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海回忆录（171）手足情 血浓于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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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海女儿袁菁赠书《早安京剧》，明天开始独家连载《袁世海回忆录》第二卷
当然整场演出是非常成功的，整体效果也如人意。
我在《龙凤呈祥》中的表现尚可，但我对在《群·借·华》这场戏的表演，是很不满意自己的。
为什么呢，那天到了台北，从七号到我演出的十五号天气忽冷忽热变化很大，我不小心着了凉，嗓子实在不理想。后面要唱曹操的【导板】、【原板】了，嗓子不能随心所欲，很不自如。我紧张，不知道能否圆满唱下来，嗓音失润与不失润，唱法是不同的。紧张之下，我出现了失误，我竟然忘了把蟒角掖起来啦。虽是嗓子不给劲，观众是同情谅解，掌声不断，我心里很不安，留下很大的内疚，心情不舒畅，很对不起观众。
作为一个演员，文的也好，武的也好，文的就怕临场嗓子不给劲;武是腰腿，临场不能随心所欲，借此也诉一诉演员的难处。天有不测风云，能赖谁呢?只能是想办法，在败中求平稳，内心里知道是败了，但是别暴露出来是败了，嗓子不能随心所欲，精神倒也没有松懈，作为弥补吧。
我还要介绍的是，那天的演出，《回书》一场，临下场前斥责邀功的蒋干的唱词，我唱的是老词“你本是书呆子一盆面浆”。在大陆及我录制的曹操专辑的词已改。为什么我在台湾却唱原词?因为这句词给老观众印象太深了，这对蒋干是很准确的讽刺语言。
在台的演出剧目繁花似锦:刘长瑜的《桃花村》、于魁智的《打金砖》、杜近芳的《挂帅》、《凤还巢》、杨秋玲的《霸王別姬》等。
中国京剧院演出团在台湾的艺术交流活动中，最具有特殊意义的是最后一幕——海峡两岸艺术家联袂演出《四郎探母》。在中国时报热情组织下台湾京剧界派出了魏海敏、唐文华、毕正琳、叶复润、朱传敏等名演员;演出团则派出了于魁智、刁丽、于万增、刘学钦、王晶华、孙岳、冯志孝、刘长瑜等实力雄厚的中青年新秀。选择在返京前的最后一个晚场，两岸演员怀着依依难舍之情。这是海峡两岸京剧艺术家们相隔四十年之久的首次同台演出，表现了共同振兴京剧的意愿，象征着团结合作的前量，意义深远。
剧中，魏海敏与于魁智的《坐官》；毕正琳与刁丽的《盗令》叶复润与王晶华的《见娘》；刘长瑜、冯志孝与唐文华的《回令》。您想象得到吗?两岸断绝往来四十多年，可是两岸“四郎”同演探母居然不用对词，是一拍即合呀，天衣无缝!
演出前，两岸演员摩拳擦掌。
开演了，高手们纷纷使出浑身解数，竞相献艺。这场戏是好琴、好鼓与好嗓的轮番较量!剧场内里三层、外三层看戏的观众和台上演员的心情一样激动难平，一句一鼓掌地伴随着精彩的表演，还忍不住扯开嗓子大喊“好”，表达难以遏制的兴奋，直把中国京剧院此次赴台之行的演出推向最高潮。
演出结束后，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许多献花者纷纷涌上舞台。
“明年再来!明年再来!”台下观众异口同声的呼喊声无法停下来。
中国京剧院吕瑞明院长答礼表示，一定要把广大台湾同胞的深情厚谊带回北京去。
所以有人说，两岸三通未通，台上通。两岸京剧演员在舞台却早已走到一起，而且越走越近了!整场演出将两岸同根生的京剧展现得精彩绝伦。
台湾同胞情不自禁地说:“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没想到大陆对京剧保护得这么好。不但有袁世海、杜近芳这样的国宝级艺术家，又有孙岳、杨秋玲、刘长瑜一批拔尖人才，还有于魁智、于万增、袁小海这样的后起之秀，我们民族的瑰宝——京剧艺术是大有希望的!”
与以往在别地演出最为不同的是，演出团的主演们演出的翌日下午都要参加中国时报举办的连台好戏讲学会，与二三百名戏迷见面，并结合头一天自己扮演的角色，讲经验、讲体会，现身说法和观众直接交流。尽管主演们很劳累，但从观众的热情反馈中得到了充足的精神补偿。
中国京剧院就这样从台北到台中、台南连演连满，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京剧旋风，震动着宝岛。
我们台上演出进行得如火如茶，而在台下忙着会见分别数十载的师弟、同台姐妹，老友们也是不亦乐乎!
见到同科学艺的董盛村、孙元彬，同台演过《连环套》的胡少安等，我们是大喜过望，话不尽言!还有些是曾从台湾去香港看过我演出的戏迷们更是对我厚爱有加。
当七十八岁的我与八十二岁的章遏云大姐相见时，不由得互相对视着……当年青春靓丽、风采过人的章大姐如今站在自己面前，她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依稀还是当年的模样，她两眼有神，我很感欣慰。刹那停顿后，我们俩不约而同地亲切呼叫着:“大姐!章大姐!”“贤弟!”
“岁月不饶人啊!”我们异口同声地感慨道。
“知道您在这儿，来时就总想，能见到您多好哇!如愿啦!”
“真是如愿啦!老听说你要来，这回终于来啦!”
接着，我们回忆了最初的合作，就是读者也不会忘记章遏云第一次组班去南京公演，演《霸王別姬》就是我的霸王。在张云溪母亲张老太太的帮助下，章大姐以每月包银七百五十元约了初出茅庐三年、在困境中挣扎的我。
从此，我才走出低谷。
接着我们又谈起多少次在上海合作的往事。
当我与名旦顾正秋见面时，顾正秋一声“袁伯伯”把我叫得暖融融的!她一九三九年加入上海剧校从关鸿宾先生学京剧，一九四四年在上海拜梅兰芳先生为师。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同台演《法门寺》的事来。
最有戏剧性的是跟桐春的见面，在跟我热情握手时，我看着他，觉得非常面熟，就是叫不出他的名字。
“您真的认不出我啦?再想想”他不肯说出姓名。
我反复在脑海里搜寻，还是想不起来:“真…不好意思……想不起来了。”
“不应该吧!太不应该…万春?二弟，李桐春!忘啦?”
“破哟，贤弟!”我恍然大悟，两人顿时拥抱在一起。
“怎能忘了你!你怎么这么胖了?!还……”
“还老了！”
“难怪我认不出来!真心话，一直惦记着你!见面了，反倒被你……我真是的!”
“咱们当年可是“铁三角”!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当年您有一个请关羽上土山的动作，演到这儿，哗!准是满堂彩。”桐春连说带比画。
当年我们唱《白马坡》时，总是我的曹操，万春兄的关羽，桐春弟的颜良。
“文林大哥呢?他身体……”
“我哥他也是多年的糖尿病，走了!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天津、北京也不轻。生活难以规律……咳!你跟他也是铁哥们儿。”
“我们哥儿俩没得说!那年，我们都说定了，一块闯台湾。”
“没错，他非要跟你上台湾。”
“往事如云呀，这回可有时间了，咱们哥儿俩得好好聊聊!”
此后，桐春弟每逢我有演出，都到后台帮我张罗，演出的最后一场完全是由他给我穿戴戏装，依依借别之情尽在不言中。
在这看似有二十天之长的日子，只觉转眼即逝。朋友们深知这一点，抓住不放过。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朋友到我所住的台北环亚饭店去看望，有的同行还把当年同台演出的戏单复印了送给我。大家在一起谈京剧、叙旧情，经常到深夜两三点。
一天，台北葛香平先生说，为了从我身上学玩意儿，没少看我的戏。一九四五年，庆祝日本投降，我和少春排了新戏《文天祥》，就去看了好几遍。说到兴奋处，葛先生抑制不住激动地对我说:“老了，老了，我们能在台湾见面也是天赐良机。我和桐春贤弟愿与您结为金兰之好，不知您意下如何?”
我被老朋友的至诚所动，当场响应。于是，七十四岁的葛先生称七十八岁的我为大哥，七十一岁的李桐春为三弟。在场的人无不为炎黄子孙的手足情谊欢呼鼓掌。由于我是从桃园机场入境的，台湾及香港报界戏称我们是桃国三结义，成了此行台湾演出的一段佳话。
这还不算，最精彩的是在舞台下还演绎了一出真实的戏，权叫《收徒记》吧!
一次演出刚刚结束，观众的掌声还萦于耳际，便见一年轻、英俊的青年直奔我而来深鞠一躬，口口声声要拜师。我上下打量着这位年轻人，天生派风流偶傥的小生模样，怎么想起学演花脸?
“你就不在乎抹一脸锅烟子?”我不无惊奇地问。
“爱!”他毫不犹豫地只回答了一个字。
这个字的分量太重了，一下子便拨动了我的心弦，当初自己不也只因这字，与花脸结下毕生之缘吗?
后台之地哪得细说，我即去洗脸了。
这位年轻人就是台湾很有希望的一位青年净角演员何国栋。
已经是深夜时光，环亚饭店我下榻的客房里仍然亮着灯。
桐春还在做着我的工作:“何国栋这个青年早已拜您的录音带、录像带为师，私塾您好几年了，从中颇得教益，只恨与这师傅无缘相见，这回是诚心诚意拜师，您收了他吧!这孩子有出息，决不会给您丢脸。您的艺术在台湾有人继承是件大好事呀!”
“贤弟，你为我推荐徒弟我很高兴，非常高兴。你想，为两岸艺术交流做贡献，这是咱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当然满心满意愿意收他为徒。可是你知道我的为人，我不愿意当有其名无其实的师傅，落个徒有师名，对我、对人家都不好。况且，后天我就走了，没时间了解他，更没时间教他，这么仓促觉得不那么……”我很认真地对桐春说，我对收徒的事很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