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葆琛：怀念父亲梅兰芳（五）送我离港赴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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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我离港赴重庆
当时在受难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徐广迟老先生，他原是中国银行总经理。1941年11月在香港开会，由于患病而没有来得及回重庆。日军占领香港后，指名要搜捕他。由于冯幼伟先生的介绍，徐老来到我们家，我父亲热情地接待他，冒着风险，让他藏在我家安心养病。不久，他病体就痊愈，恢复了健康。
有一天，他到我父亲的房中，恳切地说：“你我之间虽是一面之交，但早已久闻大名，现在更了解到您的品德高尚，为我受累不浅。最近我已托友人取得一张化名的临时通行证，明日，我将赴广州湾返回重庆，您今后有什么困难，尤其是您的孩子如果能逃往重庆去，我会帮助他们继续求学。您此次救我一命，您的恩情我终身不忘。”翌晨，他离开我们回重庆去了。
不久，香港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当时日军正向南洋一带大举进攻，由于兵源不足，我们听说在香港强拉不少中国青年来补充他们的军队，充当炮灰。父亲为此而忧心忡忡，不得不考虑我们兄弟的问题了。
一天晚上，我们已上床入睡，父亲来到我们房中把我们推醒，商量我们的去路。他说：“你们俩此次留在香港，本想让你们在新的环境中自立成人，不料反而使你们失学了。对此学业前途问题，我已考虑了好多日子。目前，日军又在各处拉夫，你们的处境是很危险的，如果日本人将你们拉走，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正巧有顾兰荪、钟可成等老友要去重庆，他们用了不少钱多买了一张去广州湾的船票，我想让你们中先走一个，不过，路上是比较危险的，随时有丧失生命的可能……”父亲决定先让我走，等我安全到达重庆之后，再让我五弟走。因为，万一我出了事，还有一个留着。总之，他要我俩从这虎口中逃出去。接着他还和我们商量是愿回上海，还是去重庆？父亲又对我说：“你不是恨日本人吗？现在先让你一人去重庆好不好？”我听了很激动，当时答复父亲，我决定去重庆，因为重庆在当时是抗战的大后方。到了那里，我也可以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去锻炼自己。
父亲开始给我准备必需的行装及生活用品，还给我一张1941年夏全家在香港拍摄的相片，让我想家时拿出来看看，以解思念之情。临走前的几个晚上，父亲总是要嘱咐我很多话，告诉我年轻不懂事，在路上要听顾老伯的话。他最后又对我说：“你到了重庆要先考学校，考取入学后要用功念书。虽然你在香港锻炼了一个时期，可还是太嫩，在学校与同学相处要分清好坏。在生活上是很艰苦的，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要经受得住。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请徐广迟先生帮助，但切不可多麻烦人家，我的话你懂了吗？主要是要靠自己去克服……”话未说完，只见父亲的双眼已被泪水湿润了。我心中也涌起了一阵难以克制的激动，对父亲这一番语重心长的嘱咐，我要牢记在心间。
3月初,我终于一个人走了，我初次离开亲爱的父亲，独自随同顾老伯等人登上轮船，离开香港，经过长途跋涉，历经2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重庆。
在重庆我考入了广益中学，学校在重庆南岸黄角桠，是个较朴实的教会学校，操场上有座小山峰，山顶上有一座文峰塔。初次离家，人地生疏住宿在校，课毕休息时，常有同学陪同爬上小山，站在塔旁，遥望着对面山城重庆。当我听到长江内轮船的汽笛鸣叫声，使我仿佛又回到了香港、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当我看到长江码头内的情景，不禁心潮起伏，向着东南方暗自思踌。父亲现在的情况怎样？不知他怎样在日寇的铁蹄下过着痛苦的生活？我默默地祈祷，愿父亲能战胜敌人的诡计。我更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念书让父亲放心，胜利最终会到来的，我不久将会回到父亲的身边。
后来，由香港逃到重庆的中国银行周克昌先生来告诉我，当我走后，日本军部要请父亲在他们举办的“占领香港庆祝会”、“东京繁荣庆祝会”及汪伪政权“还都庆祝会”等各种名目繁多的庆祝会上唱戏。经过多次交涉，费了不少唇舌，老友们也想了不少办法，最后以梅先生有心脏病为由才推掉了这些演出。
当时，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几十人住在一间屋里，条件很差，铺板上臭虫很多，一到夜间就爬出来袭扰。有一个同学被咬得实在受不了，从驻在学校操场上的美军基地中偷来一脸盆汽油，在油灯的照明下，往铺板上洒，我那时还没有睡着，见到这种情景，刚要开口提醒他小心失火，只听到“砰”的一声，铺板便烧了起来，他扔下脸盆就往门外跑。我连忙大叫：“着火了！”并马上用棉被去扑救。等同学们都跑出火海，我已被烧伤了，老师们赶到后，立即送我到美军医院去抢救，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才出院，为此我得到学校的表扬。
这件事故我怕父亲担心，所以一直没有去信告诉他。后来我回到上海后，当父亲看到我脸上、手上、双臂的伤疤时，我才告诉他。我得到了父亲的夸奖，他鼓励我说：“年轻人应该有这种牺牲精神，你要继续保持下去。”
不久，五弟也随来贵阳念书，他和我说起那天我乘船离港时，父亲和他站在窗口，久久地注视着山下海港中那艘拔锚启航的轮船，直到船影消失在天水间，父亲才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呆呆地望着日历——1942年3月5日。
从此，我和五弟离家历时4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们几乎与父母亲没有什么通信往来，我们过着孤独的生活。
那时，我在重庆广益中学念书，五弟在贵阳清华中学念书，我们的生活费用靠冯幼伟先生在重庆结存的一些薪金来维持，为数只够交学费之用，至于零用钱几乎没有。我的眼睛越来越近视，在课堂上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影响了学习成绩，可就是没钱配副眼镜。虽然各方面都很艰苦，但我每当想起父亲的教诲，就鼓励自己不要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
那时的重庆，虽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大后方，但一点抗日气氛也没有，国民党的官僚们和各式各样的投机商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发国难财，而老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一些有为的青年、抗日志士，也都觉得胜利渺茫。在学校中的生活更为清苦，吃的是平价米，其中一半是小石子、稻壳和石灰渣子。但有钱的同学，还是过着奢侈的生活。每当大部分贫寒的同学一谈到抗日，就要受到他们的讽刺挖苦。记得有位名人的公子上学时，坐小汽车，每月还要有几千元的零用钱，而我们每月只有100元零用钱，连买学习用品都不够。有一次上课时，由于我的鞋子破了，鞋底脱落，我无意识用手摸了一下，被校长看见了，硬说我上课不注意听讲，并将我罚出课堂。事后还得叫我向他道歉，真是有苦难言。
到1944年，我由重庆转学到贵阳清华中学，与五弟在一个学校读书，以便相互之间有个照顾，这对我俩确实添了几分安慰。我在那里读了一年多的书，离我毕业还有半学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终于胜利了。半年后我高中毕业，即动身返回上海。