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善骁·越城区为什么落后于绍兴县
昨天《晨鸟之歌》发表谢善骏的《筹建绍兴市越城区》一文后，不少读者写下留言或发来微信，谈到对建立越城区利弊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都已是马后炮，即使是金玉良言也已成为事后诸葛亮，但对于探讨改革道路、总结历史教训，仍不失为良言益语。
从留言和来信中，对于建立越城区的决定以及建成后的利弊得失，众说纷纭，似乎公婆说得都有道理。言“利”者多是论及越城区的定位及核心作用，而言“弊”者则是认为越城区区域规模太小，职能和功能不全，在后来绍兴县的强势面前，出现了强县弱市的倒置现象。有人直言不讳地说，建立越城区是个错误的决定，甚至认为应该在整个绍兴设立山阴、会稽两区
对于少小离家的游子来说，我对此两种意见难以选择“√”或“X”。然而人走魂未走，故乡情结一直挥之不去，加上长期与越城区、绍兴县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多少还有一点发声的资格。我依然坚持我的两点一家之言，即：一，建国以来，曾经显赫千年的绍兴府仿佛成了一块面团，被一个个轮番上岗的面包师，漫不经心地揉捏着。七十年间的行政建制的改变，大概已经超过了千年的历史沿革。二，越城区的建立，是一次对绍兴历史原貌的重大恢复，也对今天的绍兴大市得以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
历史上山阴、会稽一城两县的千年越韵，已经不可能再起炉灶，而一家独大的绍兴府也无法再度浮出水面。因此重返历史不仅是奢谈，而且也非昨天的绍兴县政府和今天的绍兴市政府权限所及。至于历史原貌，指的是十万人口的小城绍兴，切莫小觑城小，核心作用不在于区域大小，当年范蠡所建的“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又有多大？今天首都的十六个市辖区中，东城区、西城区都是小区（合并前的两区则更小），但“东富西贵”的两个小区自古到今，一直是大京都的领头羊。
强县（原绍兴县）弱市（越城区）局面的形成，并非是越城区建立所造成的后果，而是时势造英雄的结局。改革开放的大潮，使“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绍兴县，最快成为敢为天下先的弄潮儿，而这正是本为领头人的越城区可望而不可求的。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奥秘呢——回顾绍兴县的发展历程，到今天已不复是什么“奥秘”了。
强县弱市、县进市退现象的根源，窃以为是由三个因素叠加而成：一是文化因素，二是英雄因素，三是干部因素。无需夸夸其谈什么大道理，只要诠释绍兴县独创的（被我称之为）“杨汛桥模式”，或许就能窥一斑而见全豹，观滴水可知沧海。
就在越城区诞生的时候，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已经在神州大舞台拉开帷幕，为一个以农为本的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极好的时机，特别对于那些农业大省来说，更是一个发展经济和铸造辉煌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部通向富裕幸福之梦乡的天梯，公平而公正地停放在每个地区、每个企业和每个人的面前。“要充分利用象黄金一般贵重的瞬间机会，并牢牢握住唾手可得的每一件美好的事物，这才是人生中伟大的艺术行为。”英国诗人、评论家撒弥儿·詹森的话，像白云一样明白，清泉一样清晰。然而某些掌管一方的领导，“对待机会一如孩童在海滨那样；他们让小手握满了沙子，然后让沙粒落下，一粒接一粒，直至全部落光。”（陶玛士·钟斯）他们在大好形势面前，不是麻木就是畏难。诚然，要攀登这一天梯谈何容易，需要勇气，需要智慧，更需要精神。而在居住于一个资源小省的浙江人看来，改革开放政策无异于从天上掉下了百万英镑。
改革开放之初，“步鑫生现象”、“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相继问世。在各种“模式”驱动下万马奔腾的浙江县域经济中，一匹不入流也从未被人看好的小黑马，出其不意地在世纪之交杀了出来，向世人讲述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经济神话。
在绍兴县西北角与杭州的交界处，有一个面积不足3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过3.3万的杨汛桥镇。这是一个一直拖着绍兴县经济发展后腿的包袱，直到1992年在绍兴全县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排名中，杨汛桥还居于最后几位。
仿佛在一夜间破解了致富魔方的密码，杨汛桥在短短的十二年中完全更换了小镇的舞台背景。小区别墅替代了泥墙农舍，水泥大道埋没了泥泞小路，偏僻落后的农业穷镇一跃为工业强镇。随着工业化的突飞猛进，杨汛桥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镇内七家国内外证券市场挂牌上市的公司，更是创造了中国上市公司第一镇的奇迹。
“杨汛桥现象”的横空出世，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持续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江浙一带乡镇企业独创的工业化模式和撤乡建镇的决定，为杨汛桥发展提供了天时地利的难得机遇；地域独具的杨汛桥文化和精神，又使杨汛桥发展具有可能。
地处杭州、绍兴、萧山“三角地带”的杨汛桥，长期受着三地传统文化和民风人品的深刻影响，杂交出一种独特的本地文化和民风。杨汛桥人的人文性格不同于杭州南宋皇族的安乐文化和杭人温柔平和的性格，不仅融进了绍兴衙门师爷的刀笔吏文化和越人刚强执著的性格，更深受萧山乡民在与钱塘江大潮长期周旋中形成的放得下、提得起的沙地文化熏陶，具有萧山人那种吃苦耐劳的性格、强烈的商品意识和诚信的合作精神。
杨汛桥文化，归根到底，是一种开放、包容而又敢为天下先的平民文化；在改革和发展的洗礼中，杨汛桥人形成了一种“永不平庸、永不放弃、永不满足”的“杨汛桥精神”。“永不平庸”体现要么不干、干则一流的创业理念，“永不放弃”体现认定目标、执着追求的意志品质，“永不满足”体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想信念。杨汛桥人以这种精神创新创业，使小镇在短短十年内以独特的风姿崛起于稽山镜水间。
在杨汛桥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出现重要转机的时刻是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一批身无分文的杨汛桥木工和泥瓦匠，第一次离开祖辈守业的土地，被铁道部武汉大桥局招工到武汉搞建筑。自从这批闯过码头初见世面的农民建筑工返乡后，小镇的灯烛就难有熄灭的日子了，人们通宵达旦，开始认真地思考起小镇的命运，兴奋地探讨着发家的办法。改革这个十分新鲜的名词，成了穷乡小民最时髦的口头禅；而另一个充满无限魅力的名词——创业，也悄悄地在他们的脑海扎下了根。小镇的乡民不再甘心于长期与穷为伴了，他们在杨汛桥悄悄起步，合伙创建企业，或者参与乡镇集体企业的创办。也就在这一过程中，第一代杨汛桥企业家逐渐浮出水面，形成了杨汛桥最初的企业家人力资本。
杨汛桥企业家的幸运，还在于他们遇到了三任实干笃行并勇于对“私有制”产权发起冲击的镇领导。正是这三任领导紧紧抓住了三次历史性的机遇，实现了在当时还被认为不可思议的大胆跨越：第一次抓住“星火计划”，产生了“列题一项，致富一方”的星火效应；第二次抓住“南巡谈话”，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第三次抓住了“产权制度改革”，造就了民营经济在资本市场的“杨汛桥现象”。打造“杨汛桥板块”，并非一蹴而就,镇政府制定政策的延续性，为板块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尽管每一届镇领导在具体工作思路、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思路上相通，工作上相连，“前任规划，继任者实施，后来者将其做大做强。”
自古以来，在勤奋智慧的浙江人中，义乌人沿袭着祖辈穿街走巷经营的“鸡毛换糖”小本生意，奉化人以一手精湛的裁剪手艺忠诚地为他人制作着做不完的锦绣衣衫，而绍兴人则坚定不移地固守着传统的“老三缸”——酒缸、酱缸、染缸。为了养家餬口，或为了淘金发财，一部分敢于吃螃蟹的浙江人循着乡人前行的足迹，走出了家门，走出了国门。绍兴人的飞翔轨迹仅仅局限于沪杭，主要栖息地是大上海；而温州人却不一般了，他们不飞则已，一飞就越洋过海，旅居海外。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得心应手的温州人率先扬帆出海，穷乡僻壤的义乌人一飞冲天，见过世面的奉化人勇闯码头，白手起家的萧山人奋起直追。而以杨汛桥人为代表的的绍兴县人也不甘落后，创造了一轮新的奇迹。
然而笃信于“喝墨水”的越城人，从没有受过沙地文化的熏陶，继续徘徊在刀笔吏文化的囧途。鱼米之乡的天然环境，相对富足的生活条件，以及小心谨慎、小富即安的遗传基因，使城里人鲜有独闯天下的勇气和胆量，尽管不乏吴用那样的智多星，却推不出几位晁盖般的领头人。对于越城区的干部，身在异乡的我无从了解，然而与孟柏干、冯建荣、李月兔、吴越等一些绍兴县领导的多次接触中，则是深切感受到了农村基层干部那种踏实苦干、不尚空谈、团结协作的作风，以及敢为人先、追求卓越、从不止步的精神。
不过，话再说过来，其实越城区并不落后，城里人也在连创辉煌。放眼全国，如果大江南北的所有城镇，都能达到越城区的文化、经济水平，那么中国将会是一幅何等繁荣幸福的画图。只是身居越城，或家在故乡，或许对家乡的那片土地有过多的期望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