6802次税率变化，以识别公司税对工资的影响。下图Figure 2对比了所有未合并市与本文最终选用的未合并市税率的变化情况，我们会发现，两者的分布很相似。

具体的描述性统计表在附录中显示，不过这里要指出，

的均值是3.85；的均值为18.7%，各企业内的工厂平均有265名员工，64%的工厂需要涉及到市政营业地方税（LBT）。涉及到LBT的企业作为本文估计的样本，而未涉及到的企业作为敏感性检验的样本。超过一半的公司签订了部门一级的议价协议，而大约三分之一的公司没有集体议价协议。员工样本方面，员工的平均年龄为41岁；男性占比72%；14%的员工为高技能员工；81％的员工工资从未超过社会保障缴款上限。另外，随着大公司支付更高的工资，个人样本中的工资中位数增加至每月3,363欧元。

II. Empirical Strategy

A. Research Design and Identification

首先，作者进行事件研究设计，具体模型如下：

为了说明税收变化的不同程度，作者又建立了一个分布滞后模型，根据企业净税率（net-of-tax rate）的变化来计算工资的年度变化，模型如下：

衡量了税率变化对年度实际工资增长的超前和滞后效应。作者使用该模型的估计值来计算税收变化的累积影响。

作者通过以上两个模型建立了一个平坦的预趋势（flat pre-trend），进而使用广义DID模型来估计相比于处理前，LBT税率变化对工资的平均影响，进而将其用于计算税收发生率。

表示当净税率增加1％时，工资变化的百分比。

接下来，作者进行了三项的检查，以评估潜在的当地冲击是否有可能使估计产生偏差。第一，使用GDP、失业率以及市政收入和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按照模型（1）进行事件研究设计。结果显示，在税改之前，并不存在对商业周期的当地冲击。第二，考虑不同层级的冲击，测试实证模型对当地冲击的敏感性。作者估计了一个只考虑年份固定效应的简单模型，同时又估计一个包括“通勤区年”固定效应的复杂模型，如果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冲击影响很大，那么估计值会因规格的不同而不同，至少这种不同可以由“通勤区年”的固定效应反映出来。第三，通过控制（滞后的）GDP、失业、人口和市政支出，直接考虑当地时变型混杂因素（time-varying confounders）。

在异质性方面，作者将当地税率与企业或员工的特征进行交互。由于一些特征可能是税率的内生因素，因此本文将特征固定在1997年的值，即面板观测第一年之前两年。公司异质性效应在公司层面估计，员工异质性效应则在个人层面估计。控制变量包括市、企业、“州年”的固定效应以及“企业/员工类型年”固定效应。员工异质性模型的因变量为个人工资的对数，模型还包括员工的固定效应。

在标准差选择方面，作者将标准差在市政一级聚类。由于DID模型存在有偏标准差问题，本文进行了两项测试以评估估计值的敏感性。第一，将数据汇总至市政一级，发现结果相似；第二，在更高的聚合水平上对标准差进行聚类（即县或通勤区），结果显示，估计的标准差几乎不受影响。

B. Measuring the Tax Incidence

在DID模型中，

表示了工资变化率相对于净税率的弹性，即

作者使用这一估计值计算工资的企业税务负担率，作为员工需要承担总营业税的份额；并且将净税率的边际变化所引起的员工福利变化，与员工和企业所有者的福利变化之和联系起来。这里将个人与企业层面相关函数作简单总结，以方便理解员工税负份额计算公式的推导过程。

将弹性代入上式并经过转换，得到最终公式，即公司税负对工资的影响程度：

III. Baseline Results

Figure 3展示了事件研究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的估计结果。对于Panel A,作者发现营业税增加对实际工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虽然几乎没有观测到数据中名义工资的任何下降，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受影响企业的工资增长会放缓，从而导致未来的工资水平下降。另外，如果关注25%的大幅增长时，我们会发现对工资的影响更大。然而，对减税的估计结果是没有定论的，在敏感性检验中，会发现减税的城市并不能推动估计结果。点估计值暗示了轻微却不显著的预趋势。对于Panel B，作者发现净税率增加越多，工资增长的越多。因此，事件研究的结果为税收增加意味着净税率的降低。

由于当地的商业周期冲击可能会影响税率和工资，因此Figure 4 展示了将当地经济情况（GDP与失业）作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在预处理期，可以在税收增加和大幅增加的事件中发现平坦的预趋势。

综上，作者通过事件研究和分布滞后模型向我们展示了平坦的预趋势。Table 1则展示了DID模型的估计结果，即LBT变化对工资的平均效应。第一列为基础的结果：1%净税率的下降（即税率的上升）减少了约0.39%的工资，同时会有约51%的税负需要员工承担。列（2）-（6）为一系列敏感性检验的结果，我们会发现估计值变化不大。（附录有更多的敏感性检验）

IV.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Heterogeneous Effects

在上一部分，作者发现员工平均承担公司的一半税负。在这一部分，便主要介绍驱动这一效应的经济机制。

A.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作者引用Harberger (1962)的文献强调了劳动力流动性对于工资负担率的重要影响。如果一个地区拥有完美的劳动力流动性，那么工资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因此当地公司税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工资。但事实上，即使是地方一级，劳动力的流动性也可能不是完美的。紧接着，作者引用Tiebout (1956)，说明即使拥有完美的流动性，当地公司税的增加也会对工资带来负向影响。原因是，如果政府将增加的税收用于当地的公共服务，员工可能会接受较低的工资，而不会选择向其他地区移民。

另外，以上的分析都是基于竞争性产品与劳动力市场的假设。如果放开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假设，大部分考虑了劳动力市场摩擦的模型都预测了更高的公司税会降低工资。但是其中的机制是不同的，且影响程度取决于设定工资的机构。于是，作者通过将从DID模型中得到的净税率与特定公司或员工类型的预定指标进行交互，以检验不同理论预测的结果。

Table 2简要介绍了各模型的主要机制、预测的效应以及作者使用雇主-雇员数据得到的实证发现预览。

B. Empirical Tests

Table 3 展示了公司异质性效应的估计结果。作者考虑了是否涉及到LBT、公司所属的产业部门、公司参与的集体谈判协议情况（CBA）、盈利情况、公司规模、市场力量、公司结构以及所有者国籍等方面。

Table 4 则展示了员工异质性效应的估计结果。具体包括员工的技能、性别、职业和年龄等方面。

本文发现公司与个人的承担率差异很大。在公司的异质性分析中，第一，并没有在不涉及LBT公司中发现效应；第二，其发现表明劳动力市场机构在工资的承担率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第三，多个司法管辖区、大公司和外资企业的效应接近于零。而在员工的异质性分析中，作者发现对低技能员工、女性以及年轻员工的影响更大。

V. Conclusion

本文利用德国地方营业税的制度设置来分析工资对公司税负的承担率，并发现劳动力在公司税收负担中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结论都是基于本地的层面，但估计州这一层面或国家层面的公司税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对竞争性理论进行更严密的检验，劳动力市场机构的外生变异与其他企业特征是必要的。另外，本文的估计结果意味着，相比于没有转移的情况，将部分公司税负转移到工资上，使德国和美国的税收制度整体进展程度降低了25%至40%。

本文的局限在于作者关注的是对工资的效应，而没有考虑对投入要素、产出以及公司进出市场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对土地租金的影响。这也成为未来需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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