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 | 论迦摩缕波国及帕拉国对西南丝绸之路佛教传播的影响
摘 要：4～12世纪，迦摩缕波国和帕拉国先后称雄印度东北部，控制了阿萨姆和孟加拉地区，对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影响深远。迦摩缕波国推崇婆罗门教、边缘化佛教，一度造成印度东北部佛教真空，阻碍了中印西南丝绸之路佛教交流。迦摩缕波国灭亡百年后，帕拉国在孟加拉地区崛起，开始大兴佛教，支持佛教新兴宗派密宗的发展及其向外传播，中印西南丝绸之路佛教交流由此快速增强。可以说，从迦摩缕波国到帕拉国的印度东北部政治宗教变化，给予我国西南地区佛教兴起“唐中期说”更多合理解释。
关键词：迦摩缕波国； 帕拉国； 佛教； 西南丝绸之路
国内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南丝绸之路中印段自然地理条件恶劣、经行不易、相关史料短缺，却是一条历史久远的经贸通道。[1]事实上，这条道路的佛教影响也是积厚流光、源远流长。国内西南丝绸之路佛教研究，往往聚焦于我国西南边疆，而本文对迦摩缕波国、帕拉国的研究，正是希望通过对印度东北部的探索，进一步深化此项研究。
方国瑜先生认为，“战国时，蜀、楚与天竺之文化关系，取云南道……玄奘、义净至天竺，知有道可入云南通中国，慧琳能详其路程”。[2]季羡林先生猜测，“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来华僧摩腾与竺法兰，或经由'缅甸道’（缅甸道属于西南丝绸之路通道之一）”。[3]印度僧人师觉月则指出：唐代之前，东天竺（师觉月意指孟加拉地区和阿萨姆）便有攘那跋陀罗（刘宋）、阇那耶舍（北周）及其弟子耶舍崛多（北周）等诸多僧人去往中国。[4]其所指部分僧人，可能正是由西南丝绸之路前往我国的。回溯到古代，唐代义净（635～713年）记载了3世纪的一则故事：“有20名中国僧人由西南丝绸之路去往天竺，印度室利笈多王为他们修建了寺庙。”[5]此则故事，成为我国僧人赴印度取经的最早记述之一。唐代玄奘记载：迦摩缕波国以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二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险阻，嶂气氛沴，毒蛇毒草，为害滋甚。国之东南野象群暴”。[6]玄奘（600～664年）准确掌握迦摩缕波国与我国西南夷地区通行所需时间，了解两地之间山川、瘴气、毒蛇、毒草、野象等阻隔因素。唐代慧琳（733～817年）《一切经音义》记载：“此往五天路径，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害、不韦、永昌等邑，……今并属南蛮（指南诏）……过此蛮界，即入土蕃国之南界……过吐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入东天竺东南界迦摩缕波国……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天竺陆路之捷径也。仍须及时，盛夏热瘴毒虫，不可行履，遇努难以全生。秋多风雨，水泛又不可行。冬虽无毒，积雪迈寒，又难登险。唯有正、二、三月乃是过时，仍须译解数种蛮夷语言，兼贵买道之货，仗土人引道，辗转问津，即必得达也。山险无路，难知通塞。”[7]慧琳描述的通道，是西南丝绸之路中印段的捷径。慧琳对这条道路十分熟悉，指出其存在大雪封山、水患、语言障碍等复杂问题。从义净、玄奘和慧琳的记述可知，唐代以前可能便有不少佛门僧人穿行过西南丝绸之路中印通道，不然三人不会对这一通道如此关注。此外，四川绵阳、彭山、乐山等地出土东汉佛塔、佛像画、佛雕异于我国其他地区，而近似于印度，可能说明四川佛教曾受到印度佛教直接影响。
从历史线路来看，西南丝绸之路中印段共有三条通道。秦汉时期（前221年至220年），西南丝绸之路中印通道专指蜀-身毒道，其线路（根据近年来我国相关研究梳理）或由蜀（成都）过邛都（西昌）到叶榆（大理），或由武阳（彭山）过谷昌（昆明）到叶榆（大理），再由叶榆经永昌道到滇越（腾冲），经缅印道，过掸国（缅甸）、阿萨姆、孟加拉地区，到古印度中心华氏城（Patna，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总路程大约2700公里。隋唐时期（581～907年），西南丝绸之路西藏段开通。其线路一（按唐代和尚道宣《释迦方志》记载），由长安西北向过河州（甘肃南部）到鄯城（西宁），再由西南向经巴顿喀拉和唐古拉山脉到吐蕃都城逻些城（拉萨），最后经由迦摩缕波（Kamarupa，即阿萨姆）、孟加拉地区到华氏城，或经由尼婆罗国（尼泊尔）到华氏城，全长约3800公里。其线路二（按唐代和尚释慧琳《一切经音义》记载），从成都沿故道至阳苴咩城（大理），经滇西北到吐蕃东南缘（昌都），再从此经迦摩缕波、孟加拉地区到华氏城，全程大约2300公里。
受航海技术等方面因素影响，唐中期以前广州（汉代的番禺）到耽摩栗底（Tamralipti，又称多摩梨，现孟加拉国库尔纳专区和印度西孟加拉邦南部）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印通道，远不如陆上丝绸之路成熟和安全。而相对于长安绕道中亚至华氏城长达6000公里的西北丝绸之路中印交通行程，西南丝绸之路行程比其将近缩短了一半。由此看来，西南丝绸之路本应是古代我国和印度佛教交流的首选线路。但是到目前为止，直接涉及唐代以前西南丝绸之路佛教交流的中外历史遗存，明显少于西北和海上丝绸之路，表明当时中印佛教交流在西南丝绸之路的频繁程度弱于两者。
从历史宗教情况来看，佛教自唐代以后，沿西南丝绸之路大举进入西藏和云南，佛教密宗更是对两地造成了巨大影响，这与前代形成巨大反差，而阿萨姆和孟加拉地区的政治宗教变化，是形成上述反差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西南丝绸之路上的中印交流，大多要穿过阿萨姆和孟加拉地区才得以开展。4～12世纪，迦摩缕波国和帕拉国（Pala）先后称雄东印度，控制阿萨姆和孟加拉地区。其中，迦摩缕波国存在于4～7世纪，起源于阿萨姆地区，主要信仰婆罗门教。帕拉国存在于8～12世纪，起源于孟加拉地区，主要信仰佛教。通过对我国正史以及我国唐代僧人玄奘、僧人义净、唐朝使臣王玄策（生卒年不详）、孟加拉僧人阿底峡尊者（982～1054年）等的相关记载的研究，参考印度、孟加拉国近年来考古发现，我们有理由认为迦摩缕波国和帕拉国对西南丝绸之路佛教传播有重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吐蕃、南诏佛教全面兴起时间刚好契合帕拉国黄金时期（756～861年）。一方面，劲夫认为佛教虽然在吐蕃27代赞普拉托杜日业赞时期传入了西藏，但在33代赞普松赞干布（629～650年在位）统治时期才兴起。[8]张毅则认为，藏人剃度以及佛教在西藏大范围传播，应始于更晚的37代赞普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时期。松赞干布虽然引入了佛教，并迎娶了大唐文成公主、尼泊尔赤尊公主两位公主，但普通藏人少有信仰佛教。此后半个世纪，佛教仍未能在西藏得到有效传播，当时宣传佛教的36代赞普赤德祖赞（704～755年在位）更是被阴谋毒杀。直到赤松德赞统治时期，他从帕拉国请来了十二位佛家密宗僧人为仪轨师，在桑耶寺开创了藏人剃度制度，西藏佛教情况才实现了质变。此外，活跃于8世纪的僧人慧超、义净都认为西藏当时不信仰佛教。[9]另外，据王忠先生《新唐书南诏传笺证》考证，阁罗凤之《德化碑》碑文、德宗贞元十年“苍山会盟”誓言都未受到佛教话语影响，说明佛教在南诏中期才得以兴盛。据《南诏野史·丰佑传》记载，大理三塔在840年左右建成。这一记录得到了方国瑜等我国史学界专家的证实，成为佛教传入南诏的最早证据。[10]国内学界由此推断，南诏佛教很可能到南诏七代王时期（822～859年）才兴盛起来。
早期印度的历史情况是模糊的，穆斯林学者阿尔-伯拉尼就曾形象地指出：“印度人述说国王的年代系列时是漫不经心的。”[11]然而，以历史记载辅之以碑文、遗迹、传说，仍然可以较好地把握印度某些历史事实。从阿萨姆的人文宗教情况看，迦摩缕波国同时流行有佛教和婆罗门教，而婆罗门教是其社会主流宗教。
第一，印度历史传说中的阿萨姆最早政权，可能崇尚婆罗门教。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成书约前3世纪到3世纪）“婆罗门征伐”中提到了一个名叫东光国的国家：“东光国王周边有吉罗陀人和支那人（东方黄种人），还有许多住在海边的战士。” 这说明该国位于阿萨姆。婆罗门统帅阿周那接受东光国王投降时说：“您是我父亲因陀罗的朋友，我又这样喜欢您，所以我不能命令您，只能请您心甘情愿地向他交税。”[12]这说明东光国国王信仰婆罗门教，不然他不可能成为因陀罗的朋友，也不会在“婆罗门征伐”中得到阿周那的宽恕与赞美。
第二，相对于古印度其他地区，佛教传入阿萨姆的时间较晚。佛陀涅槃（前486年）后，他的弟子在华氏城进行了第一次集结并汇总了佛家戒律，其书面文本《三藏》，在之后一二百年后得以面世。[13]据《三藏》第一部《律藏》记载：“僧人受戒的范围以潘陀罗伐达那（即孟加拉地区奔那伐弹那）为东方极限”。[14]以此推断，佛教可能最晚到公元前3世纪都未能传入阿萨姆地区。
第三，阿萨姆出现过佛教国家，但是很可能被崇信婆罗门教的迦摩缕波国所吞并。孟加拉国东部希莱特出土的尼丹普尔铜版碑文，记载了迦摩缕波国的王室族系传承。[15]印度学者据此展开了深入研究，认为迦摩缕波国大约在350年兴起，[16]并不断向外扩展。到第四代王卡丽娜瓦曼（Kalyanavarman，422～446年在位）时期，迦摩缕波国向东扩张到了迦毗河区域。[17]与之对应的是，我国《宋书》记载了一个迦毗河附近的迦毗黎国。该国的宗教情况是“诸寺舍子，皆七宝形像，众妙供具，如先王法”。[18]这说明迦毗黎国信仰佛教。这有两种可能性：一者，迦毗黎国即迦摩缕波国；二者，迦毗黎国不是迦摩缕波国，而只是被迦摩缕波国吞并的阿萨姆诸小国之一。从玄奘迦摩缕波国“自古不信佛法”的说法来看，后者可能性较大。
第四，迦摩缕波国在印度东北部强势崛起，成为隋唐时期西南丝绸之路印度段关键国家。7世纪初，迦摩缕波国在国王婆塞揭罗伐摩（Bhaskarbarman，600～650年）统领下，联合羯若鞠阇的穆克里王国（Pushyabhuti dynasty，戎日王Harshavardhana统治的王国，其发源地在今印度北方邦）击败了沙珊卡王国（Shashanka dynasty，其地域在今孟加拉国中西部、印度孟加拉邦）。[19]根据戈罗苏跋那（即玄奘所说羯罗拿苏伐剌那，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遗址发现的碑文记载，沙珊卡王国战败后，其地域实际上被迦摩缕波国控制。[20]由此推论，迦摩缕波国在唐朝初年成功控制了东印度地区，婆塞揭罗伐摩也成为王玄策所说的“东天竺王”。[21]
第五，迦摩缕波国崇信婆罗门教，而迦摩缕波国对沙珊卡国的占领，可能形成了婆罗门教对佛教版图的挤压。首先，玄奘这样记载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性甚犷暴，志宗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兴以迄于今，未建立伽蓝，招集僧侣。其有净信之徒，但窃念而已祠数百，异道数万”。[22]这段文字阐述了迦摩缕波国“地域广阔”“崇信婆罗门教”“佛教从未兴盛”三大人文地理状况。其次，由孟加拉国出土的尼丹普尔铜版碑文可知：婆塞揭罗伐摩曾经将希莱特地区部分土地赠予婆罗门，也就是“梵封”给婆罗门。[23]这说明迦摩缕波国王信仰婆罗门教，并支持婆罗门获得更多土地。按照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希莱特“位于迦摩缕波国和沙珊卡国之间”这一地理状况，尼丹普尔铜版碑文记载的“梵封”，可能表现了婆罗门教与佛教的地缘宗教斗争，即婆罗门教由阿萨姆向孟加拉地区扩张。再次，玄奘亲自见过婆塞揭罗伐摩，并描述他“婆罗门之种”“不淳信佛法”“敬高学沙门”。这对应了铭文关于婆塞揭罗伐摩崇尚婆罗门教的描述。此外，综合玄奘关于迦摩缕波国“窃念而已祠数百”以及婆塞揭罗伐摩“敬高学沙门”的说法，迦摩缕波国社会对佛教仍然有一定包容性，这就为孟加拉地区保留佛教提供了可能。
孟加拉地区佛教密宗的出现，与沙珊卡国和迦摩缕波国给孟加拉地区佛教带来的困境有较大联系。首先，印度笈多王朝控制下的孟加拉地区佛教十分兴盛。《法显传》（成书于416年）记载：“有瞻波大国……从此东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耽摩栗底）国，是海口。其国有二十四僧伽蓝，尽有僧住，佛法亦兴。法显住此二年，写经及画像。于是载商人大舶，汎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到师子国。”[24]这说明孟加拉地区的多摩梨帝港，曾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佛教传播枢纽而存在。近年来，印度在西孟加拉邦沿海地区多有佛教考古发现，这验证了法显对多摩梨帝的描述。
其次，孟加拉地区佛教在沙珊卡国统治时期遭遇到巨大挫折。594年，沙珊卡创立了孟加拉地区第一个本土政权沙珊卡国。在沙珊卡施政过程中，多有对国内佛教势力的整肃和打压。玄奘记叙“菩萨告曰：'金耳国王（沙珊卡国王）既毁佛法，尔绍王位，宜重兴隆，慈悲为志，伤愍居怀，不久当王五印度境’。”[25]这里阐述了戎日王灭亡沙珊卡国的原因，是其王不敬佛法。另外，孟加拉地区12世纪的一些文献也对沙珊卡国王不敬佛法之事有所记载，[26]大大增加了此事的可信度。
再次，迦摩缕波国继沙珊卡国后控制了孟加拉地区，该地佛教呈现颓势。玄奘《大唐西域记》对这段时间孟加拉地区宗教情况予以了详细记载。其一，奔那伐弹那地区（Pundravardhana，现孟加拉国拉杰沙希专区和达卡专区）“伽蓝二十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综习。天祠百所，异道杂居，露形尼乾，寔繁其党”。[27]这里描述了该地区婆罗门教盛行以及婆罗门教、大小乘佛教、耆那教等宗教并行的情况。其二，羯罗拿苏伐剌那（Karnasuvarna，沙珊卡国故都，又被称为Gauda），“伽蓝一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余所，异道定多”。[28]这段文字描述了该地区小乘佛教和其他宗教并行，佛教势衰的情况。其三，耽摩栗底“伽蓝十余所，僧众千余人。天祠五十余所，异道杂居”，[29]说明该地区佛教和其他宗教并行，且佛教势衰。其四，三摩呾吒（Samatata，属于孟加拉国吉大港专区库米拉县以及印度特里普拉邦）“伽蓝三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并皆遵习上座部学。天祠百所，异道杂居，露形尼乾，其徒甚盛”，[30]说明该地区婆罗门教、小乘佛教、耆那教等宗教并行，耆那教盛行。对比法显时期孟加拉地区的宗教情况，可以明显看出玄奘时期该地佛教势力大不如前。尔后，孟加拉地区政局在迦摩缕波国灭亡（650年）后陷入碎片化。孟加拉地区佛教正是在这种风雨飘摇下，开始了教义革新，催生了极具宗教融合性的佛教大乘密宗。
第一，迦摩缕波国灭亡（650年）百年后，以孟加拉地区为中心的帕拉国（756～1154年）开始崛起，逐渐成为西南丝绸之路印度段控制者。756～861年，帕拉国向东击败了作为迦摩缕波国后继者的沙拉斯德帕国（Mlechchha），[31]向西吞并了摩揭陀（Magadha，在今印度比哈尔邦）等地，控制了古印度中心华氏城。在系列征伐中，周边诸国纷纷向帕拉国“称臣”，帕拉国由此夺取了对北印度的霸权。
第二，作为守护印度佛教的最后一个强权国家，帕拉国崇尚佛教密宗，并积极将其向外传播。随着帕拉王国实力的增长，佛教密宗以摩揭陀为中心，不仅成功传入当时崇信婆罗门教的阿萨姆地区，而且沿西南丝绸之路向西藏和云南扩展。事实上，帕拉国历代国王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长期资助佛教寺院，维护了佛教圣地那烂陀寺的繁盛，修建了以研究密宗为主的超戒寺（Vikramashila，位于摩揭陀地区）、奥丹塔普里寺（Odantapuri）和索玛普利大寺（Somapura Mahavihara，位于今孟加拉国拉杰沙希专区）等寺庙。正是在帕拉国王室的资助下，帕拉国出现了一大批佛学高僧。
第三，帕拉国后期的两次中兴以及帕拉国灭亡后的佛徒迁徙，对西藏密宗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帕拉国在9世纪后期急速衰落，但其坚守住了作为佛学中心的摩揭陀南部地区，为佛教密宗继续发展提供了可能。其次，马西帕拉一世（Mahipala I，995～1043年）和喇嘛帕拉（Ramapala，1082～1124年）统治期间，帕拉国重整旗鼓，领地向孟加拉地区及周边拓展，佛教密宗也迎来辉煌。著名的赴藏僧人阿底峡，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帕拉国佛教教育系统的精心培养，成为一代宗师。再次，12世纪末帕拉国衰亡，“当斯时也，佛教得裴赖王（帕拉王）数百年之保护，大盛于其国中。回人尽杀僧侣，而火焚其寺……僧侣得免于死者，逃入尼泊尔、西藏”。[32]西藏佛教在经历朗达玛灭佛和阿底峡佛教振兴后，正需要人才，而帕拉国佛教徒迁徙满足了这种需要，加速了西藏佛教振兴。
第一，迦摩缕波国对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掌控，是早期西南丝绸之路佛教传播不畅的原因之一。4～7世纪，印度阿萨姆地区同时流传佛教与婆罗门教，出现了佛教国家和婆罗门教国家的斗争。最终，婆罗门教国家迦摩缕波国取得了胜利，统一了阿萨姆地区。阿萨姆佛教仍然存在，但是被排挤到边缘地位。相比于印度其他地区，印度东北部呈现出以阿萨姆为中心的佛教真空地带。随着迦摩缕波国吞并孟加拉地区的沙珊卡国，这一真空地带还呈现出向孟加拉地区延伸的趋势。此外，据法显、玄奘等僧人记载，佛教与婆罗门长期处于对立态势。《法显传》记载：法显在坐船由苏门答腊开赴广州的路上，“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诸婆罗门议言：'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道边。’”法显为自己辩护称“吾到汉地，当向国王言汝也。汉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33]方才免于被弃于荒岛。再比如，《大唐西域传》记载：“忽有异人持刃逆王……王曰：'外道何故兴此恶心?’对曰：'有五百婆罗门，并诸高才，应命召集，嫉诸沙门蒙王礼重。乃射火箭焚烧宝台，冀因救火众人溃乱，欲以此时杀害大王。既无缘隙。遂雇此人。趋隘行刺。’”[34]戎日王在统一北印度后对佛教恩宠备至，却由此招来婆罗门教徒记恨，甚至险些被杀害。由此看来，在婆罗门教王国迦摩缕波国立国期间，中、印不太可能穿越阿萨姆地区而展开大规模佛教交流。也就是说，当时中印西南丝绸之路佛教交流，除了有沿途凶山恶水和荒夷部落阻碍，还有迦摩缕波国婆罗门势力的威胁。
第二，伴随着我国西藏、云南本土强势政权的出现，西南丝绸之路佛教交流增多，形成了大唐、吐蕃、南诏、帕拉国的佛教交流。首先，在国力日益增强背景下，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等吐蕃赞普顺应社会发展以及王权集中需要，大力弘扬佛教。印度高僧寂护、莲花生、莲花戒、古萨诺，尼泊尔高僧香达，我国内陆高僧天寿、摩诃衍纷纷来到吐蕃传教。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密宗在792年吐蕃“渐顿之争”中获胜，掌握了吐蕃佛教发展的主导权，这体现了帕拉国在佛教密宗教育和传播上的成功。其次，一些南诏的历史与传说，表现了南诏政权对印度佛教的推崇。清释圆鼎《滇释纪》记载：“阿吨力、利达多、罗逻倚等七位高僧受到南诏王细奴逻（649～674年在位）邀请，由印度摩揭陀来到南诏传播佛法。”[35]这可能是印度佛教在迦摩缕波国覆灭后，与云南发生的最早的联系。再次，逻盛（674～712年在位）统治南诏时期，派遣大臣张建成从大唐带来了诸多佛教经典，证明了南诏佛教与大唐佛教的密切关系。
第三，佛教密宗的高度融合性，是其成功在西藏和云南传播的重要原因。受婆罗门教、耆那教等宗教的冲击后，佛教密宗广泛吸收其他宗教教义，成为佛教中融合性极强的教派。通过在帕拉国王室所支持的那烂陀寺、超戒寺、奥丹塔普里寺等寺院中修行，帕拉国密宗僧人掌握了较强的佛理思辨能力，这为帕拉国佛教密宗向西藏和云南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前弘期”[36]，佛教密宗在吐蕃境内快速发展，不仅击败了佛教其他宗派，还成功融入当地社会，实现了与吐蕃本土宗教苯教的分庭抗礼。“朗达玛灭佛”后，西藏佛教在帕拉国赴藏密宗僧人的帮助下，逐渐恢复元气。此后，西藏佛教密宗全面融合苯教，一举成为西藏的首要宗教。云南方面，由于缺乏史书资料，我们很难确认佛教密宗与南诏本地鬼神信仰有无发生冲突。但是，南诏阿阇梨教（云南佛教密宗）所带有的较强鬼神信仰特色，无疑表明了两者教义的成功融合。在大理地区，阿阇梨教吸收了少数民族信仰中的诸多礼仪、巫术。[37]
第四，帕拉国密宗僧人对吐蕃和南诏佛教有巨大影响。首先，帕拉国密宗僧人对吐蕃佛教的复兴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代表即著名的阿底峡尊者。982年，阿底峡出生于毗诃罗普尔地区（今孟加拉国达卡专区蒙希甘杰县）。藏文传记中说：“王曰善胜（或曰善吉祥、善德），正法代世，妃曰胜光（或吉祥光，婆罗门种），德同女宝。王有三子，长曰莲华藏，次曰月藏，三曰胜藏。”[38]阿底峡即二王子月藏，其母亲为婆罗门种姓的王后。这一时期，帕拉国在其国王马西帕拉一世（995～1043年）领导下重新崛起，收服了包括毗诃罗普尔地区在内的大部分孟加拉地域，阿底峡也因此成了帕拉国人。受到父母影响，阿底峡自幼广泛学习佛教小乘、密宗经典以及婆罗门经典。他学冠那烂陀寺和超戒寺，在声明、因明、工巧明和医方明（语言、逻辑、工匠技艺和医学）等内外两教上有极高造诣。作为藏传佛教发展的重要人物，阿底峡在《布顿佛教史》《青史》《汉藏史集》《后藏志》《土观宗派源流》《红史》等西藏文献中留有着传奇性记载，藏王意希沃迎请阿底峡入藏的故事更是在西藏家喻户晓。根据藏文故事记载，阿底峡在59岁时（1040年）来到西藏传播佛教，讲授密宗的噶丹派经义。他努力从事藏传佛教改革，将帕拉国佛教密宗僧人教育中的教理系统化、修持规范化等理念引入西藏，使西藏佛教得以重新崛起。由于阿底峡对西藏佛教贡献巨大，藏传佛教信徒将其称为西藏达赖、班禅格鲁派黄教的祖师，加以顶礼膜拜。其次，帕拉国僧人与南诏国佛教密宗的兴起有直接联系。《大阿摺哩段公墓志》及《古滇》中提到从印度到云南的密教僧人有赞陀崛多、杨珠觉、珠觉及菩提巴波等，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帕拉国僧人赞陀崛多。万历《云南通志》记载：“赞陀崛多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唐开成四年，839年），自西域摩伽国（即摩揭陀）来，为蒙氏崇信，于郡东峰顶山结茅人定，慧通而神。”永昌府《仙释》记载赞陀崛多“摩伽陀，天竺人。蒙氏时卓锡于腾冲长洞山……至今，云南土僧名阿叱力者皆服其教”。[39]赞陀崛多来到云南时，摩揭陀正属于帕拉国控制的核心地带。如果按照上文记载，赞陀崛多无疑出自帕拉国，并受到了南诏王室“蒙氏”恩宠。
总之，西南丝绸之路与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同为中印佛教交往大通道。公元4～12世纪，迦摩缕波国和帕拉国先后称雄印度东北部，控制阿萨姆和孟加拉地区，对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传播影响深远。随着中外考古技术的发展、相关古代文献文物的增多以及对文献解读水平的提高，印度东北部地区、我国西南地区的佛教史研究可用资料将不断增多，必将检验本文有关迦摩缕波国及帕拉国影响西南丝绸之路佛教传播的推测。
李晓，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 （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前言第11页。缅甸道属西南丝绸之路。
[2] 方国瑜：《方国瑜文集》第二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23页。
[3] 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
[4] 师觉月：《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姜景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
[5] 师觉月：《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姜景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
[6]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董志翘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94页。
[7] 转引自王韵《唐代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4期，第120页。
[8] 劲夫：《西藏佛教发展的几个阶段及特征》，《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第133页。
[9] （唐）慧超、（唐）杜环著，张毅笺释，张一纯笺注《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前言第9～10页。
[10] 转引自黄惠焜《佛教中唐入滇考》，《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第75页。
[11] 恩·克·辛哈：《印度通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7页。
[12] 毗耶娑：《摩诃婆罗多》，金克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0页。
[13] 恩·克·辛哈：《印度通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93页。
[14] D.P.巴鲁瓦：《孟加拉国佛教概况》，李荣熙译，《法音》1983年第4期，第23页。
15 Dineshchandra Sircar，Studies in the geography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India，New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1971，p.161.
[16] Indian History Congress，“Proceedings-Indian History Congress”，Volume 62，2002，p.136.
[17] Choudhury P.C.，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the People of Assam，Guwahati：Dept of Historical and Antiquarian Studies in Assam，1959，p.47.
[18] （南朝）沈约：《宋书》卷97《列传第五十七·夷蛮》，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85页。
[19] Bindeshwari Prasad Sinha，Dynastic history of Magadha cir.450-1200 A.D，New Delhi ：Abhinav Publications，1977，p.133.
[20] 孟加拉国家百科，http：//bn.banglapedia.org/index.php?title=
，2018年5月22日。
[21]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38页。
[22]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周国林注译，岳麓书社出版1999年版，第535页。
[23] Dineshchandra Sircar，Studies in the geography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India，New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1971，p.161.
[24] （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4、125页。
[25] （唐）玄奘撰，周国林注译《大唐西域记》，岳麓书社出版1999年版，第252、245页。
[26] Basak R.G.History of Northeast India，Extending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Gupta Empire to the Rise of the Pala Dynasty of Bengal （c.AD 320-760），Calcutta：Sambodhi Publication，1967，p.155.
[27]（唐）玄奘撰，周国林注译《大唐西域记》，岳麓书社出版1999年版，第533页。
[28]（唐）玄奘撰，周国林注译《大唐西域记》，岳麓书社出版1999年版，第543页。
[29] （唐）玄奘撰，周国林注译《大唐西域记》，岳麓书社出版1999年版，第541、542页。
[30] （唐）玄奘撰，周国林注译《大唐西域记》，岳麓书社出版1999年版，第539页。
[31] 根据阿萨姆境内发掘出的一块名为Hayunthal铜板碑文所知。
[32] 陈恭禄：《印度通史大纲》，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73页。
[33] （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5页。
[34]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董志翘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96页。
[35] 转引自黄惠焜《佛教中唐入滇考》，《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第77页。
[36] 从吐蕃第33任赞普松赞干布推崇佛教到末代赞普朗达玛灭佛之间的一段时期，被称为“前弘期”。
[37] 《南亚研究》编辑部：《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9页。
[38] 郑堆：《阿底峡大师早年生平考》，《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37页。
[39] 方国瑜：《方国瑜文集》第二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28、529页。
编 辑：丁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