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彩丽 、张进德：略论《金瓶梅词话》中的元宵叙写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上）》中论述《金瓶梅》的成就时道：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现，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①]

这个论断已经成为学术定谳，屡屡为相关的论著所征引。
《金瓶梅》这部伟大的写实小说借宋写明，对明代的社会现状进行了穷形尽相的描绘，因此又被学界认定是一部“中国16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
既然称为“世情书”、“风俗史”，必然要涉及中国社会的市井百态，以及作为民风民俗民情载体的岁时节令。
在《金瓶梅》中，作者为了广泛深刻地反映他所处晚明时代的社会生活，写到了很多岁时节令，如除夕、清明、端午等。
而元宵节，在古代是个仅次于春节的非常热闹、非常重要的节日，兰陵笑笑生当然更不会忽略它。
《金瓶梅》全书一百回，故事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武松打虎写起，止于建炎元年（1127）普静和尚度脱孝哥，其间十六年，详细繁富地叙写了四次元宵（第一次第十四回、十五回，第二次第二十三、二十四回，第三次第三十九至第四十六回，第四次第七十八、七十九回），前后涉及的回目达十四回之多。
这种奇特的现象绝非作者率意而为，而是有着缜密的考虑和深刻的寓意。本文就《金瓶梅词话》中的元宵节日叙写略作探讨，从一个侧面领略这部奇书的深刻内涵以及作者的匠心所在。

《中国小说史略》

一、家国之喻

从明清众多的长篇小说来看，如《水浒传》、《红楼梦》等都曾写到过元宵节，却从不像《金瓶梅》这样反复详尽地铺排描写。
以笔者愚见，这不仅仅在于作者对元宵节情有独钟，更在于作者通过对几次元宵节的不同叙写，寄寓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元宵节，又名上元节，其夜则称“元夜”、“元夕”或“元宵”，时间是夏历正月十五日。
元宵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也是农历新年之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作为汉民族的传统节日，它属于国人的狂欢节，其总体特征便是热闹、繁华，人们届时吃元宵、赏花灯、猜灯谜，出门赏月、燃放烟花，以示祝贺。
上元放灯的另一说是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
两者或许都是正月十五张灯之滥觞。
正月十五在西汉已经受到重视，据《史记·乐书》记载，汉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
后代祭祀意味渐淡，观灯兴致渐浓。正月十五真正作为民俗节日是在汉魏之后。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未记上元节事，大概南北朝时灯节尚未形成。唐宋时期，上元灯节已十分可观。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杨国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红烛围于左右”，“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树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也”。
《太平御览》引唐韦述《两京新记》称：“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光若昼日。”
可见唐玄宗时，只有一夜的上元灯节已延长为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三天，而且在这三天之内，官署衙门一律停止办公，并取消夜禁，让官吏小民尽情赏玩花灯，享受灯节之乐。
宋代元宵节更是盛况空前。宋太祖赵匡胤乾德五年下诏，称天下无事，区宇大安，令开封府元宵放灯再增加十七、十八两晚[②]，将张灯时间扩延到五夜。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载永乐时灯节时间为“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又宣德二年正月十二日敕谕：“上元届节，特赐百官假十日。”至此举国欢庆的灯节已延长为十天。从有关的记载来看，在这十天期间，官吏放假，民间取消宵禁，长期被禁令束缚的人们在这几天抛掉生活的所有烦恼，可以彻底放纵身心，充分享受生活的欢乐。
《金瓶梅》前后四次写到元宵，用意深刻，别具匠心。晚明社会，既是一个“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③]的时代，也是一个奸臣当道、礼乐崩坏的时代。官场黑暗，人情浇薄，淫风大炽，人们“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④]。人欲的潮流冲垮了伦理的禁忌，冲破了理学的束缚。《金瓶梅》的作者虽然至今尚无定论，但他是一位有才识的封建文人是毋庸置疑的，他正是要借元宵节来反射这一时代。元宵节中的取消禁令，正是这一时代礼乐废驰的写照；元宵节中的放纵，正是这一时代纵情享乐风气的反映。
作品第一次写及的元宵节是在第十四、十五回，吴月娘率领几个姐妹到李瓶儿家去过。“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段裙，貂鼠皮袄。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蓝段裙。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鬓后挑着许多各色灯笼儿。”当潘金莲、孟玉楼搭伏着窗楼往下观看时，街上的行人猜测她们“已定是那公侯府位里出来的宅眷”，“贵戚皇孙家艳妾”，“不然，如何内家妆束？”可见人们对她们身份的猜测是其不同寻常的衣着打扮。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显示自己的神圣，往往将这种“神圣”实物化，或制订出某种“秩序”、“规矩”，作为这种神圣的象征，并将其纳入统治政策的范畴而禁止常人逾越。
与卤簿仪仗的既寓武备吓唬百姓又壮观赡以表庄严相同，统治阶级的各级官吏的服饰妆带也因品秩的不同而有着千差万别的种种规定，
而对普通百姓的服饰穿戴，历来也有严格的限制，我们从历代正史中《舆服志》所罗列的繁琐规定就可见一斑，服饰也就成为封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实际上也是统治者愚民政策的体现，目的无非是维护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
从《明史·舆服》的记载来看，皇帝、后妃、皇太子、亲王、公主、文官、武官、命妇、内外官亲属、内使、侍仪、士庶、乐工、军隶、外蕃、僧道等等不同的阶层，其服制都有不同的规定，
作用在于使“人物相丽，贵贱有章”[⑤]， 穿戴的不同使人“贵贱有别，望而知之”[⑥]。
不遵从这种“秩序”、“规矩”，便是“越制”，被视为大逆不道。
然而，到了明代中叶，新的经济因素滋生带来了社会观念的转变，这种定制早已被人们弃如敝履。
当时的豪门地主“僭王者之居，富室拟公侯之服，奇技淫巧，上下同流”[⑦]，富商大贾更是“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毂，其屋庐器用金银文画，其富与王侯埒也”[⑧]，整个社会“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⑨]。
即使“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的乡村，“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
“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⑩]。
对于这种“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11]的现实，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有记载并大发感慨：

……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袭用袍带，固天下通弊。若京师则异极矣，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人出，莫不首戴珠箍，身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且乘坐肩舆，揭帘露面，与阁部公卿交错于康逵，前驱既不呵止，大老亦不诘责，真天地间大灾孽！[12]

作为封建意识相当浓厚的沈德符，当然找不到这种僭越礼制现象出现的根源，面对身份极为低贱的女性满身珠光宝气招摇过市，而路人不以为奇、熟视无睹的现实，只能发出“天地间大灾孽”的感喟了。

绣像本与词话本

在《金瓶梅》中，这种僭越礼制的现实得到了深刻的表现。
所谓“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13]，“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非其人不得服其服”[14]的传统秩序，已在金钱的冲击下荡然不存。
吴月娘、潘金莲、李娇儿、孟玉楼或着大红袄，或衣大红袍，而大红恰恰是《明律例》、《明会典》中明载的只有命妇才有资格穿着、而禁止一般平民穿着的颜色。
清代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所称晚明社会“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裹衣不华”的情况，在西门庆妻妾的穿戴上就可以得到验证。
更何况，明代法律对商人十分苛刻，洪武“十四年（1381），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15]。
按照明代礼法，她们没有资格如此穿着，貂鼠皮袄更是违背了商人不准饰用貂裘的禁令。
她们穿戴上明目张胆的越制，隐约透露出晚明社会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客观现实。
与此同时，作品铺叙元宵节日中人们尽情享乐的生活：
燃放烟花爆竹，热闹的家庭宴会，频繁的往来拜贺等等，西门庆甚至还把两个妓女请到家里来吹拉弹唱。
元宵节这一特殊的时期更像晚明这一特殊的时代，放纵和享乐是其共同特征，而短暂性又是二者的共同属性。
表面上，作者是在铺叙热闹却短暂的元宵节日，但表面繁华而危机四伏的晚明不也正是如此吗？
元宵节又名灯节，顾名思义，是要放灯看灯的，《金瓶梅》中也多次写到赏灯。
在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月楼”，写吴月娘领着女眷到李瓶儿狮子街的楼房中看灯。
李瓶儿的楼房临街，从前楼的窗口望去，狮子街灯市尽收眼底，令人觉得眼前五彩飞扬。
潘金莲和孟玉楼嗑着瓜子搭伏着窗口向下望：“见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十数架灯架，四下围列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
接下来，作者用一大段韵文，对狮子街的灯市从远景上作了详细的描述，各种花卉鸟兽，人物故事无不精巧别致，栩栩如生。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非为了卖弄文采，也不是让读者仅仅体会灯市的繁华，而是在看似平常的灯市描写中，寄予了深刻的褒贬。
且看他写的人物灯：“秀才灯，揖让进止，存孔孟之遗风；媳妇灯，容德温柔，效孟姜之节操。”
这与小说中描写的世风日下黑暗腐败的社会现状恰恰相反，构成了一种绝妙的讽刺。
联系西门庆家中的温秀才酸腐不堪，猥亵小厮画童，被赶出门；而女性中，上自招宣府的林太太，下至仆人媳妇宋惠莲、王六儿、贲四嫂，哪个有孟姜之节操？
元宵节中的灯市虽然金碧辉煌，炫人眼目，但终不长久，转瞬即逝。这正如暴发户西门庆，他从一爿生药铺起家，三四年间连得妻财，勾结官府欺诈商户，迅速聚起了泼天的家业。
但是，等西门庆享受了三十三年的时光倒头西去时，他的家财马上就烟消云散，被人拐的拐，盗的盗；
妻妾也没有如他所愿，一家人相守好好过日子，而是死的死，嫁的嫁。西门庆一家由速盛到速败，不正如元宵节中的灯市一样倏然而逝吗？
再往大的方面看，整个晚明社会兴盛的商业经济，涌动的人欲潮流，涤荡着社会，冲击着一切，但也并没有持续多久。
热闹一时、转瞬即逝的繁华的元宵节，正好为这个来去匆匆的特殊历史时期作了形象的阐释。

明代元宵观灯图（局部）

中国的喜庆节日，往往离不开爆竹。元宵节在古时既是一个如此热闹如此重要的节日，自然少不了爆竹。
第二十四回，写元宵夜陈经济带着一行人出游，一路上“但见香尘不断，游人如蚁，花炮轰雷，灯光泛彩，箫鼓声喧，十分热闹”。
宋惠莲轻浮地叫道：“姑父，你放过元宵炮（火＋章）焙我听。”爆竹是一轰而散之物，一声巨响之后，便灰飞烟灭了。
这正是西门庆一家的象征，在西门庆死后，不也是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吗？如果说《金瓶梅》中的这种寓意尚显含蓄的话，那么曹雪芹在继承的同时干脆将其象征的意义和盘托出。
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皇妃元春从宫中送出来让大家猜的谜语中，有一个是“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谜底便是爆竹。
作品特意写道，贾政在看过这个谜语之后，心中悲戚，认为是不吉利的象征，是散的预言。
元宵节中最美丽的要数烟火了。烟火燃放时不仅五彩缤纷，而且有的还带有响声，眼中是美妙的景物，耳中是声音的刺激，令人觉得确实是一种享受，而烟火中变幻的奇丽的景象更是令人惊叹不已。
《金瓶梅》第四十二回第三次写到元宵节，写西门庆命玳安和来昭将烟火安放在街心：“那两边围看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数。都说西门大官人在此放烟火，谁人不来观看？果然扎得停当。好烟火……”
接下来又是一段华丽精彩的文字对烟火进行了生动美妙的形容。但作者最后却道：“纵然费却万般心，只落得火灭烟消成煨烬。”
一语点破其寓意所在。纵观西门庆一生，钻营勾结，巧取豪夺，从一爿生药铺做到泼天富贵，最后仍然难免树倒猢狲散，家财也逐渐散失，不正是“纵然费却万般心，只落得火灭烟消成煨烬”吗？而家国同构，由一家而至一国，不也是这样吗？
联系大明王朝的历史，自明定鼎，经太祖、成祖的励精图治，至后期皇帝的声色犬马，淫逸无度，国力速衰，不也是“纵然费却万般心，只落得火灭烟消成煨烬”吗？

元宵灯会

 二、 人物展示

 
如果说《金瓶梅》是兰陵笑笑生为众多人物活动设置的一个大舞台，那么书中的四次元宵节则是各个人物四次非常重要的舞台展现。
元宵节是个狂欢的节日，也是一个浪漫的节日。
在礼法森严的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年轻女性被深锁闺中，没有出外的自由，当然也极少有与异性结缘的机会。
而在隆重的元宵节日却可以结伴出外游玩，观赏花灯，为青年男女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交谊的时机。
在宋元话本、明清世情小说中出现诸多的节日成就青年男女好姻缘的故事绝非作者的凭空杜撰。
同时，元宵节又是一个特殊的节日，这期间，人们彻底放纵自己，平时遭受压抑的性格以及潜在的欲望找到了宣泄的机会，这更容易使各个人物展现真实的自我。
另外，也正由于放灯、放烟火等平时难以见到的景观，为各类人物的相聚、热闹场面的生发提供了契机。
在这种场合，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可以在这里亮相。
就形象展示的角度而言，为集中表现人物、塑造各类典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金瓶梅》第四十二回，写西门庆在元宵节那天邀请了应伯爵、谢希大，到狮子街自家楼房（先前李瓶儿买的房子）吃酒看灯，并请了董娇儿、韩玉钏两个妓女来弹唱。
小说于此充分体现了元宵节舞台展示的作用：

只见两个唱的门首下了轿子，抬轿的各提着裳包儿，送进来。

伯爵早已在窗里看见，说道：“两个小淫妇儿，这咱才来！”分付玳安：“且别教他往后边去，先教他楼上来见我。”

希大道：“今日叫的是哪两个？”玳安道：“是董娇儿、韩玉钏儿。”

忙下楼说道：“应二爹叫你说话。”两个那里肯来，一直往后走了。见了一丈青，拜了。

引他入房中，看见王六儿头上戴着时样扭心（上下结构的字，上面为“髻”的上半部，下面为“狄”）  髻儿，羊皮金箍儿；……两个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看一回，两个笑一回，更不知是什么人。

落后玳安进来，两个唱的悄悄问他道：“房中那一位是谁？”玳安没的回答，只说；“是俺爹大姨人家，接来这看灯。”

两个听的，进房中从新说道：“俺每头里不知是大姨，没曾见的礼，休怪！”于是插烛磕了两个头。

慌的王六儿连忙还下半礼。落后摆上汤饭来，陪着同吃。两个拿乐器，又唱与王六儿听。

在这个舞台上，短短的一时，就有不下十个人在这里活动。
两个唱的，应伯爵、玳安等人的形象表情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两个唱的“笑进来”，精彩传神地刻画出两个妓女的身份神态。
“两个那里肯来，一直往后走了”，非常贴合她们的身份，同时反衬出应伯爵帮闲身份的不为人重，何况又是熟人，熟不拘礼，轻慢一点也无妨。
王六儿的打扮、神态，两个唱的的发问，玳安的回答，以及唱的与王六儿的补礼、相见等，无不惟妙惟肖、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
各个人物的性格、心理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在元宵节的舞台上，表现最充分的当然是主角，他们表演的时间也是最长的。
四次元宵节，对小说中几个重要人物的性格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先看西门庆。
第一次元宵节中，李瓶儿迎奸赴会，在初九为潘金莲祝寿，晚上欲走不走，等到西门庆回来，说道：“没的扯淡！这两日好不巡夜的甚紧，怕怎的！但有些风吹草动，拿我个帖送与周大人，点到奉行。”
这几句话活描了西门庆的神态，折射出他的身份及心理。
张竹坡在“没的扯淡”句后评道：“便非旧时称谓声口。”可见西门庆的心理，俨然把李瓶儿看做是自己的第六房了，口气由原来的“嫂子”变成了妻妾一般，也显出了西门庆对女性占有后就不再尊重的商人心态。
他下面的话更是自我的抬举和夸耀，一方面显出自己的身份和势力，虽是商人，却与官府中人勾结，借重官府的势力狐假虎威。
接下来写了西门庆另一个本性——好色。他与李瓶儿吃酒，二人眉来眼去，吴月娘“见他二人吃的饧成一块，言颇涉邪，看不上，往那边房里陪大妗子坐去了，由着他三个陪着”。
在第十五回，写西门庆暗赴李瓶儿的约会，二人密谋如何迎娶等一干事情，深化了西门庆贪色贪财的本性。

《金瓶梅》

在以后的元宵节中，均写到西门庆的请客、宴会、偷情，充分展现了这个暴发户的奢侈和贪色，其中最后一次元宵节的偷情纵欲直接导致了西门庆的死亡。
总之，西门庆在元宵节的放纵淫逸，最终为自己奏响了死亡的哀歌。
再看李瓶儿在元宵节的表演。
李瓶儿的性格本色中带有中国古代妇女传统的气质：温柔善良，贤淑文静，忍让随和，与世无争。然而，在嫁与西门庆之前，她气死花子虚，赶走蒋竹山，显得贪淫歹毒。
这其中的转折便是嫁与西门庆为妾，而重要的桥梁便是小说中的第一次元宵节，第十四回的“李瓶儿送奸赴会”和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月楼”为李瓶儿嫁与西门庆提供了绝好的契机。
以后的波折，不过是作者因故事需要而设置的，蒋竹山只是作者为此而捏造的一个人物，以后自不见踪影。
在嫁给西门庆以前，李瓶儿根本没得到过真正的生理满足。给梁中书作妾，“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后花园”，李瓶儿“只在外书房内住，有养娘扶持”，因此，她只是个花瓶而已。
嫁给花子虚，有花太监的把持，过的是非正常的生活。
嫁给蒋竹山，他竟是个性无能者，得不到任何满足。
只有西门庆是“医奴的药”，她在西门庆身上得到了一个作为女人希望得到的，她立刻决心作一个贤妻良母。
她的温柔善良、忍让随和性格也逐渐显露出来。
可以说，她以前的所作所为都是不正常的生活导致的。
从歹毒到善良，第一次元宵节是李瓶儿性格转变的关键时期。
在以后的两次元宵节中，李瓶儿性格中贤淑文静、与世无争的一面更加凸显。
元宵节接二连三过了几次，而李瓶儿也在这几个周而复始的元宵节描写中完成了自己性格的转变，逐渐丰满了起来。
当然还有更多的人物，都在元宵节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显示了鲜明的性格。
例如吴月娘的持重寡言，潘金莲的淫荡凶狠，孟玉楼的精明乖巧，春梅的傲气凌人等等，不须一一论述。

《金瓶梅》插图

三、 结构功能

一般认为，《金瓶梅》从《水浒传》武松杀嫂的故事生发而来，它的前九回都没有脱出《水浒传》的影响，而从西门庆死后，它的故事又写得很草率，与前面的风格好像不尽一致。
美国学者夏志清在他的《金瓶梅新论》中就认为前九回是出于《水浒传》而后二十一回“只不过是用选来的故事缝织成的一条奇特棉被而已”。
因此，从小说的第十回到第七十九回才是作者有特色的而又独立的创作，可以称为小说中的小说。
引用这个观点，可以更加清楚地弄清元宵节在《金瓶梅》中的结构功能。
在这中间的七十回故事中，第一次元宵节，写李瓶儿借潘金莲的生日到西门庆家赴宴，在此期间，二人暗通消息，幽会，商量嫁娶问题。
这与前边三四回连成一体，可以看做“小说中的小说”的开端。第二次元宵节时，西门庆一妻五妾的家庭格局已经形成，他的事业也正在上升，这可以看作故事的发展。
第三次元宵节，写得最为详细，写了西门庆儿子官哥儿的寄名礼，与乔大户结亲，放烟火赏灯，以及西门庆受贿于苗青等官、商、家各方面，这时的西门庆在名利方面烈火烹油，盛极一时，可以视为七十回中的高潮。
以后虽有上升的迹象，却是盛极而衰的趋势。
第四个元宵节，西门庆纵欲暴病而亡，七十回故事亦告结束。
由此可以看出，这四次元宵节正处于中间七十回故事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阶段。
这四次元宵节前后共牵连的回目有十四回之多（第一次第十四、十五回，第二次第二十三、二十四回，第三次第三十九至四十六回，第四次第七十八、七十九回）。
这四次元宵节，就像四个大的支点，撑起了七十回小说的骨架。
第一次元宵节对故事来说，金、瓶、梅三个人第一次走在一处，真正意义上的“金瓶梅”开始汇拢。
第二次元宵节，金、瓶、梅已经结为一家，西门庆家庭格局基本定型，但有一个人却又企图打破这种“一妻五妾”的局面，这次元宵节着重表现的便是这个人——宋惠莲的轻薄、以偷主子为荣的性格，并为她的悲惨结局埋下伏线。
第三次元宵节是最大的一个支点，小说耗费笔墨最多，竟然占到八回之多。
这里写到了鼎盛时期西门庆一家的各个方面，令人感叹西门庆发家之快，家业之盛。
最后一次元宵节正落在结尾上，这个支点是西门庆结局的落脚点，他终于纵欲暴亡。
把四次元宵节作为四个基本点连接起来，便形成一条脉络分明的线索。从中可以通过对比看出西门庆家庭的盛衰，
可以看出主要人物性格的发展，也可以看出人物之间矛盾冲突的发展，把这条线前后延伸一下，它便是整部《金瓶梅》的线索，它就像一根大梁，挑起了整个《金瓶梅》的骨架。
也许，这也是作者不惜笔墨大写特写元宵节的原因所在吧。

本文作者  张进德   教授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28页。

[②]高承：《事物纪原》，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0页。

[③]张瀚：《风俗纪》，《松窗梦语》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0页。

[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⑤]宋应星：《天工开物》上篇《乃服》，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9页。

[⑥]叶梦珠：《阅世编》卷八《冠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版，第175页。

[⑦]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八九《李文祥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08页。

[⑧]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一三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79页。

[⑨]张瀚：《风俗纪》，《松窗梦语》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0页。

[⑩]陈（上“苟”下“大”）纕：《吴江县志》卷三十八。《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一六三号），中华民国六十四年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清乾隆十二年石印本影印，第1120页。

[11]张瀚：《风俗纪》，《松窗梦语》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9页。

[1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勋戚》，《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9页。

[13]《荀子·王制》。见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2），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14]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九《舆服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15]李东阳、申时行：《大明会典》卷六十一《冠服·土庶巾服》，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版，第1070页。

文章作者单位：黄河科技大学、河南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古今通俗文学演变论集》，2014，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收入《华西语文学刊》第十一辑 ，2015，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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