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谁人不识君 ——长忆黄华、何理良夫妇
天下谁人不识君，君难识尽天下人。
此“君”非等闲之辈，而是中国最出色的外交家之一、被海外华人誉为“党内文人”的原国家领导人黄华。他的夫人何理良则是原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
能够结识黄华、何理良夫妇，并且得到他们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也是我的一生之幸。
我与黄华认识得较早，1987年我在中国经济出版社任职时就与他接上了关系，怎么有缘相见相识已经记不起来了，也许是通过他身边的白秘书。起因源于1988年4月13日，海南建省并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消息公布之后，上海一些企业跃跃欲试，企业家协会秘书长李忠耿串联了当地三十一家企业，号称“百家”，筹划合作开发海南。素不相识的他不知何以听说我的“大名”，特地从上海跑到北京来找我，诚邀我参与其中，也希望我动员中国经济出版社投资入股，成为上海百家企业集团的一员。正在经济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的我，旋即又为“三顾茅庐”所动，请求辞职而就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总经理，没想到李忠耿继续跟进，又到新单位找到了我。我当时也正为两家默默无闻的出版社都是亏损大户而犯愁，社企结合共同创业，岂非是一条“以工养文”的极好尝试？
其实“百家”企业中，真正敢于下海南的只有上海飞机厂、沪东造船厂等六家，但却都是全国驰名的大厂。因为筹办基地在上海，我几乎每月都要去上海参加董事会。一次我到上海时，恰好黄华也在那里，当从白秘书那里获知消息后，我立即去他下榻的瑞金宾馆拜访，汇报了我们联合进军和开发海南的宏图，引起黄华的很大兴趣，对我们的项目予以鼓励并欣然答应会见上海十大企业的厂长。在十位厂长举行的隆重晚宴上，黄华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随即又同意飞机厂厂长和造船厂厂长的热忱邀请，次日由我陪同前往参观指导。
两厂的领导和员工对黄华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尽管只能走马观花地参观两家大厂，但黄华还是看得仔细问得详尽。正在兴致勃勃地参观时，突然工厂保卫处来人把我叫到一边，说上海市警备局来电找我。我虽感到莫名其妙，但决不敢怠慢，赶忙跑到办公室接电话。来电者的口气十分严厉，大声责问道：“你是谢善骁吗？你把黄华弄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事先不向我们请示报告？首长出了事谁负责？”天哪，我怎么知道陪同黄华外出还要向他们报告！不过已经闯了大祸，狡辩毫无必要，只能虚心地服输认错，并不露声色地让黄华匆匆提前结束了参观行程。
身居高位的黄华，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海外人士和华人以能与他一见为荣，但没想到他对文化出版事业表现了特别的感情和热情。当我调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之后，黄华予我以高度关切，我曾开口邀请他担任公司的名誉董事长，不过他觉得自己多有不便之处，同意夫人何理良参加了公司董事会。自此何理良经常参加我们的董事会，也就成了我们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需知董事会的成员并无分文之酬，却有服务之劳。
我在出版公司任职后，为对我跳入的陌生行业表示支持，海外朋友陆续到社访问并给我带来项目。对于一些特别重要的友人，我总希望黄华得以出面会见，以表对来访贵宾的重视。我的要求往往得到他满意的答复，既没有任何金钱礼物的索取，甚至有时连一顿宴席都不安排。
1991年3月，两位事业有成的留美博士来到公司，一位是美国第一台两腿走路机器人发明者郑元芳教授，另一位是奉命前来筹办合资企业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代表陈以龙博士。听到我的汇报后，黄华对这两位最早出国留学的年轻学者很重视，决定亲自会见并宴请。能面见黄华这一大人物并聆听教导，令郑元芳和陈以龙深感荣幸和鼓舞。
在我先后与美国《英语900句》作者cornelies合作《英语三百句》的项目，以及与日本企业家中川真一筹办国内第一本民间合作出版的日文杂志《友好’21》的过程中，都得到了黄华、何理良的积极支持。两位合作者不仅多次在北京与黄华会见，而且黄华还曾两次约我去他家汇报项目的进展情况，印象最深的是，每次进入他们的四合院，一只肥大可爱的白猫总是抢先前来迎接“贵宾”。杂志出版前夕，黄华答应作为团长与何理良一起赴大阪参加《友好’21》的首发式，但因“规格太高”没有得到李鹏副总理批准而作罢。后来黄华在率领一个庞大的友好访日团出访期间，特地抽身单独去大阪会见中川，使中川十分感动，也大大鼓舞了他为中日友好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
1984年在北京成立了以邓颖超为名誉会长和黄华为会长的“中国三S（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后来发展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在黄华任会长时，因经费不足，研究会每年都为办公室租金而发愁，兼任副秘书长的我，手头坐拥一个小院、两排房子，理当为研究会做点贡献。于是我公司在内部做了些调整，腾出两间办公室供研究会免费使用，并安排即将退休的副总编辑夏世璋，作为该会的办公室主任。对此黄华深表感谢，特地将一辆闲置不用的老式“奔驰”车供我使用，在当时使用奔驰车是“部级待遇”的一种标志。但我在上下班和一般情况下都是骑着我心爱的“枣红马”，即使有外事或其他公务活动所用的车也是本公司的奥迪，对于奔驰车只用来接送贵宾，当然也供研究会公务使用。
由于办公室管理不严，公司的司机小吴常私自驾着奔驰疾跑显示风光，尽管我获悉后对他一再告诫，却难以扭转其陋习。终于有一天闯了大祸，奔驰车撞车出事。幸亏车祸并不严重，经修理“化妆”一新后，我决定将车送还给黄华，却咬牙隐瞒了这段不光彩的祸事，对此至今犹感惭愧。
作为会长的黄华，本人无暇坐班管理研究会工作，由一位从原中宣部离休的外宣工作负责人作为常务副会长，与秘书长共同主持日常事务。这位常务副会长用人办事的原则性较差，居然“伯乐相马”，收用了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外地农村亲戚，来研究会担任财务出纳。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女孩自然乐意之至，随大家在北京和外地参加各种重要活动，会见许多中外宾客。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一件不该发生的事终于出现了。1998年10月在斯诺故乡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举行第八届斯诺研讨会，研究会派出凌青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为迎合常务副会长的意图，秘书长在代表团中塞进了这个“财务”人员，意在让不知斯诺何许人也的农村姑娘公费出国旅游一趟。殊不知这个看似单纯听话的女孩却是人细鬼大，心怀鬼胎，她在得到出国通知之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了一系列出国脱逃的准备工作：一是利用一手掌控的财务大权，悄悄地取出了四万美元的“史沫特莱基金”，这笔基金是邓颖超转交黄华保管，黄华十分珍惜，即使在研究会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也不准动用，然而却被这个“头脑简单”的女子釜底抽薪了。二是她还算有“良心”，不负“恩师”的期望，卖掉了农村的房子，凑足大致相当于四万美元的人民币，存入了研究会的账户。于是她就心安理得地出国，就在美国与会期间神秘地失踪。
此事受到外交部的严肃批评，但不清楚事后是否报告黄华，倘若他知道后一定会十分痛心，没想到自己竟辜负了邓颖超的嘱托。任人唯亲的干部政策和一人为尊的管理办法，即使在由退休干部组成的民间社团中，也依然沿袭着官办体制并继续发酵。整个社会的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使一个小小民间组织也难以出淤泥而不染。另一位副秘书长舒璋每每与我谈及研究会中蔓延的歪风邪气时，共有“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的感叹，但我们也只能私下议论而已，即使正直正派的黄华也无法力挽社会之狂澜。
无独有偶的咄咄怪事，也竟发生在我曾长期任职的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一个因常务副会长、原我驻大阪总领事引进的女秘书，在一夜间突然不知去向，经多方查询才获悉，原来这个从内蒙来的中年寡妇，只是将北京作为走向美国的跳板。她在结识一个老年黑人并闪婚后，悄无声息地办好了离境手续，随同黑皮肤的丈夫一起飞赴洛杉矶了。
在与黄华、何理良的多次接触中，他们从不与我这个小不拉子谈论内政外交大事。不过偶尔从他们口中流露出的一些精辟见解，令我感到十分深刻而卓有远见，至今还留存在我的心里。
我任职出版社期间，曾萌生出版一套《中国五大使传》的构思，而在世最著名的五大使中，首当其冲自然是黄华。我把这一想法告诉黄华后，却被他婉言谢绝，他反对为自己写传记。失去了黄华，就如同房屋没有大门一样，我也因此偃旗息鼓了。
退休以后的我，曾与国际友人研究会工作人员一起，随同黄华、何理良访问古都西安和红都延安。度过了愉快的几天后，我就与研究会正式脱钩，开始了只听滴答键盘声、鲜闻家国社会事的闭门写作。因不便无事打扰，与黄华、何理良的联系也就逐渐中断了。
2010年11月24日，从央视看到黄华逝世的消息，不禁勾起我对历历往事的回忆，并以一首悼念诗对他寄托心中的哀思：
名闻天下黄外长，党内鸿儒人共仰。
沪上宴客曲未终，红都赴会兴尤畅。
大阪私访留美谈，小院光临惊街坊。
春风送我十年路，我祭仙翁三炷香。
今年是黄华逝世的十周年，在这整整十年中，我想这位伟大的中华赤子，一定在天堂密切注视着他深爱的祖国。自参加了燕京大学的抗日救国会起，自参与组织指挥影响全国的一二九运动起，自担任斯诺翻译并陪同其秘密赴陕北苏区采访起，自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总部工作起，黄华的心始终与神州大地和祖国人们紧贴在一起。
最近偶尔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何理良不仅健在，而且参加了2019年1月21日在京举行的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年会。从照片上看到年逾九旬的她精神矍铄，满面红光，风度翩翩，神采奕奕。我很想打个电话向她表示问候，但转而又想那么多年久无联系，老人家记不起我这个小人物也是在情理之中。为此，我只能借这篇小文，向她送去我心中的祝愿——愿您健康长寿，长寿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