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写给陶亢德的一封书信，短短200余字，2013年时却拍出了655万元的高价。之后，陶亢德的身世、他和鲁迅的交往等等，曾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和兴趣。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陶亢德其人。
鲁迅致陶亢德信
亢德先生：长期的日语学校，我不知道。我的意见，是以为日文只要能看论文就好了，因为他们绍介得快。至于读文艺，却实在有些得不偿失。他们的新语、方言，常见于小说中，而没有完备的字典，只能问日本人，这可就费事了，然而又没有伟大的创作，补偿我们外国读者的劳力。学日本文要能到能够看小说，且非一知半解，所需的时间和力气，我觉得并不亚于学一种欧洲文字，然而欧洲有大作品。先生何不将豫备学日文的力气，学一种西文呢？用种种笔名的投稿，倘由我再寄时，请先生看情形分用就是，稿费他是不计较的。此复，即请著安。迅，顿首，六月八日。这封手札的书法，真是太好看了。收信人叫陶亢德。是一位被现代文学史、编辑出版史忽略不提的作家、编辑家。此信后来拍卖出665万的高价，陶亢德的女儿在海外得信，说：这可能是“文革”被抄走没有归还的那封信。
陶亢德（1908~1983），谱名光燮，字哲庵，笔名徒然、哲庵、窒暗、孺牛、雪窗、某甲、一乙、文渊、甘为等等。浙江绍兴陶堰镇人。民国时期著名编辑家、出版人。先后任邹韬奋《生活》周刊编辑、《论语》杂志主编、《人间世》编辑等。他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界崭露头角，结识了文坛上众多的成名作家，同时通晓五六种语言。1935年9月与林语堂创办《宇宙风》半月刊，在上海创立人间书屋。他是林语堂在文学和办刊业务上的左膀右臂。其余如周作人、老舍、郁达夫、丰子恺、朱自清、郭沫若等一大批成名作家，都与陶亢德有过亲密接触。不过，很多作家写回忆录，都有意无意地隐去了这一段。陶亢德出身贫寒，早年在苏州绸缎庄做学徒，还做过丝织厂工人、青年会杂役、邮包公司跑街、运输公司押运员等，后来又跟着表兄到东北谋生。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却坚持自学，起初是写作、投稿，他发表处女作《废纸制造家》（刊于《红玫瑰》第2卷第46期，1926年10月16日出版）时，年仅18岁。这是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多署名为“陶哲盦”或“哲盦”，少数署为“露珠”或“窒暗”“侯霞俪”，发表的园地多为《小说世界·民众文学》《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商务印书馆旗下的通俗文学杂志，少量刊于新文学的重镇《文学周报》《语丝》。作品常从乡间琐事、旅居生活展开，表达了青年人的孤寂、迷茫与苦闷。走上文坛不久，上海《红玫瑰》杂志社就以按月付酬的方式约陶亢德写稿。此时陶亢德的小说创作不再拘于一己经验，而是逐步尝试带有实验性的手段，写法更加多样，出现了书信等体裁，题材也更加丰富，开始描写恋爱及婚姻主题。他在文坛崭露头角，创作的路子和叶圣陶很相像，关心现实，关心人生。1933年4月，他在编辑领路人邹韬奋的帮助下，出版了《徒然小说集》。这本集子里只收了八篇小说，题材涉及城乡两方面。农村生活题材，如《驴》写农民受欺而杀人，《如仁先生》刻画了一名无聊的乡镇政客，《仲篪先生》反映了小镇知识分子的沉沦，《瑛妹》则写了农村妇女婚姻的不幸。城市题材，《阿保》写了童工的悲惨，《两男一女》描绘苦力的性苦闷。他的作品还带有自传性质，如《过年》里能干的贤良嫂显然带有作者母亲的影子。邹韬奋为这部小说集所作的序言，分析了陶亢德创作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陶亢德的小说受到契诃夫、高尔基的影响，对底层人民抱有极大的同情，同时对豪绅阶级给予揭露与讽刺。此外，其杂文辛辣幽默，紧贴时代脉搏；散文则温馨朴实，富于情趣。创作的同时，他还自学不辍，最后达到了通晓五六国文字的地步。作为编辑，陶亢德从事办刊的时间，也就十五年左右。研究者将之办刊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活》周刊时期。1929年，文学青年陶亢德与苏州东吴大学学生王坟（朱雯）等成立白华文艺社，共同创办社刊《白华》旬刊，他们得到时任东吴大学教员的苏雪林的热心帮助与大力指导。《白华》共出8期即停刊，其间他曾以笔名“岂文”写过一篇小品。1930年农历新年后，陶亢德随表兄北上沈阳，仍替《红玫瑰》等刊物撰稿，又用“徒然”笔名向上海进步刊物《生活周刊》投稿，受到《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欣赏，聘为特约通讯员，为该刊撰写了多篇东北通讯。这一时期，他的小说将东北沦陷作为主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陶亢德离开沈阳，南下上海，不久即正式加入生活周刊社，开始了专业编辑的生涯。自1931年秋至1933年夏，陶亢德在生活周刊社工作近两年，先接替原由邹韬奋执笔的“读者信箱”栏，既写又编，又负责“望远镜与显微镜”专栏，以“徒然”笔名写了大量时评文章，此专栏后来曾在生活书店结集出版。这是陶亢德办刊生涯的开始，也是他编辑经验的积累时期。《生活》杂志原是邹韬奋所就职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1926年他以职教社编辑股主任身份接编，几年间，《生活》的发行量就由2800份上升到近16万份，创造了出版界的一个奇迹。《生活》的奇迹缘于邹韬奋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不论学历看能力，不看是否留洋看水平。“许多得力的干部，其学识能力都能超过任何受过国内外大学教育的人，都是由考取本店练习生升起来的”。因此，没有学历的陶亢德得以进入已经如日中天的《生活》编辑部，并且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依靠个人努力担任《生活》周刊的编辑工作。在《生活》周刊的近两年时间里，陶亢德耳濡目染，练就了从编辑到约稿、从读者到广告等一整套办刊绝技，尤其是其以后在“论语派”的办刊实践中运用的办刊策略，可以说颇得韬奋先生的神髓。不过，有研究者发现，关于邹韬奋先生的出版工作研究，较少或不提陶亢德。这大概和陶亢德后来曾经“附逆”有关。1932年7月，《生活周刊》被当局禁止邮寄发行。1933年1月，陶亢德受托独立编辑发行《星期三》周刊，至当年7月停刊。
1933年7月，邹韬奋因受当局迫害而出国，行前介绍陶亢德到申报馆“上海文库”任职。同年秋，陶亢德又应林语堂之邀，并经李公朴介绍，助编《论语》半月刊至1936年春。这时期，他与鲁迅等文坛名家多有来往。1934年，陶亢德还曾与小说《风萧萧》的作者徐訏编辑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杂志，至翌年年底终刊。1939年办《宇宙风乙刊》，苏雪林依旧是支持作者。
1948年8月至1949年2月，陶亢德在上海编辑了四期《好文章》杂志，在其第三期（1948年11月出版）上，曾以“怡然”笔名撰写长文《模范编辑邹韬奋》，透露了当年生活周刊社许多外人无法知悉的内情。
陶亢德编辑的《北平一顾》。手写署名“俞铭衡”即俞平伯。印文“平白（伯）之章”，可见是俞平伯藏书。第二阶段，和林语堂搭档。1932年9月，林语堂在上海创办《论语》，因定位准确，销量猛增，很快成为文学刊物的翘楚。1933年10月，由于邹韬奋向邵洵美的推荐，陶亢德接替林语堂成为《论语》主编，自第二十七期至八十四期，历时近两年。《论语》格调也为之一变，但销路还是很好。担任《论语》主编，陶亢德显示出不凡的实力。而林语堂对刊物持有的中间姿态，也深合陶亢德对于办刊的理解，二人惺惺相惜。因此，当林语堂不久在1934年4月创办《人间世》来提倡“袁中郎式”闲适小品文的时候，陶亢德又兼任了《人间世》的编辑，与徐訏一起成为林语堂的左膀右臂。《论语》和《人间世》的编辑经历，使陶亢德在三十年代的期刊界崭露头角，更重要的是结识了文坛上众多的成名作家。比如当时执左翼文坛牛耳的鲁迅。鲁迅1934年5月25日在给陶亢德的一封信中诉说心境，“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量，曾以为不妨滥竽其列，近来稍稍醒悟，已羞言之”。其余如周作人、老舍、郁达夫、丰子恺、朱自清、郭沫若、冯沅君等一大批成名作家，都在此时有了接触。但美中不足的是，《论语》与《人间世》这两份刊物分别为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公司和良友图书公司发行，林、陶只是负责编辑，随着刊物的壮大发展，于办刊方针上与老板多有分歧，并不能完全施展拳脚。于是林语堂提议单独创办一个刊物，自己当家作主。正如林语堂后人林太乙的回忆，“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脱离旧刊而另出新刊。《宇宙风》即是为此产生的。”陶亢德编辑的《论语》“逃难专号”。封面图为丰子恺漫画。第三阶段，从《宇宙风乙刊》的创办到抗战结束。上海“孤岛”时期创办的《宇宙风乙刊》，延续了《宇宙风》原来的风格，陶氏办刊的名声也让他继续拥有原来的大批作家，甫一创办，便“销路激增，存书均告售罄”。这一时期的上海，短期内在不大的读者市场出版的杂志就有二百多种，但这些刊物大多短命，一般都是几期，甚至一期就夭折的也不少。而《宇宙风乙刊》则自1939年3月起，到1941年12月上海全面沦陷止，历时两年九个月，出版共56期，成为最长命的的一个刊物。就作家层次、读者数量、刊物影响等方面而论，《宇宙风乙刊》在文学期刊里面堪称独步。同时，陶亢德又开办了亢德书房，在'孤岛'出版文学、翻译、时事等类书籍。1935年9月，27岁的陶亢德和林语堂共同出资创办《宇宙风》，资金各出一半，每人250元。自己的事业，陶亢德自然分外卖力，打算以此为契机，在出版界大展宏图。功夫不负有心人，《宇宙风》创刊不久，便达到了四万五千份的销量，在当年排在《生活》周刊和商务的《东方杂志》之后，位居全国杂志第三，也是文学刊物的冠军。而此时的林语堂因国内时局日益危急，英文著作《吾国吾民》又在美国一炮走红，便在1936年夏天做起了到美国定居的打算，并在是年8月10日离国，其时距离《宇宙风》的创办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林语堂的离去对《宇宙风》的影响并不大，刊物的大部分事务工作，早已由陶亢德负责了。林语堂8月10日赴美，其兄林憾庐加入《宇宙风》编辑，这让陶亢德感觉很不好，一来他觉得《宇宙风》是一个初办的小机构，不便安插闲人；另外觉得林语堂也许是对他不信任。不久，抗战军兴，《宇宙风》不得不广州、桂林的到处转移，出版不稳定，陶亢德辗转到了香港，流离中尚编辑《宇宙风·逸经·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可见当时不仅大学合办，刊物也有合办者），与简又文合办《大风》等刊物。1939年初，陶亢德从香港返回上海，提出分家，他另办《宇宙风乙刊》，算作副牌，《宇宙风》正牌则交由林憾庐在桂林出版。名义上还是一家，实际上分灶开伙，各吃各饭。从《论语》到《人间世》，再到《宇宙风》，随着“论语派”三大刊物的发展，陶亢德也从《生活》周刊的无名小编辑成为上海杂志界响当当的人物，完成了从编辑生手向编辑名家的转变。对于整个新文学期刊界来说，林陶之间的合作也称得上是一段佳话，也构成了陶亢德办刊生涯的辉煌时期。《贾泰来夫人之恋人》（即《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译本于《天地人》首次连载。《天地人》里排名第二的重头作品，要算是许钦文的连载《小桃源日记》。许钦文那段“无妻之累”的牢狱之灾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公案，许钦文逮着个杂志就喊冤，文笔却极好，《人间世》《逸经》《谈风》《天地人》都愿意登，最终结成单行本《无妻之累》。陶亢德未出版的回忆录里，有关于老舍先生和《骆驼祥子》的叙述：1964年我在西安一个商场的书店里看到老舍著《骆驼祥子》，禁不住从书架上抽下来。我说“禁不住”，因为我与此书有些关系，甚至可以说我是“祥子”的收生婆。《祥子》在解放后出了新版本我是知道的，但没有买来过。现在，他乡遇故知，自然禁不住要看一看了。谁知不看犹可，一看却不觉呆了。新本卷首有篇叙文，开头有如下的一句（手头无书，只凭记忆）：“这书不知怎么在上海出版了。”这句话与事实大不相符。当时就想写封信问问老舍：是您忘了，还是你有不便据实写来的苦衷？但后来再想想，他之所以如此云云，也许还是心存忠厚，笔下留情呢。而且更想想，世事大抵如此，又何必认真。因此也就“一笑置之”了。……借来《骆驼祥子》的新新版本看，看了卷末的《我怎样写<骆驼祥子>》，其中有些显然作者记错的地方，想不妨写下一些作为“史料”。我已无老舍来信，《祥子》最初版本及再版本和《宇宙风》又都无存书在手，但我所说的是真实的，若要证据，原稿全部原在我处，现在则在上海文物局云。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中说，“三十五年九月，《祥子》开始在《宇宙风》上作为长篇连载……刚刚入夏，我将它写完，共二十四段，恰合《宇宙风》每月要两段。连载一年之用。”……老舍为《论语》《人间世》写稿别的不说，长篇有《牛天赐传》就发表在《论语》。《牛天赐传》结尾中似有可写续篇之意，或作者给我写信中说起过拟写续篇，所以决定办《宇宙风》时，我原约老舍写《牛天赐传》续篇，但老舍赐以《骆驼祥子》，每月两段，稿酬是八十元一月，实甚菲薄，但在我这“小本经营”，却已经尽力所及了。据我记得，老舍告诉我《祥子》为他最满意之作的信上，是说它乃是他的“扛鼎”之作。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扛鼎”一词，我实际并不完全懂得其意，猜想是用力之意。大概在刊物编后记上有祥子为老舍先生“扛鼎之作”一句，也可能后来出单行本的广告上亦有之。在有关解放前生活经历的那部分回忆录里，陶亢德写了专门一节，谈《骆驼祥子》与人间书屋。他说——“给《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写稿的作家中写得最多的要算老舍，别的不说，三个杂志仅有的两个长篇——《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就都是他的作品。“我和老舍除了编辑和作家之间的关系以外，另有一种书籍出版者和作家以及合伙办出版社的关系，这个出版社社名为人间书屋。人间书屋这四个字记得就是他写的。“《宇宙风》本来不想登小说的，当然也不一定不登小说。《骆驼祥子》这本小说之发表于第二年开始的《宇宙风》，在我，是有一个助成老舍专事创作的心愿的。那时他在齐鲁大学教书，有次信上谈起他想只搞创作，但零星卖文，即使哪怕事实上能够篇篇卖钱，也总觉得不能安心。我就向他贡献了一个意见，说假若《宇宙风》能按月付他百元左右的稿费，是否足以作他去做一个职业作家的生活底子呢？商量结果是《宇宙风》从二十五期起登他一个长篇小说。每期四五千字，每月致稿酬八十元。双方一言为定。《骆驼祥子》先在《宇宙风》发表，后由人间书屋出版单行本，再版过几次。老舍在《骆驼祥子》一稿上的收入有多少，我无账可查，但总数是相当可观的。“人间书屋出版了老舍的《骆驼祥子》《牛天赐传》的单行本。封面设计一是陶亢德自己操刀，一是请钱君匋出手。“我办人间书屋有我个人的理想或妄想或幻想。那时代小出版社的困难之处在于自己没有分社，出的书必须请各地书店代销。代销处普遍照书的定价七折给出版社，就是一本它售一元的书，出版社只能收到七角。这一点倒还不成大问题，羊毛出在羊身上，出版者早已打好算盘，这个七折是在定价的计算中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个七折的书价也是不容易收来，代销处规矩些的，欠你一个时期，不规矩的简直卖去了书也不给你书款。这种情况吃亏的当然首先在出版者，即使出版的书销路不坏，也可能因欠账多而折本。其次是读者，本来至多八角钱的书，必须花到一元。但是代售的中间人是不是一定是剥削者呢，也很难说，如果他不拖欠出版者一下，因为他代售的十本书可能只售去五本，甚至二本三本。他若收到代销书即如数算清书价给出版者，就有蚀本的危险。' 所以我想来，使出版者和读者两利的办法是由读者直接向出版社购书，这使书价可以定得比必须经过代销处的低，同时又免了吃欠账的亏。这样计划之后，我就写信给老舍，告诉他我的设想，请他合伙，就是他出稿子我出印费，如有利润，一归于读者——书价较低；二归于作者——版税较高，至于我这个资本家呢，情愿出资之外，再贴人力，但这不取分文。老舍复信赞成，编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樱海集》给我。我写了一个人间书屋缘起登《樱海集》预告于《论语》，一面赶制牛皮纸寄书封袋。在印制寄书封袋时，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读者向出版社直接函购书籍，已经要付出寄书款的邮费八分，但不用汇款费，因为我规定邮票可以代替现金，不打折扣；但是寄书给他呢，寄费归出版社，不过为了避免损失，最好是挂号，但是这挂号费由谁负担呢？由读者吧，一本书的价钱也许一二元，大都几角钱，买一本几角钱的书要付一角二分挂号邮费，在读者当然不愿意；归出版社负担吧，我们的书价除成本版税以外，没有加进别的费用，倘若加上一角二分的挂号邮费，那书价不仅不能比较便宜，实际反而比一般昂贵了，决不能这样。怎么办呢，我决定定下这一条：书籍如果遗失，免费补寄。对这个办法，当时在办上海杂志公司的老板、出版家张静庐先生，有一次看见我时曾说，‘陶亢德你发疯了，书遗失而照补不收费！’我对他说，‘我相信一百个读者之中，不会有一个收到了而说没收到，即使难免有这种人，我也只要多印一二十本以备用就是了。损失也有限得很。’结果到底有没有人来补，我已经记不得了。但即使有，也一定不过一二，因为如果要求补寄的太多，就一定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不会一点不记得了。“《樱海集》的内容极佳，读《论语》的人又一定爱读老舍的作品，《论语》至少有二三万读者，《樱海集》登《论语》的广告效率实际比登销行量在十万份以上的申新两报要好。函购《樱海集》者络绎不绝，我一个人装袋揿钉来不及。当时恰好有一个闲居在上海的堂兄，我就烦劳了他代装代钉。《樱海集》初版印了多少，究竟直接函购者有多少，我都无账可查，记忆力又坏，无从回想，但是成绩一定不坏，否则不会接二连三的继续出版了。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中谈到关于小说的刊登和出版：《祥子》的运气不算很好，在《宇宙风》上登到多一半就遇上七七抗战。《宇宙风》何时在沪停刊，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祥子》的全部登完没有。后来，《宇宙风》迁到广州，首先把《祥子》印成单行本，可是，据说刚刚印好，广州就沦陷了，《祥子》落在敌人手中。《宇宙风》又迁到桂林，《祥子》也又得到了出版的机会，但由于邮递不便，在渝蓉各地就很少见到它。后来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纸型买过来，它才在大后方悄悄活动开。“老舍……处处都搞错了。《宇宙风》离沪迁广州出版时，《祥子》已经全部登完，时间还在1937年秋，老舍其时还在汉口，沪汉邮件不断，他不至于不知道《祥子》全部登完没有。……《骆驼祥子》单行本的出版，它不是在广州印成的，而是在上海。广州沦陷之后，《宇宙风》迁到香港，迁桂林是香港被日军占领之后的事。去桂林的是林憾庐。换句话说，《骆驼祥子》未曾在广州桂林出版过。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之得《骆驼祥子》纸型，不是买过去的，是我不取分文奉送予老舍的。那时候我在香港，有一天接老舍来信，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希望借纸型印《骆驼祥子》，问我条件怎样，我说纸型可以奉送，不过寄费却要照算，因为他是人间书屋的合伙人，《骆驼祥子》的纸型有他一半的份，寄费则港渝航空邮递不便宜，不能不算。总而言之，照事实，《骆驼祥子》的出版经过，老舍不可能不知道，但据他的文章看来，却似乎他始终蒙在鼓里。我实在不明白他何以健忘至此。这事情有一次同一个朋友谈起，他有一个绝妙的解释。他说：会不会《我怎样写<骆驼祥子>》的那篇文章不是老舍写的。我从1963年在西安所见的《骆驼祥子》解放版序文中的‘不知怎样在上海出版了’，到《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中的把纸型买过来的前后一贯的态度看来，老舍一定有他的用意，不可能是由于记忆错误或记忆糊涂了。从下面一则我在无意中见于《新文学史料》的材料，可以给人一个旁证。“那是老舍参加北方慰劳团离开重庆后，几个人闲谈中，吴组缃谈了老舍的一件事情。他说，老舍临走时将东西存在了他住处，曾一而再再而三叮嘱不要让任何人翻他的那个篮子。吴组缃说倒是由于老舍的再三叮嘱，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一心非看那里边存着什么东西不可了。他翻检的结果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也没有，只有一个小包，包了四五层纸，一层层打开后。是一本人间书屋印行的《骆驼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